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支援抗战，发动战俘成立反战联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迅速膨胀，左翼文化团体和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由于反对战争，而遭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小林多喜二惨死狱中后，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速见达夫）继任了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书记长。他愤而提笔，相继发表了大量的反战文章，但也因此身陷囹圄。

1935年底，32岁的鹿地亘出狱后，仍然遭到日本特工的严密监控，他在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境遇时说道：“没有看到认真谈真理的书和文章，整个社会被涂成了一种单调的颜色。”

深知自己在日本已经无法立足，鹿地亘只好铤而走险，去找当时的“远山满一座”剧团的老板帮忙。

九·一八事变

老板说：“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件事，你帮我打一次架。”

鹿地亘居然答应了老板，随后就参加“远山满一座”剧团，跟随剧团从日本逃到了中国青岛。

1936年1月23日，鹿地根抵达上海，由于人生地不熟，同时又没有合法的居留权，他必须想办法尽快在上海站住脚。

当时，中日两国的左翼文化界有一个交流通道，那就是上海的内山书店。书店的老板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内山完造，他与中国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是最要好的挚友。

得知这个消息后，鹿地亘立即把行李扔到了一家戏院里，急忙前去拜访素未谋面的内山完造，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寻求到鲁迅的帮助。

恰好，鲁迅也听说过鹿地亘，内山完造安排他们在内山书店见了面。在两人的交谈中，鹿地亘对左翼文化的执着深深打动了鲁迅。

鹿地亘塑像

于是，鲁迅首先安排鹿地亘住在了燕山别墅，并帮助他取得了合法居留权和工作的机会。鹿地亘满怀感激，亲切地称呼鲁迅为“魂的导师”和“第二父亲”。

在上海居住的期间，鹿地亘还和一位日本姑娘池田幸子结了婚。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国抗战中首次最惨烈的一次大战役。而就在这一天，鹿地亘夫妇正在作家萧红的家里吃晚饭，当得知日军已经打到了上海，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凝重。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的枪炮似乎都在有意避开租界区，鹿地亘却愤然搬出了安全的日租界，以表示和日本社会彻底决裂，并撰写反战文章寄往国外的报刊上发表。

9月24日，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在一位朋友家暂时居住，当他看到平型关战役中抓获日军俘虏的报道时，深受触动，开始尝试写关于战俘题材的文章。

鲁迅

但在11月中旬，日军攻了上海，并下令对鹿地亘实施抓捕，他们夫妇二人被迫乘船逃往香港。

然而，此时的香港依然是危险重重，一旦日军继续南进，鹿地亘将彻底无路可逃。他给同在香港的郭沫若发了求助信，希望前往大陆参加抗战。但他身为一个日本人，入境大陆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个时候的国内战场，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了共识，一致对外，联合抗日。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对军事委员会进行全面改组，设置了一个分管对敌宣传和情报研究的特殊单位：第三厅，厅长由郭沬若担任。第三厅在当时有“名流内阁”的说法，其成员包括田汉、洪深、冯乃超、范寿康等社会名流。

郭沫若则利用他的第三厅厅长的身份，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他对陈诚说：“要做好对敌宣传，光靠我们这些从日本回来的中国留学生还不够，要真正起到瓦解军心、对敌广播，以及对敌情的研究，这些都需要日本问题的专家。”

鹿地亘

于是，郭沫若提议，应该邀请反对抗战的日本人士前来一起工作，他首先推荐的人就是鹿地亘。

不只是郭沫若，几乎整个中国左翼文化圈都行动了起来。

1938年1月31日，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刊登出一篇文章《现实的正义》。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进行了转载。

在接下来短短的8天时间里，一批作家在媒体上相继了发表关于邀请鹿地亘前来的文章，其中有楼适宜发表的《欢迎我们的日本友人》、黄源发表的《欢迎中国的友人——鹿地亘》、胡风发表的《关于鹿地亘》。

一时间，鹿地亘迅速被推到了舆论的焦点，在外界巨大的呼声下，陈诚终于向广州方面下达了命令。

陈诚命令，由《救亡日报》社的编辑林林和广州军方的人员一起，前往香港接鹿地亘夫妇，而此时鹿地亘夫妇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第三厅成员合影，有周恩来，郭沫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