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姜鹏
仁寿四年（604）冬，刚即位不久的隋炀帝在大殿面见了一个算命先生。来者言简意赅：如今的都城长安在西方，在五行中属金，而陛下的命相属木，金克木，所以陛下不宜久居长安。不如修复东方的洛阳，把它作为新的都城，毕竟东方属木，更契合陛下的命相。听信了这个迷信至极的说法后，隋炀帝着手推动重修洛阳的浩大工程。
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作为著名的“暴虐之君”，隋炀帝的很多决策和行动都被后人冠以荒唐滑稽的理由，但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往往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早在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之后，就曾出于控制东方的目的，大力经营洛阳。换言之，洛阳的经营，从北周武帝时代就已经开始，隋炀帝只不过是延续了这个政策。
▲ 大业八年，隋建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东京畿圈
费尽心力营造好以洛阳为中心的东部京畿圈后，隋炀帝并没有在这里驻留太长时间，而是出于容纳草原与南方的目的，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巡游。这样一来，隋帝国就出现了三个政治中心。
（1）围绕长安展开的旧中心
（2）围绕洛阳展开的新中心
（3）隋炀帝巡行所在的流动中心
隋炀帝历次巡游，队伍中必有两股重要力量——朝廷核心命官、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使得隋炀帝的巡游队伍相比于长安与洛阳更具有中心的意味，甚至可以称其为“流动的首都”。比如隋炀帝亲征高丽，率军北上时，涿郡（今北京一带）就是帝国的临时首都。同样，当隋炀帝离开北方，乘船南渡时，他所长期驻留的江都（今扬州），就是隋朝的“第三个心脏”。
▲ 隋大业八年地图（局部）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隋帝国后期“三都鼎立”的政治格局？隋炀帝的太子杨昭体胖早死，他死后，膝下三个儿子同时得到隋炀帝的宠爱和重用。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北伐高丽之际，曾做过这样的人事安排：
代王杨侑（杨昭长子）镇长安，辅以刑部尚书卫玄；
越王杨侗（杨昭三子）守洛阳，辅以民部尚书樊子盖；
燕王杨倓（杨昭次子）追随隋炀帝，先到涿郡，后至江都。
这个安排看似“一碗水端平”，却隐含着一个巨大问题，即隋炀帝一旦失去了对全局的掌控力，长安、洛阳、隋炀帝的行在这三个政治中心便都具有了独立的可能性，帝国的政统也会因此一分为三。这就是人们谈起隋末历史经常提及的“王统三分”。无论这个时代的纷争多么复杂，只要盯住这三大政治中心，就推开了梳理其历史脉络的大门。
隋末民间起义风起云涌，各股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俨然一场群星璀璨的“群像剧”，在众多集团当中，第一个要提及的名字叫杨玄感。
大业九年（613）春，隋炀帝第二次出兵高丽时，杨玄感起兵黎阳，拆卸了帝国楼阁的第一根立柱。作为杨玄感集团中最具战略眼光的智囊，李密为杨玄感提出三策，这三策分别指向三大政治中心。
李密说，摧毁隋朝之上策是直驱隋炀帝的行在，这是针对隋末的第一个政治中心：
“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扼其咽喉...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
中策取西京长安，即针对帝国的旧中心：
“关中四塞，天府之国...今...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下策取东都洛阳，针对帝国的新中心：
