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涛
错误的海图
外国人很早就开始了解珠江口，并绘制出形形色色的航海图。
18世纪初，英国大名鼎鼎的水文专家约翰o桑顿（John Thornton）在其编写的《英国航海指南》（The English Pilot）中，绘出了珠江口：
这一堪称当时最精确的航海地图集、欧洲船员必备手册，却将珠江海岸和岛屿的形状、大小、位置都画错了。
174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水文专家达普莱（D' Apres de Mannevillette）绘制《东方海洋》（Le Neptune Oriental），纠正《英国航海指南》的许多错误，取代了《英国航海指南》的地位。比起《东印度最东部地图》，该书《柬埔寨海岸、交趾支那、东京湾、部分中国海岸和菲律宾群岛地图》对珠江口的刻画，精确度大为提高，但仅以点状符号，标出珠江口内外的岛屿，其位置和形状也不对：
再过了8年，到1753年，范o库伦家族（Van Keulen）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绘制了一批仅供内部使用的秘密地图：
在欧洲地图学史上，范o库伦家族声名显赫，与发明“墨卡托投影”的墨卡托家族齐名，并称为两大地图世家。他们从17世纪末一直兴盛到19世纪末，先后两个世纪里，绘制了各种类型的地图。该家族成员还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水文专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然而在秘密地图里，范o库伦所画的珠江口仍然纰漏百出，难以真正用于航海。
诸如此类的海图数量还有很多，说明18世纪的欧洲人对珠江口缺乏准确地理认知，他们经常迷路、搁浅、触礁，也就不奇怪了。
“引水人”带路
既然18世纪欧洲最流行的海图，都不能在珠江口派上用场，外国船只怎么从这里到澳门和广州去？
据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游记，当他们来到珠江口时，第一要务就是，寻找澳门或广州的船民，依靠他们带船只入口。
英、法等国的航海指南，也指示外国船员，到达珠江口时，决不可贸然闯入，应在老万山岛、担杆岛等地，找当地人领航，否则，将冒着人船俱毁的风险，进入这片陌生又神秘的海域。
这些负责领航的船民，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引水人”。
“引水人”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和澳门人，熟识水性，平时以打渔为生，有些人或多或少懂一些葡萄牙语或英语，能熟练地与外国人讨价还价。
他们也是外国人来到中国沿海后，最先遇到的一群人，所以外国人游记和航海指南中，将其称为Pilot，即“领航员”，并不厌其烦地讲述怎样跟这些人打交道。
清廷的管制
可以说，引水人对来华的欧洲贸易商人很重要。乾隆时期爆发的一次中西冲突，则让官府注意到这一人群的特殊意义，开始有意识地将他们管起来。
1742年，英国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来到广东，其船长安森（George Anson）不仅炫耀武力，威胁广州官员，次年，又恃强闯入虎门海口，勒令中国为其提供返回英国的给养，是为“百夫长号事件”。
这让乾隆帝对广州地方官大为不满，训斥他们对此船竟“毫无查察”。
为解决这一问题，澳门同知印光任发现，通过“引水人”可以监控外国船只。
1744年，印光任制定《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规定引水行业的准入条件与职责：
洋船进口，必得内地民人带引水道，最为紧要。请责县丞将能充引水之人详加甄别，如果殷实良民，取具保甲亲邻结状，县丞加结申送，查验无异，给发腰牌执照准充，仍列册通报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给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驰禀报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文通报，并移行虎门协及南海、番禺，一体稽查防范。①
自此，引水人被管起来，他们不仅仅要为外国人领航，还要监督和管理外国船只：
● 引水人上船后，要对船进行查验，“实有货物，问明来历”，才准领航。②● 检查船只所携带的“商梢、炮械”，甚至“记下船名、船长姓名、人数和枪炮数量、出发地和国家。”③● 检验完后，再派人乘快船前往澳门，将结果告知香山县丞，并转交澳门同知、粤海关等。
这时，外国人还小心翼翼地待在珠江口，而那些远在澳门、广州的朝廷官员已对船只了如指掌。
有了这一套办法，广州地方官使用“引水人”越来越有心得，每当中英发生贸易冲突，总是将“拒派引水”与货船封舱、停止贸易等手段同时使用，令外国船只不能进港，不得交易，只能徘徊在珠江口外。
