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韩国的贸易制裁表面上看是由于二战劳工问题引发的，然而实际上这却是日韩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日韩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盟友吗？当然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可日韩之间却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二战劳工问题、独岛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而时常处于对立状态。那么日韩之间是对手吗？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日韩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对立的复杂关系。
韩国对日本的历史积怨是相当悠久的：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公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策划了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侵略计划，由此引发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抗倭援朝。1910年8月22日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开启了日本在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序幕。正是这段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使韩国与日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日本在殖民朝鲜半岛期间推行一种所谓“内鲜一体”的政策——“内”指日本本土内地，“鲜”指朝鲜半岛，说得通俗直白一些就是对朝鲜半岛推行同化政策：日语被确定为国语，学校以“日韩同祖”的名义只教授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开国，而绝口不提朝鲜民族的起源历史。日本还与朝鲜王室和两班贵族精英阶层通婚联姻，试图从人种血统上进行同化：1907年11月19日朝鲜纯宗李坧下诏将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拜伊藤博文为太子太师。日韩合并后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待遇并迎娶日本皇族女子梨本宫方子为妻，二战期间李垠甚至以日本陆军中将的身份作为日本宣传“内鲜一体”政策的典范。与之类似的还有曾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他曾以“高木正雄”之名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1月他还因“清剿”抗日武装力量而晋升中尉。事实上朴正熙的例子绝非孤例——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推行所谓“创氏改姓”政策，一时间李、金、朴等朝鲜民族的传统大姓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宫本、高木、北岛......事实上在当年的侵华日军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朝鲜半岛，甚至当日本军国主义已陷入穷途末路之时纯粹作为牺牲品的神风特攻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据美国军队记者的回忆记录称：在1945年的韩国街上痛哭和自杀是随处可见，因为这些人已将自己视为日本人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奴化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当然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在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36年间各种抗日斗争也是层出不穷的：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的火车站开枪刺杀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915年申采浩、李东辉等人在俄国海参崴倡议成立的“光复会”是日本统治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抗日团体，这个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建立武官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才，后来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深入朝鲜内部。1917年金亨稷在平壤组织了地下反日组织朝鲜国民会，后来金亨稷为躲避日本军警的搜查带着家人转移到中国东北，他的儿子金成柱成为了一名抗联战士，他的另一个名字也许更为人熟知——朝鲜光复后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独立派人士以悼念已故的朝鲜高宗李熙为契机在京城（今韩国首尔）塔洞公园举行民众集会并当众宣读了《己未独立宣言》。三一运动迅速席卷整个朝鲜半岛，但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下到1919年6月失败。三一运动失败后独立派人士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试图为他们的复国之路寻求外部援助。1919年流亡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们齐聚上海法租界，在这里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应当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因此他们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出了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1932年1月8日出席完陆军阅兵式的日本天皇裕仁在返回皇宫的路上遭遇一男子投掷手榴弹，尽管天皇本人未被炸伤，但这一发生在日本本土的直接针对天皇的刺杀事件仍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日本军警很快了解到刺杀者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李奉昌，而派遣他执行这次刺杀天皇任务的正是金九。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这种侵犯中国领土、杀戮中国人民后又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庆祝大会的做法激起了举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秘密来到上海同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当时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等人商议对策，最终确定了捣毁此次庆祝大会一雪国耻的方案。日本方面为确保庆祝大会的安保禁止中国人入内，但日方对已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台湾等地之人则并未视为中国人，同时日本方面为显示自己同这些地区人民的亲善允许他们入内参加庆祝活动。王亚樵敏锐觉察到日方安保方面的漏洞，于是让自己的弟弟王述樵同金九于静安寺路沧州饭店秘密会面。经过洽谈后金九同意配合王亚樵的暗杀行动并为王亚樵引荐了致力于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尹奉吉。4月29日被日方视为日本人的尹奉吉顺利潜入会场投掷炸弹，成功将日本关东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当场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当年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实况录像会发现签字的日本外相瘸着一条腿，这就是这次事件所致。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在美国的扶植下得以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同年9月9日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日、韩两国都被美国纳入到遏制自己在亚洲的战略对手的同盟体系之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在战争中一触即溃，战争打响仅仅三天汉城（今首尔）就被朝鲜人民军占领，韩军一路撤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在这种形势下美军介入了战争并全面接管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这使韩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迄今为止韩国政府仍没能从驻韩美军手中收回本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正因为韩国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所以韩国的外交路线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要受美国影响的。