“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为什么说直取隋炀帝的行在是上策？在集权统治中，皇帝无疑是统治的心脏，只要通过一场“斩首行动”除掉隋炀帝，整个国家就有彻底瘫痪的可能。然而杨玄感鼠目寸光，没能理解李密的意图，愚蠢地认为洛阳是天下之中，最为重要，因而采取了下策。可杨玄感没有意料到的是，洛阳同时也是帝国防御最为坚实的地区，如果久攻不下，必然会走向兵败被杀的结局。
隋炀帝南下江都后，隋帝国处于半失控的状态下，各种地域性统治集团的裂痕加深。当帝国领土成为刀俎下的鱼肉时，各路重要军阀都与李密有着相似的见解，他们对三个地方最感兴趣，即象征王统所在的江都、洛阳、长安。
这是一张隋末“王统三分”示意图。在这张图中，我们能够找到隋末几支重要势力。
先看中间一线，即对“江都正统”的争夺。大业十四年（618），伴随隋炀帝南下江都的骁果军变得愈发躁动不安，身为禁卫军的他们多为关陇子弟，妻子父母均在西北，因而不愿意久居江南。三月，野心家宇文化及利用了这股不满情绪，煽动骁果，发动江都兵变，缢死隋炀帝，后自立为帝，定国号为许。看起来宇文化及在动乱初期掌握了先机，但是，在弑杀隋炀帝的滔天罪名下，宇文化及的势力注定无法长久。
大业十五年（619）闰二月，宇文化及在逃窜途中被窦建德以“讨逆”之名所灭。窦建德由此间接继承了隋炀帝遗留下的巨量政治资源，比如，他吸收了隋炀帝时代的核心文武官员，其中既有裴矩这样的战略性人才（裴矩是帮助隋炀帝经营西域的最重要人物），也有虞世南与欧阳询这种跻身“初唐四大家”的文化名人。更为重要的是，窦建德趁此机会向隋炀帝的遗孀萧皇后称臣，由此获取了不可小觑的声望资源。
再看最为复杂的右边一线，即对“洛阳王统”的争夺。
当江都的蝴蝶煽动翅膀，洛阳的宫殿内也飘起了政治变动的飓风——隋炀帝死后，作为留守东都的王权象征，越王杨侗一度被众人视为关东地区隋朝政权的正统所在。
杨玄感起兵时，曾猛攻杨侗。失败后，洛阳落入王世充手中。后世对于这位强据洛阳的军阀颇有非议，《旧唐书》称“世充奸人...上则谀佞诡俗以取荣名”，王夫之更是贬损，称“世充...导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夺之，其当辜也，固也”。
王世充之所以被后人所不齿，是因为他通过虚伪的禅让仪式把隋朝革命为自己的郑朝天下。不过在当时，这些阴谋与虚伪都是有用的——禅让完成后，王世充的郑政权自视为当之无愧的正统，比如韦匡伯等人的墓志铭中，所用的年号不是隋朝的大业，而是郑朝的开明。
▲ 韦匡伯墓志“开明二年”字样(c) 民国拓本
除了王世充外，还有一股势力对洛阳虎视眈眈，那就是李密。
李密或许是最早认识到隋朝“王统三分”的人，也认识到王统所在的隋炀帝行在、长安、洛阳在重要性上具有先后顺序的排列。但是碍于现实情况的限制，在成为瓦岗寨领袖之后，李密最有把握、最可能夺取的就是洛阳，因此在隋末错综复杂的势力斗争中，李密的行动轨迹非常清晰，即与王世充展开对洛阳的激烈争夺。
李密深知，如果不能攻下洛阳，不能获得“王统三分”其中的一个，自己的身份永远只可能是“流寇”，而不能成为问鼎天下的“候选人”之一。可惜的是，李密在洛阳的争夺中，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此后只好悻悻投奔李渊，走向人生的终点。
示意图中的左侧部分最为明了，李渊起兵后，就近攻下长安，获得了“长安王统”。
至此可以看到，隋朝散布在江都、洛阳、长安的“三分王统”分别为军阀窦建德、王世充、李渊所继承，而这三位恰恰代表着隋朝末年矗立到最后、进入“决赛圈”的三股势力。至于其他繁杂的起义力量，由于没有得到象征王统的政治身份，要么扮演着无法左右历史的配角形象，要么快速湮灭于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中。
李渊此后消灭了王世充与窦建德。隋炀帝遗留下来的三分王统，最终在李唐这里归一，隋末英雄角逐群像戏，就这样以唐王朝的建立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