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故及其出处
典故：1、公车上书，2、百日维新。
出处与参资：古诗文网《梁启超简介》。
二、天才神童，12岁秀才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广州府新会人。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爱国图强的杰出人物。
梁启超出身乡绅之家，天才的神童，4岁由祖父启蒙，6岁学完五经，8岁下笔千言，12岁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
13岁，进学海堂学汉学，精研考据，潜心治学，兴趣极浓，进步很快。可在深入学习过程中，他对这种形式僵死、内容枯燥的应试之学，也渐感迂腐无味、不切时用，萌生了“弃括帖之志”。
三、17岁中举，投入康门，励志维新
光绪15年〔1889年〕，梁启超17岁，应广东乡试中举，名列第8。主考官李瑞棻是内阁学士，认为他“熔经铸史”的文笔，几近“饱学宿儒”，非常赏识他，当即以小妹李惠仙相许，“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
光绪16年，他赴京会试落第，回来时路过上海，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编纂的《瀛环志略》，眼界大开，开始对西方政治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年秋，结识康有为，非常钦佩他。其时，康氏只是秀才，4年后才中举，但年长16岁，又曾以布衣上书，要求变法，名声很大，梁启超“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子弟”。
光绪17年，他请康有为到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宣传变法维新。他感到很新奇，全盘接受了康氏的变法思想，还帮助康氏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俩书，成为康氏的高足和助手。
这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他抛弃旧学，投入康门，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四、公车上书，办《万国公报》
光绪21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在北京，等待会试发榜时，《马关条约》中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入国内，京城哗然，群情愤慨，台湾学子更是痛哭流涕。
梁启超与康有为谋划后，接受康氏之令，在等待发榜的举人中，“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联络人员、组织会议、起草文件、誊录奏书、招揽签名，准备“上折拒和议”。
四月八日，康有为和梁俩同俩，带领着全国18省1200多举人，以及数千京都市民，集体向朝廷请愿，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等主张，并要求变法维新。这是—场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标志着我国近代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公车上书”历史事件。
6月，康有为成立强学书局、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为主要撰稿人。他热情投入，勤奋写作，“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他的出众能力、过人才华，得到世人的认知，已从人微言轻的小青年，一跃而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第二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聘请梁启超主持笔政。主笔期间，他以通畅的语言、新颖的文笔，写出《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宣扬维新理论，鼓吹中国要强盛，必须先变法，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还介绍西学，宣扬民权，鼓吹君主立宪。他把犀利政见、如火热情付之笔端，“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民志气大伸，新文风大盛，《时务报》销量爆涨，梁启超名声日重。
光绪23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梁启超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五、百日维新，办京西大学堂译书局
光绪21年，梁启超的会考试卷，语言明快、笔力雄健，得到副主考李文田的赏识，准备录取他，却被主考官徐桐阻止了。当时，康有为的新学著作已经传开，引起旧派官员的不满，徐主考看了梁启超的试卷，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坚决不同意录取。李副主考情不能已，挥笔在梁卷上题了句诗：“还君明珠双泪垂”，表达赏识与无奈。就这样，梁启超表达明快，却阴差阳错而落榜，而徐主考一心压制、拒不录取的康有为，却高中二甲第2名，登科入仕，做了京官。
光绪24年6月16日，光绪升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筹办变法。6月21日，光绪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正式开启戊戌变法。这时，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推行变法革新主张，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上向西方学习，以拯救危局、提升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现状。
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进呈《变法通议》，大加赞赏，授六品官衔，令办理京西大学堂译书局。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历时百日的维新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初到之时，他与孙中山革命党人接近，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严厉反对，才告作罢，而继续追随康氏，坚持改良立场。
这年底，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宣扬“光绪圣德”，为改良运旗呐喊。
六、以“新民”之说，鼓吹立宪政治
光绪28年，梁启超在横滨又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不过迫于大势，他已放弃“保皇”口号，代之以“新民”之说，鼓吹“君主立宪”制。
光绪32年，清廷宣布“预备仿作宪政”， 他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拥护清廷，宣传立宪政治。
宣统3年〔1911年〕，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遥任梁启超为法部次长。他未回国就任，但自视甚高，认为只要他与袁氏联合，“分途赴功，交相为用”，社会就会出现转机。
七、民初，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年底，梁启超从日本回国，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第二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内阁总理，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这时，他鼓吹集权政治，为袁氏服务。民国3年，袁世凯解散内阁，建立独裁政权，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又改任政治顾问，他都不感兴趣，而推辞未就。这期间，他既反对袁氏的独裁统治，又寄希望于他，同他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民国4年，袁世凯接受卖国的“廿一条”，又企图复辟帝制，梁启超终于看清袁氏的反动面目，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猛烈抨击帝制。袁氏闻讯，立即派长子袁克定当说客，以20万银元作润笔费，要买断这篇文稿的版权，不予发表，可是他毫不动心，竟然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当面怒斥道：“袁世凯太看不起人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公开宣布与之决裂。此文发表后，风传天下，影响极大。
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立即参加护国运动，支持蔡锷护国军讨袁，又加入南方护国运动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多次发布文告，讨伐袁世凯。
民国5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陷入派系之争，他支段启瑞任国务总理，建议陆荣廷撤消了南方的军务院，实现南北合作，让段启瑞轻易统一了全国。
民国6年3月，在总统与总理的“府院之争”中，他支持段启瑞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再反对张勋复辟，从而让段启瑞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而他也因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这时，他志得意满，代表北洋政府，与日签订两笔借款协议，损害了民族利益。
民国6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启瑞倒台，梁启超辞职。从此，他结束从政，转而致力于教育和学术。
八、淡出政治，倡导新文化运动
民国7年底，梁启超赴欧考察，回来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鼓吹光大传统文化，主张用东方“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倡导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发明时务新文体，开创酣畅策士风，语言简洁，语气急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催人上进，鼓舞人心，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民国11年，梁启超进清华，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他提倡德育体三育并进，勉励学子树立“完整人格”，他讲课酣畅淋漓，座无虚席，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被誉为“报界先驱、行走的百科全书”。
民国14年，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长，后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他藏书甚丰，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现藏北京图书馆“梁启超纪念室”。
民国18年〔1929年〕，一代文化名人，溘然病逝，终年57岁。
他有作品1400余万言，即参政36年之业余，每年还写39万言，写作勤勉，著述宏富，后人编成148卷《饮冰室合集》。
他有5子4女，言传身教，立学幼年，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精英”的家庭传奇。
九、一生多变善变，全是为了爱国
梁启超一生多变，终生追赶时势。
维新运动期间，他投入康门，鼓吹维新，主张变法，宣传西学；变法失败后，继续跟随康氏，鼓吹改革，并“斥后保皇”；在与革命党论战时，鼓吹君主立宪，提倡“开明专制”；民国初年，他毅然拥护共和，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最后，倡导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一变再变，多变而又善变，甚至不惜与恩师决裂，全力拥护共和，他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
因此，梁启超一生进取，勤奋不已，从师执业、办报著书、教书育人、做官辅政，乃至流亡，都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改造。为了爱国图强，他几乎付出了全部心血。
当代伟人毛泽东说：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学者胡适说：少年时读了梁启超的文学就像受到电击。斯人已逝百年，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每当我们读到梁启超时，都能感受到他的冲击力，而受到启迪。他是影响我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文化大师之一。陈存选202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