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4日,在山西长宁机场附近的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了延安的通知,说是有一批重要首长将在第二天中午之前飞到机场,让李达提前准备好午饭接待,这些首长吃完饭后要赶路。

但通知里并没有说这些“重要首长”究竟是谁。

李达接受命令后,立刻叫战士们去安排,并特意要求在机场点燃柴草火堆。

一切都布置妥当之后,第二天临近中午,果然看到一架美国C47运输机慢悠悠地朝机场方向飞来,通过地上柴草火堆的指引缓缓在跑道上降落。

机舱门一打开,李达看见飞机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时,立马被惊得瞠目结舌,整个人都张大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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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为什么会如此惊讶?这趟飞机里坐着的都是谁?

这话说来就长了。

几十年后的我们只知道,这次飞行,绝对是毛主席这辈子最大胆的“豪赌”。

抗战胜利后的困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百姓一片欢腾,大家忙着杀猪宰羊,忙着燃放鞭炮,忙着庆功贺喜。除了老百姓,那段时间也是国共两党最忙的时候。

共产党忙着开中共七大,国民党忙着还都南京。

共产党在延安开大会,所有人忙得焦头烂额,毛泽东更是没日没夜地写稿子,从早到晚文山会海不说,还要抽时间接见各战区干部,连吃饭睡觉都成了应付。

即使炊事员弄好了菜,毛泽东也根本没时间吃,很快就凉了;再热一遍,又凉了;最后只能倒掉。没法子,只好弄了些瓜果点心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边,他要是饿了就抓一把塞进嘴里。

同时,蒋某人也很忙,忙得心里发慌,忙得脑子发胀,忙得血压都高了。

抗战的结束让老蒋措手不及,共产党在这抗战八年遍地开花,根据地越来越大,而国军主力部队还远在西南,隔着共产党的大批根据地,这还怎么还都南京?

这几天,蒋介石无时不刻地在电话里咆哮着下令,催促那些还在西南优哉游哉的国军立刻开拔,又命令那些离日占区近的部队登上美国飞机和军舰,赶紧去接管日本人抢占的地盘,再把他们的装备统统收缴了!

老蒋琢磨着,还都南京的事倒还可以慢慢来,和中共斡旋一下便可获得时间,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比他抢先一步收缴日军的装备,这样就大事不好了!

老蒋一边想着,一边用“娘希匹”问候着裕仁天皇的祖辈,他这个《停战诏书》颁布得实在太突然,根本没给他留下任何调兵遣将的时间。

蒋介石又心烦意乱地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陈毅下令,让他们就地驻防,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更不许缴他们的械,还拿美国总统杜鲁门施压。

想也知道,朱老总和陈老总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无理命令,国共都是抗日武装,这明摆着就是公开挑起内斗。

中央发布了一条命令:各根据地武装要誓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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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急了,开始病急乱投医,他命令已经放下武器的日伪军不许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甚至还向他们许诺,如果八路军和新四军来受降,则可以抵抗。只要日伪军不向中共缴械,那之前无论犯了什么滔天罪行都给他们免了。

蒋介石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除了让他那些人马快点到战区就位,还得假模假式顺应一下民意,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商国是”、“以图和平大计”。

这分明是老蒋的笑里藏刀之计。如果毛泽东同意赴渝,老蒋就可以捞些政治资本,树立自己爱好和平的“光辉形象”;如果毛泽东不来,那就给他扣上“不爱和平”的帽子,到时候社会舆论就站在老蒋这边了。

不管哪种情况,老蒋都不吃亏,都可以借着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调兵遣将,做好内战的准备。

老蒋这点小九九,毛泽东早就看穿了,为了不让这位老对手抓住把柄,他决定“应召赴渝”。

即便如此,在延安开会的中共干部们就要不要毛泽东去重庆赴这场“鸿门宴”,还是分成了三派:

赞成派支持毛泽东去,不能让蒋介石抓住把柄,到时候人言可畏,我党就解释不清了;

反对派不让毛泽东去,理由很简单:跟蒋介石有什么好谈的?要打就打;

中间派认为不管去还是不去,一定要权衡好利弊,不去的话要想好说辞,去的话要做好充分准备。

但毛泽东去意已决,刚好可以借着重庆谈判打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反正这场战争国共双方都避免不了,即便是鸿门宴,毛泽东也决定要闯上一闯。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气魄所折服,但还是担心他的安全。

毛泽东安慰大家:“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为了促成谈判,中共可以做出不损害双方利益的让步。如果这些还不行的话,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

他还说,这几天开会太忙,正想着蹲老蒋的班房好好读几本书。

不过在那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做。

毛泽东的惊天“豪赌”

