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言九林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刺客、杀手，莫过于有“斧头帮帮主”之称的王亚樵。
1935年11月，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2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6年10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以上皆是王亚樵策划所为。此外，王还多次参与了针对蒋介石、宋子文、张群等人的暗杀行动。
王亚樵
一、档案里的另一个王亚樵
王亚樵因种种暗杀行动而备受赞誉，乃至有“民国第一侠客”之称。惟笔者所见到的多份档案显示，王亚樵的暗杀行动，似有更复杂的背景。
下面，笔者将这些档案，按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并略作解读。
（1）吴醒亚1933年的情报
1933年11月29日，吴醒亚密电蒋介石：
“陈逆任王亚樵为别动队长，余立奎副之，来沪捣乱。王并入日籍，请日人保护。”[1]
吴醒亚，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上海社会局局长，秘密的身份是“干社”社长——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中统和CC系色彩的秘密组织，与复兴社类似，奉蒋介石为领袖。“陈逆”，指的是当时在福建依托十九路军，脱离南京另立新政府的陈铭枢。闽变期间，吴醒亚的组织，是南京政府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吴醒亚致蒋介石密电
闽变期间，陈铭枢等确与日人多有接触。另据马超俊（马与孙科、陈铭枢相熟）披露，王亚樵等人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已与日本军方有过合作：
在沪战之际，日本军阀诡计百出，在十余日内，先后发生宋子文、吴铁城、孙哲生等住宅爆炸案，希图削弱我抗战阵营。同时并采取“以华制华”的卑劣手段，二月九日，敌方唆使陈中孚、陈群、王亚樵、陈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动，由日军部发给枪支一万支、机枪两百挺，以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造成傀儡地方政府。并决定如吴氏率保警抵抗，即先将其枪毙或逮捕。
是日，各暴动阴谋分子齐集于霞飞路庙福开森路陈群家开会，商定叛变起事各项部署。当夜十二时，有人到我处报告，正值大雪纷飞，奇寒袭人，我急至莫理爱路，密报哲生，请速设法制止，以维大局。哲生立即以电话邀陈群、陈中孚、陈友仁、王亚樵等前来，严加诘询，彼等承认有其事。哲生怒斥此等行为与吴三桂、石敬瑭卖国卖身无异……陈等当即表示服从哲生，取消前议。至天亮，陈等返回，将所集群众解散。日本最险恶之诡谋，得消弭于无形，实属国家之幸。旋陈群、王亚樵等亡命海外。[2]
（2）陈果夫1934年的情报
1934年10月25日，陈果夫密电蒋介石：
接韩人密报，某国天津驻军司令部密派王亚樵率领部下，携带炸弹潜赴郑州等候钧座谋刺。并令如该处环境不佳，在汉口或南京云。请防范。
蒋介石接电后指示：
交戴课长笠严密注意，并分电河南刘主任（刘峙）、汉口叶司令（叶蓬）、南京谷司令（谷正伦）注意。[3]
陈果夫致蒋介石密电
陈果夫当时负责扶植韩国独立运动，与金九等韩国在华志士联系密切，故能获得“韩人密报”（因为这段援韩往事，1966年，陈果夫曾获授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章”）。“某国天津驻军司令部”，即日本天津驻军司令部。
10月30日，刘峙、叶蓬两人回电向蒋报告，已遵令命属下严加防范王亚樵。[4]
（3）1935年，戴笠、吴铁城的情报
1935年6月19日，戴笠密电蒋介石：
即刻。成都委员长蒋钧鉴。密。据上海电称，王亚樵部之冯？部（原注：译音）与日本浪人现任驻沪武官处顾问山本荣治相识，冯语山本，前王亚樵谋刺宋部长事，即彼所主使。山本乃令冯组织暗杀团谋刺有吉大使，使俾军部资为口实。因自有吉升格后，军部对华政策颇受打击，在华武官均生活困难。已接受山本之委托筹组暗杀团，所有用资悉由山本负担等语。除饬继续查报外谨闻。生笠叩。
蒋介石接电后，指示戴笠：“可密告吴市长，并嘱吴间接转告有吉防范。”[5]
