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陈荆和先生是南洋史研究尤其是越南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不但著作颇丰，而且其人并非只是一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学者。他一生履迹多国，集教师、学者、文献整理者及学术活动家四种角色于一身，对于越南史、日本史的研究尤为出色。但目前关于陈先生生平经历的文章较少，以笔者所见，惟有《创价亚细亚研究》第十五集所列的《陈荆和前所长经历及研究业绩一览》、法国远东学院学报《陈荆和生平简介》、周佳荣《陈荆和教授著述目录》、阮文囊《东方学家陈荆和在越南时期的活动》、区显锋《陈荆和对越南史研究之贡献》、曹永和《参与香港中文大学越南史料计划（1973-1975）》、兰姆·金利《陈荆和与顺化的史料整理工程》、《越南汉文史料工程》等寥寥数篇，且多有需要补苴之处，这也是本文撰写的动因。陈荆和先生的弟子、原顺化大学教授团扩（ĐoànKhoách）曾选摘部分陈氏文稿，整理为《孟毅选集》，惜时至今日，亦未出版。目前，澳大利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地的一批学者，正在致力于《陈荆和全集》的编辑和翻译，这无疑是学界一大福音，真诚希望能早日问世。
陈荆和（ちんけいわ、Chen Chingho、Trần Kinh Hòa，因其圣名为AugustinGeorgés , 故而在以西文署名时，往往写作“Ching Ho A.Chen”），字孟毅，号苍崖（见图一），祖籍福建漳州漳浦县，1917年9月28日生于台中市台中县龙井乡。其父是台中著名的妇科医生陈茂堤（1893-1977）先生，在陈荆和先生幼时，其父前往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陈荆和即随其父赴日定居，并在东京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36年，他入读庆应义塾大学预科部，师从东洋史专家松本信广（Matsumoto Nobuhiro）教授。当时的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的越南史研究重镇，松本氏又是越南史研究大家，其博士学位即由当时越南的宗主国--法国授予，这种学术因缘给陈荆和先生的影响有三：第一、跟随松本信广学习，促使他选择越南史做为自己的进取方向，他预科的毕业论文即与越南相关，题为《乾隆安南出兵の颠末につぃて》。第二、培养他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当时的陈荆和已经掌握了英文和日语，但因为越南与法国的紧密联系，使他同时还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夜校部兼习法语，这为后来出入采撷多国史料奠定了工具基础。第三、松本信广与法国学界的关系，是陈荆和之后走出日本的一个助力。无论是四十年代南下越南，还是五十年代的远赴法国，这其中因由，既有陈先生个人的努力，亦有此种不凡之际遇。
图一 陈荆和先生存影
1942年，顺利毕业于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专业，并留校担任语言研究所助手。1943年3月至1945年间，根据日本和法国之间的交换协议，他获选为交换生，得以前往位于河内的法国远东博古学院（EFEO）进行东洋史的深造，期间结识了越裔华人女子—邓氏和（Đặng Thị Hòa）--并成婚（后来育有二子三女，其中二人入法国国籍，另三人定居于美国旧金山），其后他又回到庆应义塾大学服务，二战结束之后复归台湾。
1946年，获聘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后又升任副教授和教授，许倬云先生当时还曾问学于他。在此期间，他撰成《安南译语考释》一文，该文成为他后来博士论文的基础。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他获得纽约中国基金会奖学金，赴巴黎大学高级中国研究所（Institud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Paris），期间还赴巴黎索邦大学进行学习。之后继续回台任教。1957年，越南顺化大学成立，1958年，陈荆和先生即应高文论（Cao Văn Loận）神父之请，担任顺化大学访问教授，其后又接受西贡大学和大叻大学的教职，教授中国史、日本史和东南亚史。由于他学养深厚，以及与日本和法国等各方面的联系，期间又任职顺化大学越南史料编译委员会主席，对当时岌岌可危的阮朝宫廷档案进行了整理，我们今日看到的《阮朝硃本目录》的嘉隆和明命两卷即是其中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陈荆和先生的资料整理工作，除了当时越南汉文资料的特殊境遇之外，还应看到，当时的资料整理是学界的一股潮流，当时法国学界有赛代斯（Cadiere）、嘉斯巴东（Gaspardone），越南学界有陶维英（Đào Duy Anh），日本学界有松本信广、山本达郎（Yamamoto Tatsuro）、岩井大慧（Iwai Taikei）等，对于越南史料乃至东南亚史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陈先生的工作，也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
