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可能首先会想到春秋五霸。春秋五霸虽涵盖五个国家，但春秋时代整体上的大格局是晋楚争霸。在长期的晋楚争霸过程中晋国一直压制着楚国，但其间也有一段时间的例外就是楚庄王在位时期。话说楚成王在位的公元前632年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霸业。公元前626年楚成王的长子商臣发动政变弑父自立是为楚穆王。楚穆王在位期间先后灭江、六、蓼等国进一步控制江淮地区。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后其子楚庄王继位。楚庄王继位之初将朝中之事交由成嘉、斗般、斗椒等若敖氏一族代理。他自己则躲在深宫之中整日田猎饮酒不理政务，还在宫门口挂起一块牌子写上“进谏者杀毋赦”。终于一位叫伍举的忠臣忍不住进宫面见楚庄王。楚庄王一见到伍举就说：“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便杀死谁。你是要明知故犯吗？”伍举却说：“我不是来劝谏大王的，而是听说一个谜语想讲给大王听”。
楚庄王闻言就说道：“你说来听听”。伍举说：“楚国有一只大鸟五彩斑斓很是好看，但三年来从没振翅翱翔过，也从未有人听见它鸣叫过。臣不知这是什么鸟？”听明白伍举言外之意的楚庄王一语双关话中带话回答道：“此鸟非同一般。它三年不飞，然则一飞就要冲天；三年不鸣，然则一鸣势必惊人”。这个一鸣惊人的典故在《史记》中是说楚庄王的，但在《战国策》中却是说齐威王的。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典故到底说的是谁，但至少能确定的是楚庄王在即位之初确实无所作为。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楚庄王缺乏雄心壮志，而是当时若敖氏一族手握大权已隐隐构成对楚国王权的威胁。楚庄王即位之初终日饮酒歌舞其实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此时他如果太过锋芒毕露很容易引火上身。楚庄王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将心中的雄心壮志隐藏起来。若敖一族的祖先是西周末年至东周初年在位的楚君若敖。
换句话说若敖氏一族本就出自楚国王族，只不过后来随着家族繁衍分家了而已。楚武王时期若敖氏的鬬祁官至令尹，后来若敖氏家族更是世代承袭令尹一职。楚国的令尹就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丞相是国君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官职。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之后若敖氏一族在楚国政坛、军界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若敖家族的权力日益扩张导致他们与楚国王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
城濮之战中楚成王让若敖族人子玉领兵其实就有借刀杀人之嫌——打赢了晋国就平外患；打败了就趁机除掉子玉缓解内乱。楚穆王时期若敖族的子西又联合族人仲归意欲谋弑穆王未遂被杀。从此若敖族和王室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楚庄王即位时年龄尚不足二十岁。若敖族的令尹成嘉趁机以辅政为名实际掌控朝政。楚庄王面对若敖一族势力盘根错节的现实没选择硬抗，而是先韬光养晦耐心等待时机。
若敖氏在扩张权势的过程自然会与楚国其他贵族豪门以及一些忠于王室的大臣发生矛盾。楚庄王要做的就是暗中观察把这些人收拢到自己麾下：他身边渐渐汇集起苏从、伍举、养由基等忠心耿耿的文武干才。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若敖族的子越发动叛乱。楚庄王率领忠于王室的军队平定了这场叛乱。子越本人在叛乱中被杀，其子苗贲皇逃往晋国。事后若敖族的大部分势力都被消灭。从此楚庄王摆脱若敖族对自己的控制开始亲政。
楚庄王亲政后提拔重用了伍举、苏从、养由基、虞丘子、子孔、孙叔敖、子重、子反、蒍贾、申叔时等文武人才。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成为楚国令尹。孙叔敖是一位曾被毛主席赞誉过的我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水利专家。他主持修建的芍陂如今仍在发挥灌溉效益。2015年芍陂成功入选当年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此外孙叔敖还主持修建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
孙叔敖主政期间施教导民达成了上下和合、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的效果。楚国在稳定内政后得以专心于对外扩张。楚庄王亲政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仗就是灭庸。庸国鼎盛时期从如今湖北十堰市竹山县一带扩张至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周朝当初分封的诸侯国至少在170个以上。一些小的诸侯国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市一个县乃至可能只相当于一个乡一个村。
可这个庸国全盛时期的疆域囊括如今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市大部幅员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楚庄王在吞并这样一个大国后更坚定了北上争霸的决心。当时中原诸侯仍数晋国实力最强，可这时晋国内部晋灵公与权臣赵盾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随着晋、楚两国的实力此消彼长使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
最先从晋国阵营转投楚国阵营的是郑国。郑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无论是晋国南下还是楚国北上几乎都是郑国首当其冲承受压力。晋楚之间长达百余年的争霸过程中郑国一直是双方争夺的重点，而郑国也只好在南、北两国强国之间反复摇摆。楚庄王在与晋国争夺郑国的同时还曾亲率大军北上以“勤王”名义攻打散居在黄河南、熊耳山北的陆浑之戎。楚军一路推进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附近。
