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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对下面这段文字记录一定不会陌生: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史记·平准书》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汉朝建国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没有什么大事,除非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家家衣食充裕,人人生活富足。从城里到乡下,各地的粮仓都堆得满满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布帛等财物无处可存。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烂断了,无法计数。京师粮仓中的谷物更是新粮压旧粮,陈陈相因,装不下的就露积在外,都腐烂不能吃了。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车辆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那个时候,要是出门乘母马拉的车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也会遭到鄙视,会受到社会群体的排斥,甚至连参加聚会的资格都没了。住在里巷的普通百姓生活条件大幅提升,也吃得起膏粱肥肉,膳食精美,做官的直到死也不改任,有的干脆把官名作为姓氏名号。人人知道自爱,个个崇尚行义,把犯法看得很重,厌弃做可耻的事情。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很有名,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时候,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话抄进了《食货志》篇里,甚至现代的初中历史教材里,也直接引用这段文字,尽管中学生阅读起来有点困难。其实,这段文字之所以有名,关键还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令人艳羨的盛世时代。这到底是哪个时代呢?司马迁说是“汉兴七十余年间”。从汉高祖刘邦开国的公元前202年算起,下推七十年,刚好是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这七十多年的时间,是否都像司马迁所写的那么美好呢?显然不是。汉朝开国的时候,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四年的楚汉之争,整个社会凋敝,千疮百孔,国家真的是一穷二白。连贵为天子的刘邦都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普通百姓家中更无颗粒余粮。尽管高祖刘邦及后来实际掌权的吕后,都希望并努力让国家走向安定富强,但百废待兴之际,仅凭二十余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出现大繁荣的。后来的汉武帝的确开创了盛世的局面,汉朝的国力也因此达到顶峰,但司马迁说的这段时间,他也不过刚刚登基没几年,在他即位之初,窦太后在朝中的权力还很大,他还没有机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所以,司马迁描述的显然也并非汉武帝执政之初的社会景象。

很明显,司马迁描绘的所谓“汉兴七十余年间”的社会图景,其实应该剔除汉初二十余年,再剔除武帝登基之初的十年左右时间,也就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段历史时期,执掌汉朝大政的有两位皇帝:汉文帝、汉景帝。后世把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约四十年的国家安定、社会繁荣、家给民足的时期,誉为“文景之治”。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的这段话,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汉文帝、汉景帝究竟是怎样的皇帝,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才能,采取了哪些措施,最终成就了这一盛世呢?

摘选自王立群读史记丛书

(分册名称:文景之治)

王立群读《史记》全系列

精装典藏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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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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