美国出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自然不希望看到作为自己亚太盟友体系中两个重要成员的日本和韩国大打出手，但其实美国也并不希望看到日韩之间出现亲密无间的现象。这其实和古代帝王的驭人之术是一个道理：大臣们公然对立弄得朝廷鸡飞狗跳自然不是皇帝乐意见到的，可臣子们过于亲密以致于暗中结党也不是皇帝所愿看到的。美国对日、韩态度正是如此：既不能让日、韩处于全面对峙状态，也不能让其团结犹如一体，只有日韩之间保持适度的矛盾才更需要美国居中调停，从而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当时的李承晚政府为维持自己的独裁地位在外交政策上全面依附于美国，在内政上排斥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人士，为此他甚至不惜大量起用日伪系统出身的人员，而真正的抗日人士则在战后的韩国遭到排斥在。面积比我国浙江省还略小的韩国受制于资源禀赋、劳动力、国内市场等方面的先天缺陷，因此对美日市场高度依赖。1965年6月22日在经历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后韩国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韩国的汉江奇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依靠财阀缔造的经济奇迹，而作为韩国财阀典型代表的三星、乐天等等恰恰具有亲日背景。事实上迄今为止在韩国的政界、商界仍活跃着大量具有亲日背景的人员。尽管韩国政界、商界存在大量有亲日背景的人员，但与此同时随着韩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使历史问题成为横亘在日韩之间的矛盾根源，这样一来在韩国就形成了亲日和反日两股政治势力。由于韩国财阀大多与日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财阀势力又实际把控着韩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相当漫长一段时间内韩国出现了官方：亲日而民间情绪反日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致力于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打击财阀势力的平民总统卢武铉执政时期一度出现转变：卢武铉政府在外交上常和中国同声谴责日本政府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在内政上则推出了旨在打击国内亲日派人员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然而韩国政界和财阀势力中的亲日分子是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最终卢武铉不仅没实现他整肃国内亲日派势力的初衷，反而令自己成为了别人政治清算的对象。
卢武铉的悲剧使后来的韩国执政者明白了一个道理：韩国实际上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韩国总统往往会在国内的亲美日势力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左右不是人。尤其是韩国在经历四十来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使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为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同中、日两个邻国的关系都比较纠结——用网上比较流行的语言就是”中韩关系靠日本，日韩关系靠中国，中日关系靠韩国“。韩国作为受美国控制、又高度依赖美日市场的国家总的外交路线是秉承亲美方针的，然而出于同日本的矛盾又时不时需要和中国采取合作立场。事实上当初中韩建交的目的之一就暗含有牵制日本的作用，现实也的确证明尽管韩国是本质上奉行亲美路线的国家，但在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上的确存在合作基础。2015年可能是中韩关系相对较好的一年：这一年韩国参加了中国的抗战纪念活动并同中国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然而紧接着中韩关系就迎来了重大的波折。究其实质韩国之所以在2015年一度试图与中国建立亲密关系主要是基于当时日韩关系紧张的现实，而之后中韩关系出现的波折则是韩国奉行亲美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本质表现。在韩国的亲美单边主义外交路线下不可能和同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彻底撕破脸，而韩国财阀与日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使韩国对日本形成了经济依附性。事实上韩国当初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日本市场。自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以后韩国方面一直面临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累计已高达6046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之时日本已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日韩之间形成了一种“日本供应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而由韩国制造成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电子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而韩国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扶植本国的三星集团在接受美国产业指导的同时还积极收购日本企业技术，从而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然而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上近二十种必须原料之中日本就独占3/4的份额。特别是日本互联网帝国软银集团在2016年收购了半导体技术设计大佬ARM，所以现在的日本既在上游有着设计核心，又在下游摸着产品制造，还在中游把控着原料。多年来三星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高科技原材料严重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日本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核心半导体原料无异于掐住了三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的命门，而掐住了三星的命门几乎就与掐住了韩国的命门无异。如今日本在对韩国实行半导体断供的基础上又试图对韩国的汽车机械行业下手，这几乎就是将韩国经济逼到了绝境，那么同为美国盟友的日本为何要对韩国下此狠手呢？
事情的起因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二战劳工问题，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韩国之所以在慰安妇和劳工问题上追着日本不放其实也并不是就为了钱，主要还是需要对国内那些有反日情绪的民族主义者一个交待。正如上文所说的韩国总统一直夹在国内的亲美日势力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左右不是人，所以必须小心翼翼给两边都有一个过得去的交待才行。日本方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摆脱二战罪行束缚从而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自然对韩国这种一直追着自己要求赔钱、道歉的态度深感恼火，于是以一招釜底抽薪之计将韩国经济逼到绝路，使韩国认清自己作为依附者角色的现实，转而奉行亲日外交路线。日本和韩国都是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且同为亚太地区的两大重要经济体，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随着5G的大面积应用将使未来人类生活需要芯片就犹如现在的人需要要食品、空气和水一样。谁在这一领域占了高地，谁就将长期影响世界的格局。打压韩国经济正是日本占据国际半导体市场制高点、强化自身在亚太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日韩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存在竞争关系，在政治上也同样存在竞争关系：日本和韩国同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盟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关系。美国需要日韩之间维持一种既合作又对立的复杂关系，以便自己作为居中调停者更好地实现对日、韩两国的控制，反过来日、韩两国也需要向美国证明究竟谁更适合扮演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角色。日本对韩国经济的打压实际上也是在向美国表明自己比韩国更有实力扮演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