1962年，陈荆和先生转赴香港，获聘为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研究院，并担任东南亚研究室主任，但他仍然兼任顺化大学史料翻译委员会主席一职，直到1965年9月。1963年，新亚书院等几所学校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陈荆和又担任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64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东南亚史专业高级讲师。1966年，他以《安南译语の研究》一文，获得庆应义塾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于1970年，出任中文大学东南亚研究室主任。
图二 陈荆和（左二）与唐君毅等存影
此时的陈荆和教授已经在国际学界卓有声誉，自1969年至1976年间，相继受聘担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1969年7月至1970年6月间，担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9月至1973年6月，获聘为南伊利诺伊大学客座教授。1974年获聘日本创价大学客座教授。1976年又受聘为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受聘南伊利诺伊大学之事。当时，由于越南战争的发展，越南研究在美国受到重视，多所大学建立了越南研究机构，伊利诺伊州的南伊利诺伊大学也建立了“越南研究中心”（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其主持人为越裔美国人阮廷和（Nguyen Dinh hoa）。虽然美国的越南研究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对于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文献整理亦有助益，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大越史记全书》的校订。由于陈荆和先生与阮廷和熟识，因此以这种私人关系为纽带，香港中文大学和南伊利诺伊大学合作制订了“越南中文资料国际研究计划”，致力于越南所存汉文文献的整理和校订，《大越史记全书》因其重要性，成为整理的首要目标，陈荆和率领曹永和等四人，赴美国进行整理。最后的整理成果，就是后来由东京有邻堂和庆应义塾大学赞助出版的《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该书对于后来之越南研究者，嘉惠之深，谅可不必多言。
1977年，陈荆和从历史系退休，中文大学该聘为日文系主任，并同时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与副所长。自1978年至1981年间，他先后四次接受法国外交部之邀请，赴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级中国研究院和远东博古学院进行访问和研究。1981年，陈先生在香港延聘期满，转而接受日本创价大学的教职，1986年起，又担任该校亚洲研究所所长，同年1月和七月，他还接受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研究机构的邀请，前来大陆进行学术访问。1993年，因心脑血管病之故，陈荆和先生正式退休，转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担任创价大学环太平洋平和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后通过越南Nguyễn Tài Thu教授的帮助，来到越南接受针灸治疗，但这次治疗并未成功，1995年11月19日，在胡志明市一家医院内病故，享年78岁，遗体火化后，骨灰迁葬于美国奥克兰市。
图三 陈荆和与团扩在香港（1965）
从以上经历可以看出，陈荆和先生生平经历，可以分作教学、研究、编校和政务四大部分。首先、陈荆和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早在顺化当客座教授时，越南学生对他的印象就很好，阮文囊（Nguyễn Văn Nang）写道：“据当时的大学生回忆，陈荆和教授是一个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人，在教学时饶有风度、诲人不倦。”（“Theo nhận xét của một số sinh viên, ông thậtsự là một GS uyên bác , cẩn trọng trong khoa học , mẫu mực về phong cách và chuđáo tận tình sinh viên.”）后来在七十年代受业于陈荆和先生的周佳荣教授亦有同感：“荆和师是一位严肃中见亲切的师长，上课时态度十分认真，一班同学都觉得他的举止像日本人。”
