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在布置家里时，经常会选择在墙壁和空置处挂上几幅书法或绘画，一来增加雅致气息，二来怡情养性、陶冶情操，给人以“书香门第”的气质。如果您留心观察，会发现现代人挂画多于挂字，因为画的美感比书法更加明显，也更强烈。
但是，这一点在古代并不适用。当您游览北京故宫、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其他官衙僚属以及书院时，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地方普遍只挂字不挂画。北京故宫乾清宫殿堂正中高悬“正大光明”匾额，两边是对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艰。”
而岳麓书院的对联更加有名“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都选择悬挂书法呢？除了受尺幅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经常被人忽略，那就是“教化作用”。其实，书法和绘画都具有教化作用。
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说：“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但绘画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教化作用在不断降低，而自身美感被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色彩、线条、构图、题材等等，这也使得它原本的教化目的被分散殆尽。
而书法则不同，我们虽然也会被它的笔画、结字等分散注意力，但它的内容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欣赏书法的过程中，不自觉的会受其内容的影响并引发思考，所以书法的教化作用自然而然就完成了。
在宋代以前，绘画的教化作用还比较直观，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宣扬女德，阎立本《历代帝王图》讲述治国得失，韩滉《五牛图》宣扬勤劳与丰收。到了宋代，文人画兴起以后，以画抒情占据主导，不再具有明显的规劝、教化目的。
书法则不然，不论题材是自作诗文还是古人典籍名言，都可以引人深思。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名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
我们不妨想一下，写下“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的书法，如果要换成绘画，得多少张、多大尺幅才能让人体会出其中意思呢？一张寥寥几个字的书法，其含义甚至都比一件巨幅绘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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