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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辛亥革命始末
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幕，南方各省相继响应，此时的西北边疆地区也暗流涌动。1911年12月28日迪化起义仓促而发，迪化革命党遭到袁大化为首的封建势力极力镇压，刘先俊等革命人士牺牲。
1912年1月7日伊犁起义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在伊犁的统治，使得志锐、升允等一批边疆重臣的“宣统西迀”计划落空，淸廷最后一丝希望随之破灭。
随后伊犁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仅成功抵挡住封建势力的军事反扑，积极稳定伊犁局势，同时也充分利用各主要报刊掌握革命话语权，给予新疆封建势力十足的打击杨增新上台后对伊犁方面施以多样的政治手段，导致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
自“塔城十一条”签订后，革命势力逐渐消散，杨增新开始了其在新疆的独裁统治。
新疆辛亥革命虽然以独裁者杨增新上台收场，未能改变新疆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但其对以清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迎头痛击，在革命中进一步团结了新疆各民族群众，消除了淸朝顽固势力的割据企图。
有关新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学界己有详尽的论述，基本史实脉络早已十分淸晰。
为使论文结构合理，减少重复研究，突出新探内容，在此以梗概形式对新疆辛亥革命始末进行简要叙述，以便尚未熟悉新疆辛亥革命历史者对其进行基本的了解。
新疆辛亥革命的时间界定
有关新疆辛亥革命时期的时间范围界定，尚无定论，所谓“辛亥革命时期”一词，在新疆近代历史的研究中也未曾明确界定和运用。
然而，辛亥革命对新疆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随着新疆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对其进行时间范围上的界定，不仅是开展相关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若要为新疆辛亥革命进行时间范围界定，那么就需要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做出分析。
目前大陆学界基本认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部分台湾及海外学者则认为其是一场全民性的革命。
在此，本文暂不就两种概念加以辨析，只从某一较大的共识层面来看，各方均认可辛亥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或革命党人）策划和发起的，以推翻淸王朝为目的的民主革命。
那么，从领导阶级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离不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兴起和发展。
点有关新疆辛亥革命的史料并不足够丰富，回忆录占据相当比重，由于年代久远、回忆者年龄问题等因素，导致在回忆录的引用过程中需要进行辨别和佐证。
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于革命中关键人物的研究较多，史料较为丰富，但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基层官吏的年表、记述、履历勘定等史料相对稀少，官员图表不全或存在错误，需要大量时间考证。
创新之处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为对新疆辛亥革命中的中间势力及人物进行研究，特别是革命中的关键人物贺家栋，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对其身世和履历进行钩沉纠误将是本文最大创新之处。
此外对于一些历史细节问题的初步探索、进一步地校勘等，亦是较为创新。
那么，关于辛亥革命在新疆的起止时间问题，可以简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新疆产生和消亡的时间问题。
总体来看新疆辛亥革命的历程，不难发现，新疆本土的资产阶级不仅力量微弱，且并无武装革命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新疆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湖北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因受淸政府打压，转移至迪化、伊犁等地，从而开展革命活动。
所以，以第一批革命党人将时间为起点，即1908年7月11日，至1913年10月26日冯特民、李辅黄等人牺牲为止，为新疆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是较为合理的。
其基本包括了革命的准备阶段、爆发阶段及和谈阶段。
除去以革命领导阶级为线索的划分方式外，也有其他划分方式，比如以志锐入疆、迪化起义的爆发、伊犁新军的建立、新伊大都督府的建立等时间为新疆辛亥革命的开端，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以上划标准均存在明显的缺憾，如以志锐入疆时间、迪化起义爆发时间为起始，无法含括革命的酝酿阶段；以伊犁新军的建立时间为起点，虽可以涵盖冯特民等人的革命筹备阶段，但新军并不是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新军亦是受到革命党的宣传才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以新伊大都督府的建立时间为革命开端则明显割裂了革命历史进程，甚至将迪化起义都无法囊括。
