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羽东华
前言
1944年5月，河南战事日益危急。日军先下郑州，后陷许昌，有向豫西蔓延之势。13日，蒋介石乃觉“敌军不仅要占洛阳，而且要攻西安，其事态严重极矣”。当即电令胡宗南部切实准备。5月9、10两日，日军69师团等从垣曲南渡黄河后，豫西北战局变端突显。5月中旬，就在第八战区主力尚未出发前，独立混成第3旅团亦在18日即已陷陕州。而此时的潼关以东形势，根据徐永昌所述：“我40军之39师、57军之8师及1军之167师在阌乡、灵宝一带；16军之109师在雒南、卢氏之间”仅为约4个师，以及第八战区自27日起掩护收拢的第一战刘戡集团和李家钰集团军残部。5月25日，坚守15天的洛阳宣告失守。原本暂缓攻击陕州的最高统帅部，又突然改变意图，认为“陕州攻取颇有可能，可令第八师先攻大营，大营下后，看情形再决进止”，决定最迟在6月2日开始反攻陕州。由于日军战车第三师团的突然增援，面对大量坦克装甲部队，反攻三日即受阻。蒋介石与胡宗南通电话后，得知“第八师在大营西方为敌战车突击，死伤颇重，灵宝阵地进退为难”。增援洛阳的期望落空，让蒋介石颇为忧虑，乃言“为试探敌军之兵力与企图…战斗三日，我军既不能有解决陕州战局之望，故决心退守灵宝本阵地，以免焉为敌所制”，特令胡宗南于6日晚向灵宝预设阵地撤退。
统帅部朝令夕改 东进军仓促应战
九十七师少将师长傅维藩将军
频繁更改作战意图，指挥过于干涉一线作战而导致的战役失败，在战后的检讨会中亦被反复提及。如徐永昌日记提到，“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又如陈诚在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在中原暨陕灵会战检讨经验教训中亦提出“上级过于干涉次级指挥之权限，致指挥作用不方便”等，均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是6月25日召开的第八战区的检讨会中，将指挥失败之责推脱给一线作战部队。除了“第97师师长傅维藩擅自后退”被枪决外，还有“师长傅维藩惊慌失措，第57军军长刘安祺亲赴前线督战，发现团长曾庆春躺在一辆大板车上往后撤，当即掏出手枪强令其回前线整顿溃兵”等说辞。关于这些说辞，其核心材料，最早是由《第八战区灵宝战役检讨会议录》和以后的参会者回忆而来。如果通过双方战史战报，将这些材料略作分析，即可知疑点重重。
首先，有传言说史迪威拿着航拍照片发难，蒋介石恼羞成怒才下令枪决。但蹊跷的是，当事人双方的日记均未提起，尤其是蒋介石日记非常不合情理的未记录半句。其次，史迪威于6月4日7点到达昆明，5日到达重庆二次与蒋介石面商“第14航空队油料问题”后，6日晚7点由昆明经转到达印度，此时灵宝主阵地即未被日军突破，也无当面问责的时间。再次，所谓军机拍摄整齐撤退，据时任第八师师长吴俊日后回忆“6月10日晚12时撤退时，凑巧被空军侦察机发现，予以照相，上峰极为震怒”。需要注意的是，以当时的航空照相技术，在夜间拍照的可能性很小。并查当日起飞的18架次P40N也无夜间侦查任务。故撤退被拍说法查无实据真假未知，仍还有很大论证空间。根据事后对97师追责的切实原因，还是以丢失牛庄，致正面防线受陷引起。那么，牛庄等主阵地为何会失守？失守的经过和后事又是如何？不妨分析97师在牛庄等地的战斗。
5月26日，先期抵达临潼的97师到达虢灵线，以第二线阵地配合反攻。据6月1日《九十七师作命第十号》之令，“以291团2营占据弘农河右岸之关庄原；以290团2营占据蓝家凹、信村为前进阵地。余部289团守左岸的灵宝城、南、北店头，坡头，第290团守案里、墙里、牛庄，并以291团作为预备队”。但工事尚未构筑完毕，警戒阵地6日即与敌接触。此时，决定在南线发起主攻的日军兵分三路，对弘农河右岸高地发起攻击。至8日，弘农河右岸前进阵地均被日军拔除，日军工兵修筑坦克道路下高地，由西水头向弘农河推进。12时，97师师长傅维藩以“前进阵地目的已达”，令前进阵地官兵退入师部梨湾原附近整理机动。其后，日军发动对弘农河左岸的攻击。
机动步兵第三大队行动概要