1945年8月下旬,也就是中共七大结束后的一天,延安专门负责对外工作的黄华接到一项通知:8月25号上午,美国一架运输机要运送中央一批干部到山西长宁机场,请黄华同志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联络员。

黄华是当时共产党队伍里少有的高知分子,名正言顺的燕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学校里就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甚至当过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在延安,黄华是宝贝般的存在,他做朱德的政治秘书,当过埃德加·斯诺的翻译,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大家都对这位高材生赞赏不已。

这次担任飞行任务联络员,对黄华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直到他到达机场前都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起飞那天,当黄华按时到达机场,看到那些准备登机的中共干部时,直接倒抽了一口凉气!察觉到了这次任务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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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陈锡联、王近山、邓华、宋时轮等二十多位中共高级首长们站在一起谈笑风生,每个人身上都穿着美国人提供的降落伞包。

黄华全明白了:我军20多位高级将领,要坐同一架飞机去长宁机场!这要是出了事,那共产党的天就塌了啊!如果发生意外,要是今后和国民党掐起来,还会有胜算吗?这是在搞什么?谁安排他们坐同一架飞机的?!

各种复杂的想法在黄华脑海里接连闪过,但仔细一想这肯定是毛主席的决定,如果他不点头,根本不敢有人这么胡来。

为了防止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对我抗日根据地下手,各解放区军民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卫根据地运动,但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同志此时都在延安开会,虽然留守的干部们还能应付威胁,但一支队伍的群龙无首意味着无法进行更为有效的指挥,很多事情都没有主心骨。

东北战区和晋冀鲁豫战区的情况尤其严峻。

日军投降后,东北成了无主之地,各种敌对势力盘根错节,许多情形晦暗不明,急需派人过去稳定局面;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形势更严重,还没等蒋介石动手,阎锡山的人马便已向上党解放区伸出了魔爪。

中共七大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把与会的高级首长们以最快速度送到各战区主持大局,从而粉碎蒋介石抢夺抗战果实的阴谋,尤其是主持上党大局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如若共产党在内战还没开打就处于劣势,那重庆谈判就不好谈了。

但八路军没有飞机和汽车,而从延安到最近的战区也要1000多里路,路上不仅要经过水流湍急的黄河天险和风沙猖獗的黄土高坡,还要经过各种地形复杂的沟沟壑壑,即便骑马坐车,一路上既要赶路又要休息,没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到不了。

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正当毛泽东一筹莫展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

8月20号左右,一架美军观察组的C47运输机从西安飞到了延安。

许多人对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并不陌生,但美国人不是更亲近国民党吗?为什么会向共产党所在的延安派出观察组呢?

原来二战期间,很多美军飞行员在轰炸完日本本土后,经常在共产党的根据地迫降,得到了根据地人民无私的帮助;还有那些被迫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也经常被根据地民兵救起医治。

正是这些人道主义行为,让美国当局意识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描述的是真的,共产党根本不像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那样负面,便有了与之交流的想法。

1944年,也就是抗战结束前一年,美国驻华使馆一位叫戴维斯的秘书上陈总统罗斯福,建议向延安派遣观察员,从而打开了我党与美国政治家、军事家来往的开始。

经过一年来的交流,美军观察组和中共军民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们十分感激共产党帮助美军飞行员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

尽管美军高层站在蒋介石那一边,但美军观察组成员依旧和中共军民打得火热。尤其是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他甚至认为“共产党可以成为美国有效的盟友”

时任中央委员的叶剑英提出,不妨借用美国的运输机把这20余名高级将领先送到山西长宁去!刘邓二人就能立刻指挥晋冀鲁豫的人马迎战阎锡山,其他同志再从长宁机场赶赴东北、华北,这样就快多了!

长宁机场是我军为了方便美方人员来往,在山西黎城长宁村的一大片开阔地上修建的一个简易机场,作为他们从国民党占领区到延安的中转站。

当时大家都没想到,这个机场竟会在不久的将来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

叶剑英的主意让一向处事果断的毛泽东罕见迟疑了,这虽是个好办法,但他也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有多高。从延安飞到陕西长宁,中间的气流不稳定,还要经过日占区上空,万一飞机失事,或是受到那些拒绝投降日军的高射炮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而飞机失事就意味着全员阵亡,而这20多名中共干部都是各根据地的顶梁柱,如果他们不幸“血洒长空”,那今后和国民党的斗争可能会毫无胜算。

可他又一想,干革命哪能不冒险?要想抢占先机,要想令老蒋意想不到,有时候必须走险棋!就连老百姓都说“富贵险中求”,更别说奋起革命的共产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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