其次、他不但在东洋史的传统领域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还开辟了一些新的方向。陈先生一生的撰写、编著、译注和校注成果，以中、英、日、韩、法、越等多国文字写就，共计九十七篇，所涉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学、华侨史、民族史、越南对外关系史、文献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所涉国家包括中国（含港台地区）、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其中尤以越南为重。根据越南学者阮文囊（Nguyễn Văn Nãng）的总结，陈氏一生共编著78种，编辑书籍19种，其中与越南相关的有17种；写作论文59种，其中与越南相关的达36篇。即便是在越南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中，陈先生的研究重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区显锋总结道：“1946年至1950年代中期台大时期，主力研究古代越南语言和史地；195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南越和香港从事教研工作，开始专注于越南华侨史的研究，同时致力于越南史料及史学要籍的编目和校合工作；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在创价大学亚细亚研究所时期，转而探究近代越南对外关系及阮朝的近代化。”
陈先生在其文中展现出的高明史才是毋庸置疑的，但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陈先生做为“但开风气”的人物，其史识亦十分特出，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侨史研究尚未兴起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但确立了该领域的主题研究架构，还准确的预见了该领域的前景，这一点我们可从《鄚天赐与郑信：政治立场、冲突及时代背景之研究》一文末尾看出：“笔者坚信，随着对个体海外华裔领袖成就的历史研究的开展，对同代移民集团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与对特定华人移民与当地人民同化的具体进程的系统考察，将成为东南亚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再次、他在越南汉喃资料的保存和整理上面的贡献，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陈荆和先生所处的年代，频值战乱，他平生行经之地，如香港、越南，都曾深陷战争之中，所谓“道丧哲萎，世乱文隳”，在兵燹中整理、保存和校订史料绝非易事（这一点他在《大南实录和阮朝硃本》一文中已经有所交待），但即便是此种不利之境地，陈先生还是设法征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庆应义塾大学、顺化大学等多方支持，制订了庞大的整理、校注和翻译计划，其中的成果有一部分得以问世，如《安南志略》、《国史遗编》、《越史略》、《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据曹永和教授讲，他“在当时还参与校订《大南一统志》和《大南实录》的校订编辑工作”，这两本书的校订，也是当时陈荆和先生整理计划的一部分，与这两本书属于同一批次的还有《嘉定城通志》和《历朝宪章类志》。
最近，夏威夷大学LiamKelley教授的一个发现使他深深震撼。这个发现是陈荆和在顺化时期提交的一份文献整理计划，其中除了上述已经问世的书目外，还列举了第二阶段的整理书目，多达十五种，兹按次序分列名目如下：《舆地志》、《抑斋集》、《乌州近录》、《蓝山实录》、《黎朝帝王中兴功业实录》、《公余捷记》、《越史标案》、《海阳志略》、《芸台类语》、《抚边杂录》、《见闻小录》、《雨中随笔》、《桑沧偶录》、《洋程起见》、《方亭地志类》。这个计划，终因越南行将结束、美国资金援助的缩减而搁浅，但它字里行间所透露的决心，足以使观者震动，是以兰姆金利说：“在我看到这份计划书之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当时陈荆和准备做这么多工作。”陈先生这种文献整理活动，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拯危救急，第二是理先待后，这些实践，非有优秀史家的度量和眼光而不能为，同时也会后来学者开辟了方便门径。
最后、陈荆和先生还是一位弘毅任重的学术之“士”。在这一方，他走出同顾颉刚相似的足迹，担任许多行政职务，并且利用他自身的才能、人脉和资源，做了许多播惠学林之事，今人常感叹“乱世中竟容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但莫说在乱世，即使在太平盛世，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出于公心而奔走呼号，恐怕一张书桌也难以搁下，在这一点上，陈荆和先生虽身罹宿疾，却不惮辛劳，主动担当，正如区显锋所说：“（陈先生）在学术研究这条竞赛跑道上流露运动家的风度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