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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波兰政治团体就复国后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实际上有两种主张:一派以国家民主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将少数民族波兰化，将波兰建设成为一个民族成分单一的民族国家。
而另一派则是以波兰社会党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他们主张宽待少数民族，将波兰建设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
少数民族政策理念之争
国家民主党在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选择的是民族利益。他们认为波兰民族应该是未来波兰的主体民族同时居于领导地位，其他民族都应该居于从属地位。
这一主张意味着少数民族在波兰社会中的边缘化，意味着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波兰化，意味着对犹太人的隔离同时，还意味着在削弱德意志人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同时还要实现德意志人聚居区的再波兰化。
国家民主党提出重建民族国家的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驱逐中东部的德意志人和犹太人同时实现西部地区的波兰化。国家民主党要求是通过兼并格但斯克、东普鲁士以及立陶宛的一些地区，从而获得欧洲大国地位。
后来担任波兰宗教信仰和国民教育部领导人的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教授认为，波兰收复波莫瑞和西里西亚波兰人聚居后，当德国再次向东部扩张时，波兰就可以在西部和北部一线构筑堡垒阻击德国。另外，为了发展经济，波兰还需要至少一个出海口。
因此，国家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是将前普鲁士地区去德意志化或者说是要将这一地区再度波兰化。具体措施包括驱逐德意志人、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德意志人的土地及逐步摧毁德意志教育系统。
30年代，去德意志化措施再度强化。欧洲局势的演变，尤其是纳粹党在德国的上台，都使得国家民主党的政治诉求更加激进。
但是，以波兰社会党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认为波兰第二共和国也应该像第一共和国一样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该理念在当时是相当具有建设性的，因为想要清晰地绘制出欧洲的民族界限图是不可能的，民族自决原则将是未来的政治框架内一大原则。
1920年，波兰社会党宣布其奋斗纲领是使全国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通过奋斗使宪法授予少数民族各项权利,…授予所谓的外来少数民族以自由发展文化、语言及保存其民族特性的权力”。
二十年代，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问题政论家和理论家加入波兰社会党。他们还对单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自治权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
他们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两套解决方案:地区自治和文化自治。理论家们从民族利益角度出发，主张在授予德意志少数民族以文化和宗教自治权的同时。要求波兰化西部省份和缩减德意志的地产。
最初，联邦主义者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理念占据上风。毕苏斯基联盟拒绝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联盟所追求的是国家一体化，联盟少数民族政策的基调是实施宽容的民族政策授予各少数民族以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基本权利，但前提是要求各少数民族保持忠诚。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主义者的单一民族国家理念后来居上。波兰各党派从始至终都极度仇视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条约。因为他们认为该条约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同时，该条约也为别国干涉波兰内政提供了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条约使波兰丧失了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自由行动。六十年代初，波兰从事两次大战期间波兰当局少数民族政策研究的权威、担任华沙民族问题理事会领导人的斯坦尼斯瓦夫·帕普罗茨基和美籍波兰历史学家霍拉克都持上述观点。
霍拉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波兰别无选择，只能实施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政策，波兰的两个邻居德国和苏联一一正在利用波兰的民族问题进行反波兰活动。
除此之外，波兰实施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政策还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波兰各阶层拒绝实施宽容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德意志少数民族仍然敌视波兰。公众和新闻机构从一开始就将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德国领土收复主义在波兰的代理人。
波兰中央许多领导人和一些极端的地方当局人士也是同样立场。驱逐德意志人仅仅是波兰要将西部省份再度波兰化的第一步。
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在1919年秋的华沙党代会宣称，波兰已经通过各个方面的措施成功地迫使波兹南德意志少数民族离开了波兹南;在这个过程中，德意志人的人口比例降低了，德意志人占有的土地量也减少了。
波兰对德意志少数民族是极不信任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敌人和不忠的代名词。1920年元月14日，前普鲁士地区的主管部门向华沙汇报了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情况。
