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大瘟疫到最近的猴痘疫情，传染病的反复出现成为全球持续存在的健康风险。随着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被赋予了在危机事件中进行紧急沟通的重要功能，但对于它是如何在传染病大流行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影响个人情绪健康的，我们知之甚少。
自COVID-19疫情大流行以来，公众使用互联网和媒体来获取、交换信息呈现出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 SMU）对个体的情绪健康有着负面影响。
然而，这些研究中的社交媒体使用主要聚焦疫情爆发初期，个人在社交媒体上获取疫情信息的频率或平均时长为调查对象。如今社交媒体使用的复杂性在逐渐增加，用户在与社交媒体互动时拥有更多的选项，仅关注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时间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可能在不断发展的技术环境中过于简单。
社交媒体文献中普遍认为，被动参与社交媒体（passive SMU; PSMU）降低个人的情绪健康，而主动参与社交媒体（active SMU; ASMU）促进情绪健康。这一观点也被称为PSMU-ASMU Hypothesis。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就这一假设的探讨，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且现有的实证证据都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分析。
鉴于新冠疫情持续带来的高不确定性，我们在2023年发表在《数字健康》（Digital Health）期刊的论文《Social Media Use, Uncertainty, and Negative Affect in Times of Pandemic Crisis》，基于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提出了不确定感（perceived uncertainty）可能是解释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公共卫生危机大流行时期情绪健康的关键因素。
为了考察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不确定感是如何影响个人情绪健康的，我们的研究在新冠疫情德尔塔病毒(Delta variant)传播高峰期进行了三项子研究。参与者均来自中高风险感染地区。
研究一
采用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探索了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行为)、不确定感和负面情绪健康之间的关系。
研究二
采用重复测量实验(repeated-measures experiment) 来展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不确定感是如何随时间影响个体负性情绪的。
研究三
采用为期一周的经验采样(experience sampling)，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在个体内水平与个体间水平的层面上，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不确定感对负性情绪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与疫情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而非平均时长)能显著预测个人的负面情绪健康。但PSMU和ASMU与负性情绪之间关系并不稳定，且仅有研究三支持了社交媒体研究领域普遍认可的PSMU-ASMU假设。
我们推测，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如何影响情感反应本质上是一个个体内的现象(within-person phenomenon)，使用个体间的设计(如横断面调查)来调查个体内的心理过程可能是导致当前以及过往研究(其中75%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对 PSMU-ASMU Hypothesis 这一个体内心理现象得出一致结论的主要原因。
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负性情绪直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目前的三项研究中，个体的不确定感都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情绪健康的负面影响与缓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在ASMU中)还可能会受到个体水平因素的调节。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近期研究者们关于社交媒体在大流行病期间对人们情绪健康负面影响的担忧，但也为社交媒体在缓解负面情绪方面可能具有功能角色的主张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证据。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情绪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动态的，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在不确定环境中对情绪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第一作者为我实验室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吴芸（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家资助博士后），我是通讯作者。合作者为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安子豪、景博，国际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林懿，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文理学院本科生张璟玥（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应用心理学研究生）。
文章链接：Wu, Y.*, An, Z-H., Lin, Y., Zhang, J-Y., Jing, B., & Peng, K-P.* (2023). Social media use, uncertainty, and negative affect in times of pandemic crisis. Digital Health, 9, 1-17. https://doi.org/10.1177/20552076231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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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