九日……9时30分，六连右翼四连左翼阵地守兵伤亡五十余名，牛庄、墙里形成被敌包围状态，曾（庆春）团长决心令第一线仍死守原阵地。师长遂令预备队二九一团第三营占领枣树坡、马家寨、老虎头线之原上阵地，以立稳阵脚。11时20分，将以上战况分报军、师长，当奉刘军长电令“相机撤原麓阵地死守”，12时20分战线调整后，第二九〇团第八连一部官兵十余名仍死守牛庄小学，后为弹罄被俘不屈，全数被杀。
机动步兵第三大队行动概要
此可见，97师奉刘军长令“相机撤退至原上”，这句相机撤退，也为日后推脱责任埋下伏笔。刘军长，即57军军长刘安祺，担任该地区左侧指挥。那么，这份史料是否属实记录，不妨参考日军的相关史料来加以印证。先来分析进攻案里的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的战斗详报：
6月9日，当时带领右第一线的第一中队第三小队长长山下优少尉在带头突袭中，子弹贯穿整个头部，壮烈牺牲，战场再次陷入胶着。……机动步兵吉池大队（即机动步兵第3联队第3大队）在牛庄附近攻击敌人。凌晨五时的黎明攻击，各队已准备完毕，努力增强装备……6时30分，得知步兵炮队缺少弹药，命令利用瓦斯射击，一举突入射击开始。在第一线案里一带利用步兵炮和瓦斯弹进行攻击，敌人射击依旧猛烈，突袭受挫，昨夜之后死伤持续增加。同时进行协助的坦克第一中队渡过弘农河…坦克中队从南案里西侧地区发起突袭。第一线夺取后，突袭进入南案里的大队反复激烈战斗了许久。11时完全占领南案里。
正在河南作战的日军战车部队
根据日军战报分析，日军使用毒气，以战车为先导步兵为继，占领97师之案里阵地的时间，也为9日11时，与国军战报几乎相同。那么97师主阵地另一侧的牛庄阵地的情况又是如何，不妨参考担任进攻牛庄阵地的日军机动步兵第三联队第三大队战报：
6月9日，师团继续锐意的攻势，22时整，第三大队与金森大队（独步14大队）将牛庄附近敌阵地突破。……吉池大队长10日（第五日）记录，此时，在牛庄西南方高地上的敌人通过反坦克炮对我方的坦克猛烈射击。突然两辆坦克冒了烟，于是我方停止了对敌人的猛烈射击。……同时，第九中队与第八中队的左翼联系，针对利用高地及断崖顽强抵抗的敌人，代理中队长见习士官带头冲入敌阵，直接遭受到敌人的弹击壮烈牺牲……大队命令在从西方进入高地端，从牛庄通向牛庄西侧高地上的道路上配备机关枪，停止各中队的追击，确保现有阵地，晚上做好应对敌人逆袭的万全措施。
错误指挥致防线突破奇兵突入令全线后撤
也就是说，最迟至9日22时，牛庄等地才均被突破。但是，97师等作为第二线的防御部队，并未开始全线后撤，而是重新整顿防线，在原上高地继续组织抵抗。而造成溃散严重后果的乃是10日晨4时“97师原上阵地奉令由40军106师两个团接替防线，但在防务交替时，被日军发动的拂晓攻击突破”，在夜间视矩不明，危机尚未解除，战线尚未完全稳固之际，层峰盲目下令换防，造成战线出现混乱。据57军军长刘安祺后来回忆，“当时指挥很乱，李延年在场，张卓也在场，总之，指挥系统不大完整”。故究竟是谁下令换防，不得而知。
“适师部被敌人近逼，遂参加师部方面作战”，所谓参与师部方面作战，即原上阵地在尊令换防时，被日军凌晨发动突击造成混乱，而导致在10日15时左右97师师部及57军军部被日军围困。上级指挥的失当，还造成赶来增援的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阵亡。在日军拔除弘农河左岸的牛庄附近各据点后，熊兵团召开了作战会议，准备应对撤退至原上阵地的守军。
日军突入原上后不久，即危逼97师师部与57军军部。接替防务的106师接防部队，竟日与敌接战，为主力获得喘息赢得了时间。但6月10日15时，97师师部、57军军部均被日军突破而包围，通讯中断。在这一阶段，守备毕家砦的守军顽强抗击，击毙突入的独立步兵第14大队大队长，节录如下：
10日……（中略）敌人此时兵力逐渐增强，正努力与我们近距离对峙，机关枪中队及第一线中队大力反击将其击退。，8时30分左右传达命令“协战坦克中队进入，在正午以后到达”。大队长当时决定只身突击，毅然行动的大队长头部被子弹击中，于9时壮烈牺牲。（即金森正平少佐，10日9时被毙于毕家砦）。