该地区的德意志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为强硬派，主要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大多是前帝国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得到了当地德意志新闻机构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公开集会及其他宣传手段公开反对波兰。
另一派为伪装派，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宣称其忠于波兰，但是他们的忠诚宣言只不过是一些虚伪的承诺与声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报告强调这种效忠只是德意志活动家的一种策略，而这对波兰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两派都与德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两派互不统属;报告指出拥有文化优势的德意志人认为波兰迟早会瓦解，而德国就是操刀者。因此，波兰德意志人一直都在试图让波兰人相信德国不会灭亡波兰。
德意志少数民族在1920-1921年的波苏战争期间的作为使得加深波兰对德意志人的敌视心理。波兰当局和驻波兰德国使团的报告都显示，许多德意志人将入侵的红军视为解放者。
战争期间，波兰地方当局一直都在秘密监视着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组织的动态。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当局于1920年6月29日到8月27日要求郡守和市长密切监控诸如波兰德意志农业协会和波兰德意志民族同盟等德意志组织的活动，这遭到了德意志人的严重抗议。
形势发展至此，将少数民族波兰化的主张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这意味着包括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内的波兰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领域都要遭到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政府开始在前普鲁士地区实施去德意志化的政策。
具体的去德意志化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去德语化和公众姓名去德语化。德意志官员和受聘于公共服务领域德意志人(其中一些拥有波兰国籍)全部遭到解聘。1921年2月23日前普鲁士地区省政府要求官方语言去德语化。
许多人认为，政府在上西里西亚行政管理过程中应该使用德语。华沙内政部在上西里西亚省领导人和矿业协会领导人进行了交流之后，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回应。
矿业协会领导人于1922年8月强烈建议将德语定为上西里西亚的官方语言。内政部长在相应的通告中认为对此类行为可以完全不加理会;上西里西亚应该及早将波兰语官方化;否则，将会给波兰带来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外交部也要求上西里西亚立即将德语非官方化。
内阁于1920年8月26日颁布了旨在劝诫公众在各个领域停止使用德语的法规。1922年，波莫瑞地区政府开始对该地所有的手工业行会进行检查，因为这些手工业行会主要使用德语，其从业者大多也都是德意志人。
该省省长约翰·布勒伊斯基取消了德意志人的从业资格;同时，他通过在波莫瑞建立波兰人移民点招徕波兰工匠的方式来补充由此造成的空缺，以此来推动当地的去德意志化进程。
上西里西亚政府完全吸收了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的去德意志化经验。例如，卡托维兹省的别尔斯克郡守于1922年10月7日就实施了类似的去德意志化措施。
西部省份实施的去德意志化政策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一些波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强烈支持。1921年建立的带有明显反德意志色彩的西部边界抵抗联盟就是这些组织的典型代表。
1921年元月联盟波兹南会议期间，该组织警告人们要警惕“德意志威胁”，要求对德意志人展开清算。此外，它还要求在西部省份大力发展波兰人定居点。战后初期，当地新闻机构经常进行夸张地反德意志宣传。
托伦的“波莫瑞话报”于1923年10月23日格鲁琼兹市政当局展开强烈批评，因为该报认为格鲁琼兹市政当局的宽容政策会导致了该市的“再度德意志化”。
该报的证据是德意志业余剧团在“格鲁琼兹德意志剧院”的演出:该报强调，该剧团在波兰城市剧院高水平的频繁演出对当前的去德意志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格鲁琼兹市长在给省长的报告中对该报表示强烈不满，因为该报的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相反，人们可以看出格鲁琼兹正在大力推进去德意志化进程。“德意志剧院”因为一些“反国家活动”而被永久性解散。
该报告证实了波兰正在对所有的德意志组织的活动实施了严密监控，监视对象甚至包括向业余剧团这样的非政治性的组织。
应该强调的是直到1927年为止，虽然部分部委参与了西部省份的去德意志化措施，但是波兰中央政府一直都没有出台统一的去德意志化政策。
所以，1927年之前西部省份的去德意志化措施只是地方行为，而不是波兰政府的统一行动。但是，这些行动都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这也预示这中央政府统一的去德意志化政策即将出台。
1927年内政部去德意志化政策指导方针的出台
1926年5月，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他上台伊始就宣布要“重建”波兰的内外关系，这似乎意味着波兰中央政府要纠正地方政府之前的过激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1926年8月18日的内阁会议期间，毕苏斯基发表了他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看法:历史证明德意志人是极易被同化;同时，他们也拥有效忠国家先天条件;将他们同化完全是有可能的;当局应该恰当地对待德意志人;然后，他们就会完全效忠于波兰。
内阁总理巴尔泰尔也于1926年7月1日表达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巴尔泰尔强调，政府应该尊重非波兰裔公民的权力，因为“其语言和宗教与波兰精神是一致的。”
而内政部长则强调,新政府应该制定清晰的少数民族政策路线:要么施行同化的少数民族政策要么施行极度宽松的少数民族政策;当局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抗议。此外，他还建议用民族同化政策代替区域同化政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