这就抓住了外国人的软肋，因为帆船时代，外国人前往广州，主要以季风为动力，风向转变，就要返航，贸易季节非常短暂。一旦贸易季节里完不成交易，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人，将付出难以弥补的损失，于是不得不乖乖就范。
也正因为这样，朝廷官员对付外国人非常自信：
“番人未识水道，必须内地船只引带，始免搁浅疏虞，故番船进出未能自由，而稽查亦极为严密”。④
英国人的秘密测绘
为了不受清廷官员摆布，实现“自由”进出广州，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命令罗斯（Daniel Ross）、穆罕（Philip Maughan）率“羚羊号”，秘密测量了澳门至香港之间的海岸、岛屿和水道。⑤
广州地方官注意到“羚羊号”，并令其离开，但罗斯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朝廷官员们无法预知测绘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亦未去制止，最终不了了之。
四年后，东印度公司正式发行罗斯绘制的《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1817年，东印度公司又将罗斯的测绘资料公布于众：
新的海图和航海指南立即成为欧美船员的标配。
1810年，外国人终于找到了通往澳门和广州的路径，他们按图索骥，不再依靠引水人，就能抵达广州。
英国地理学家穆瑞（Huge Murray）指出：
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来到中国沿海，又没有引水人为其领航，那么初来乍到者，也可以在罗斯船长和霍斯伯格先生令人钦佩的航海指南帮助下，安全地到达内伶仃岛湾泊。⑥
1820年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走私，大批鸦片走私船以及军舰，利用新海图和航海指南，不用引水人，就能悄无声息地进出珠江口。
他们也不去广州、澳门，而是停在珠江口内外的“担杆山、铜鼓洋、大屿山、伶仃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湾、石笋、九洲、潭仔、鸡颈等洋”。⑦
战争吃了亏
然而，官府仍依靠引水人打探走私船和军舰的消息，并没有调整策略。
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仍是“节据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报”，⑧掌握烟贩行踪。珠江口内外英国船只的活动，亦是“引水探报”得来。
一旦战争来临，清廷官员不免抓瞎。
鸦片战争时期，与英国人作战，引水人几乎成了广州官员了解敌方动向的主要渠道，沿海州县和营汛反馈的英军动向，亦是“据该引水之员在洋瞭望”所得的二手信息。⑨
而英国人早已不依赖引水人行动，其变得可有可无，林则徐等人获知的情报真实性大打折扣。
战前，林则徐就根据引水人报告，误以为到达珠江口的军舰，是英国人虚张声势，“所配兵械较多，实乃运载鸦片”，将即将来临的战争，判断为一次大规模鸦片武装走私。
直到1840年6月底，林则徐才接到“引水禀报”，被告知英军战舰已“先后驶出老万山，东向扬帆而去，瞭望无踪”，后据洋商伍绍荣称英军已前往浙江。
他这才如梦初醒，发现战争已经来临。
更何况，有些引水人“勾串走私”，也参与鸦片贸易，与外国人结成了利益联盟，不可能发挥“耳目”作用。
林则徐承认，那些在珠江口内外游荡的船只，已经“无从稽查”。
清廷丧失了对外国船只管控的能力，随着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在贸易与主权方面，逐渐变成受人摆布的一方。
注释
①粱廷枏：《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
②粱廷枏：《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7页。
③史密斯：《中国皇后号》，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⑤详见王涛：《清中叶英国在珠江口的地图测绘与航线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4期；王涛：《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⑥Hugh Murray,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on Account of China,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836, p. 154.
⑦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37页。
⑧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50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