楚庄王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惶恐不安的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故意询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夏、商、周皆奉为传国之宝。楚庄王问九鼎意在暗示楚国完全能取代周王室成为天下共主。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这句“在德不在鼎”对楚庄王触动极大：他开始意识到楚国经过历代先王的奋斗几乎已统一整个华夏南部却依然遭中原诸侯鄙视。这不是因为楚国的兵器不够先进，也不是楚国的国库缺乏财货，而是楚国相比中原诸侯欠缺文化底蕴。楚国要真正腾飞崛起就必须文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和王孙满对话后楚庄王撤兵回国转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对楚国的内部治理上。在加强楚国内部治理的同时楚庄王还加强了和中原诸侯的交往。
楚庄王以学生的姿态虚心学习在他看来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楚庄王从个人修身养性到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都十分注重学习、吸收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楚庄王时期的朝章典制大多承袭中原礼制。楚国渐渐由中原诸侯鄙视的蛮夷发展成为礼乐文物不输中原的国家。华夏文化又通过楚国流传到江浙、岭南地区。当地的山越族人逐渐被华夏文明同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构建统一的华夏国家而言楚的贡献可能仅次于秦。
在楚庄王的治理下楚国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学习先进文化，同时军队的训练一刻也没耽搁；反观老对手晋国内部却出现世家贵族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内乱。这对楚国而言绝对是天赐良机。如果坐视如此良机溜走可以说楚庄王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要知道楚国有一条祖训“楚君三年不出兵，死后不得入宗庙”。楚庄王为平定内乱和积攒国力已隐忍多年，如今是时候和晋国这个老对手较量了。
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郑国始终秉承楚强服楚、晋强服晋的外交策略。公元前608年到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国曾四次伐郑；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国曾七次伐郑。公元前597年楚国再次围攻郑国。小小的郑国自然无法抵抗强大的楚军。郑国君主亲自赤裸上身牵着羊出城向楚军投降——这是春秋时代一国之君向战胜国投降的标准仪式。楚庄王接受了郑国的投降并与之签订盟约。
作为对手的晋国得知楚国攻郑自然要发兵干涉，只是晋国没想到楚国的行动如此迅速。当晋军抵达黄河时听说郑、楚已经议和。晋军内部就是战是退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主帅荀林父和上军主将士会为代表的退兵派认为郑、楚议和意味着晋军已错过最佳时机。因此他们主张暂时退兵，等楚军撤回后再出兵教训背叛自己的郑国。可反对退兵的副帅先縠不等主帅荀林父同意就擅自率领中军副帅所部渡过黄河。
洞悉晋军将帅不和的楚军派出使者求和。晋国方面本来也答应了，可到了约定的会盟日期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晋国方面的将领魏锜、赵旃也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又转而请求去和楚军结盟被允许了。可二人带着部队靠近楚军后直接发起了挑战。楚将孙叔敖见晋军来挑战决意先发制人命左、中、右三军及楚王亲兵布好阵式掩袭晋军。
魏锜先至楚营挑战被楚将潘尫驱逐。夜间赵旃又命部下袭入楚营再次被逐出。晋军大部队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尫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至矣！”楚令尹孙叔敖闻讯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向晋军攻击。本来双方都是个别将领试探性的挑战，现在这么一闹直接演变成两军全面交锋。此时晋军面临前有强敌后有黄河的局面。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竟敲响战鼓下令说：“先渡过河的有赏！”晋国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一时间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从整场战斗的经过来看楚国遵循了周礼对战争的一切规定：先是双方各自摆好阵营，然后各自派将通名公开宣战。这其实是为了配合楚庄王学习中原文化的大战略。楚庄王深知中原诸侯打心眼里鄙视楚国。
在楚庄王看来此役楚国必须赢得干净漂亮堂堂正正让中原诸侯无话可说。他要让中原诸侯明白：楚国既有强大的武力，也有礼乐制度。楚国再不是当年备受歧视的蛮夷之邦了。晋军溃散中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军士兵为展示楚国作为大国的礼乐气度主动教晋军士兵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晋军被如此戏弄一番后方得以脱身。
脱身后的晋军不甘心地回头对楚人说：“我没你们楚国人熟悉逃跑的招数啊！”意在讽刺以前老是打败仗的楚国人善于逃跑。战后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还在此修筑了楚先君的宗庙。楚庄王在向先君庙告捷后凯旋而归。这场邲之战使楚庄王如愿以偿取得了中原霸权：战后郑、宋、鲁皆臣服于楚，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