106师等接防部队到达后，阵地陷入对峙。原本在9日夜里，李延年接到胡宗南转蒋介石不得后撤的命令。但李在随后不久，便向胡宗南请求撤退。胡宗南在10日记里写道：“本日敌向主阵地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午前李吉甫（延年）报告，前线困难情形，要求撤退，报告委座，奉谕支持到晚再定。（晚）六时许，委座严令不撤退，至十一时再报告委座，奉谕一切由你全权负责，乃令撤退”。晚11时后，得到允许撤退的李延年，即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
所谓诱敌深入云云，仅是一厢情愿。11日24时，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以击退第八战区目的已达成为由，开始命令向陕县方向撤退。对于此番情形，蒋介石固然十分恼怒。其日记曰：“本日胡宗南所部在灵宝虢略之线，其各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计划完全无效。”认为胡宗南在西北训练部队，为其中最精强者，却落如此结果。对胡宗南期望甚深的蒋介石“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悲愤”。
求情未果就地枪决作战检讨推卸责任
灵宝会战结束后的6月17日，傅维藩等三人被押赴西安。在胡宗南眼中，接任九十七师未久的傅维藩治军严明，尚有和上峰斡旋余地。于是分别二度致电蒋介石请求宽恕。但此时，蒋介石陷于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舆论指责当中，由于七七国耻日在即，湖南战事又启，如不作出严明纪律法令之示，势必引起更大争议。故蒋并未给予回旋余地，即批示“九十七师必须解散，归并于第八师，否则军队擅自撤退，不特军纪扫地，而且廉耻道丧何以抗战，应自速办勿延”。19日晚，胡宗南再次电蒋介石言“第九十七师初期战斗颇为精彩，其后失陷阵地，但在牛庄、老虎头等处，亦有多次反击，且函谷关始终保全存在，其战斗精神并不低劣，其责任问题应自上负起”。但为时已晚，6月24日，在数次求情未果之下，傅维藩被就地枪决。
胡宗南致蒋介石电，6月19日，第二封皓电内容
6月25日，在华山检讨会中，胡宗南以“敌中央突破成功，陷战局于不利，九十七师要负责任”为由，宣布蒋介石之训令。此令内容，即胡宗南转呈蒋介石的第二封皓电。7月5日，胡宗南在西安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予以痛斥“各级指挥官之不行，尤其军师长之作战指挥，幼稚无能……李吉甫（延年）实可杀也。”
对九十七师之处置，蒋介石仍耿耿于怀。似乎自豫中会战以来，全盘的大溃退都不及此一村一地之失陷。看似公正，其实未必如此。豫中会战之惨败，对蒋介石刺激颇深，但高级将官却无人为此负责。此时盟军战场的节节胜利，让蒋介石痛觉受辱到底。正如其六月反省所言“所处逆境已有半年，而至本月为最甚”。灵宝战役无论从发生时间还是地点来看，都是豫中会战的延续。故笔者推测，傅维藩之殉法，权当是蒋介石面对舆论压力，给党内外各方的一个交代。其深层原因或是为保全政府颜面，亦或是借此敲打胡宗南，不得而知。反观胡宗南部，对枪决傅维藩等多有不忿。如时任45师师长的胡长青，在25日华阴检讨会后，仍觉不公：“傅故师长维藩，到差未及一月，顿逢一此激烈战争，个人与团体均未得发挥力量，且团体蒙受奇耻大辱，不胜惋惜，期昭雪于将来”。
抗战期间，枪决之例并不少见，前如廖龄奇，后如陈牧农。正如徐永昌所言，在第四军军长张得能被追究长沙失守之责时，蒋介石言“前次余程万（常德失守）如立即正法，此次长沙当能久守”，蒋介石认为，军法废弛，处极刑以正法典，似乎就能稳定军心。但是，豫湘桂大溃败足以证明，未施重典并非主要原因。
7月20日，在全军祭奠阵亡将士追悼会中，当念至「午庄」（应为牛庄，原文如此）时，哀悼掉泪者无不动容，惶惶二千人之英灵，然只剩白木黑字之牌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