对于新疆辛亥革命的结束时间，同样也有多种理由，如以“塔城十一条”的签订时间、杨增新就任新疆都督的时间、新伊大都督府的撤销等时间为结束标志，这些划分方式也有弊端，忽略了冯特民等人在和谈条款签订后仍坚持革命的历史事实，这是新疆辛亥革命的重要部分，不应将其割裂至于将新疆辛亥革命进行过度延伸的划分方式，如将革命开始时间追溯至湖北日知会成立等等，则明显超出了新疆的地域范围。
上述以革命的阶级性质为依据的划分方式，不仅可以较完整地展现革命从策划到发动，再到同淸王朝和杨增新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全过程，体现辛亥革命的阶级属性，同时也体现出革命参与阶层的广泛性和反帝色彩。
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发展同全国各省革命一样，是由革命党、新军、哥老会、旧官僚、旧军人等众多阶层参与的，并且由于新疆毗邻强敌，英俄等国家对革命横加干涉，1912年的策勒村事件就是南疆各族人民在伊犁起义的鼓舞下，给予帝国主义的强力打击，并且对伊新和谈走势产生一定影响，使得以中间派人士贺家栋为首的伊犁谈判代表，畏于沙俄入侵和南疆局势恶化，加速倒向杨增新。
所以策勒村事件不仅是新疆辛亥革命中反帝斗争的集中体现，也对革命阵营的分化瓦解和新疆政局走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是新疆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段应涵盖于整个革命时间范围之中。
相比而言，其他划分方式较为单纯地展现封建王朝的落幕和军阀独裁统治的建立，无法完整体现革命派对起义的策划过程，以及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影响，此两者是不可或缺的。
故本文将新疆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908年7月15日至1913年10月26日，以此作为新疆地方历史上的“辛亥革命时期”，其共历时1929天，跨时5年有余。
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的爆发新疆
历经光宣时期的改革与动乱，至武昌起义前夕，清王朝在疆统治岌岌可危，革命党在伊犁、迪化两城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特别是自志锐调任伊犁将军后，伊犁局势骚然紧张，各方矛盾激化，革命时机业已成熟，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革命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独立之檄，喧传道路……西安难作，警报稠至。”"新疆也随之震动。随着清末新政在新疆的推行，新疆军抚大臣响应编练新军，杨缵绪受伊犁将军长庚之令，在湖北招募军事人才。
适逢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暴露，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被迫转移，应募入疆。
1908年7月15日，冯特民等人到达伊犁，开始筹划起义，万象春(万长风)、贾鸿钧等人赴迪化进行革合活动。
1910年袁大化出任新疆巡抚，亦着手编练新军，其通过联络故友旧人，从关内抽调人员进疆。组建省城新军。刘先俊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其舅父陶森甲为袁大化故友，刘先俊得以进入迪化，与万象春、贾鸿钧等人“联络各界同志，倡举义旗。”"秘密且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大化对刘先俊等人严加防范，使得革命党未能取得新军支持，革命准备并不充分。
“迪化军民仅具维形，人员不足，军械与物资更无着落。”1911年12月28日，迪化起义爆发，但由于事起仓促，加之起义计划泄露和叛徒告密，袁大化立即调省城新军镇压，使得仅仅依靠巡防营的革命党无力抵抗，最终刘先俊牺牲，万象春等人撤回伊犁，起义失败。
迪化起义虽然失败，但在伊犁仍有冯特民、李辅黄等革命党人维续进行革命，特别是在取得杨缵绪、贺家栋等军政人士的支持后，实力较迪化方面强劲，并吸取了迪化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团结各方力量，牢牢与伊犁新军结合。
1910年3月革命党人创办《伊犁白话报》，以汉文、蒙文、满文和维吾尔文四种语言文字发行，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发表具有革命色彩的文章，提出“收回主权，以雪国耻”等进步口号，起到了“振聋发聋，开通民智的作用，在经过4年的充分准备，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联同伊犁新军，哥老会、地方军政人士和各族人民一道发动伊犁起义，迅速攻占伊犁将军府，处决了伊犁将军志锐，随之控制了惠远、绥定等地。
在起义过程中，由于新满营极力对抗起义军，伊犁局势仍多变数，革命派只好请出前任伊犁将军广福主持大局，这与武昌起义时革命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情况如出一辙。
随着广福的复出，新满营停止抵抗，双方战事即停，开始着手组建临时政府。1月8日，新伊大都督府宜告成立，在人员结构上，广福为都督，杨缵绪、贺家栋、冯特民、李辅黄分管军务部、参谋部、外交司、前敌总指挥等事宜。
大都督府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正常生活生产秩序，通过其机关报《新报》(原《伊犁白话报》)刊发各项施政方针，大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民族平等，废除苛捐杂税，倡导剪辫易俗，发扬民主，使得伊犁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