戴笠1935年6月19日密电蒋介石
电报中的“冯？”，译音不完整。从后续的电报中，将会知道，此人的真实姓名是“洪东夷”（戴笠一度错写成了“冯东夷”）。20年代，王亚樵在沪以“上海劳工总会”的名义发展组织，洪东夷即已是其得力帮手。与王亚樵一同参加过闽变的麦朝枢，则称洪东夷是王亚樵的学生。[6]
电报中的山本荣治，最有名的事迹是策动王克敏成为汉奸。1938年，军统派刺客制裁王克敏时，同车的山本荣治被击毙。
电报中的有吉明，于1932年出任驻华公使。所谓“有吉升格”，系指1935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有吉明成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的对华外交理念是“在推进经济外交时，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突破口”，反对一再对华实施武力刺激。这让日本军方很不满。[7]
1935年7月17日，戴笠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情报，密电蒋介石：
上海电称：山本与冯（东夷）商完，决报酬华币十万元，并于事先交冯五万元。所需用之炸弹、手枪概由山本供给。其进行方法，拟由山本简请有吉宴会，冯等乘机于有吉赴宴中途或宴罢辞出时刺杀之等语。除已密电吴市长注意并饬原报告人妥为监察冯某行动外谨闻。[8]
稍后，洪东夷被捕，供出了其代表王亚樵与日本军方接触的详细情节。1935年8月29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将洪的自供书密报给了蒋介石。洪在自供书中称：
六月下旬，有朱大刚（王之学生上海各部送信交通）偕蔡道和来寓（蔡由港来是王代表，向孙哲生马星樵二先生处借钱及询问山本荣治）云：王请你一事，无论如何你非要为他问一问。广州四田武官云：上海山本荣治有要事访王。……次日，东即往北四川路永安里八十四号山本荣治家访晤。当延见并有影佐武官在座。东即询其访王某何事。彼即答请王君一件工作。山本即云：我们日本国社党组织如何完密，拟派人将有吉明大使打死，请王君发表一宣言，只说是奉蒋委员长、宋委员命令。即询其王某如何来法。彼即称趁日本兵舰到上海，住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内。[9]
吴铁城呈递的“洪东夷自述既往史实”
同是“刺杀日本驻华大使”，戴笠所得到的情报，与杀手的口供，存在一些区别。比如，情报显示，日本军方有意让王亚樵派人动手；杀手则称山本荣治有意自己来干，但希望与王亚樵合作，由王出面对暗杀事件负责，并对外称“是奉蒋委员长、宋委员命令”。这些区别可能与杀手竭力想要自我洗脱有关，并不影响“王亚樵与日本军方存在密切联系”这个基本事实。
（4）1935-1936年，戴笠、杨虎、蔡劲军的情报
1935年11月14日，戴笠密电宋子文：
急。上海西爱咸斯路五百十号宋委员子文先生赐鉴。祺密。1.据密报日人为法币问题决利用汉奸积极谋公，请注意。2.昨据沪捕房密告，王亚樵受日人保护，已于三日前到沪，晚已派员商捕房协缉矣。晚笠叩。[10]
因王亚樵抵沪，戴笠急电宋子文注意安全
同月28日，杨虎密电蒋介石：
密。顷探悉王亚樵自香港乘日邮船于宥日（笔者注：26日）抵沪。匿住虹口某日人宅内。密与日武官磯谷廉介等接洽。是否将赴北方图谋不轨，抑或在沪有所勾结，正在严密侦查中。容探明再行奉陈。职杨虎叩。[11]
王亚樵突然自香港回沪，且卵翼于日人保护之下，让戴笠与杨虎均心生狐疑，不知其目的何在。两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11月9日，日本陆战队士兵中山秀雄在上海被人刺杀；11日，王亚樵出现在上海，并非巧合——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一度全城陷入混乱。
1936年8月，暗杀中山秀雄的刺客被捕，事情的本相浮出水面。该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特急”密电蒋介石：
本日捕获刺杀日水兵中山秀雄及日侨萱生萱生镰作两案要犯朱贵生、陈思明、金道权等三人。据供系受×××等主使，并拟于日内继续滥杀日侨，以期酿成严重局势，藉图扰乱等语。[12]
该月11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也密电蒋介石：
昨捕获暗杀嫌疑犯朱费（贵）生、陈思明、金道权三名，与刺杀日水兵中山日侨萱生案有关。与刺汪案亦有连带关系。并思制造其他惨案引起中日纠纷。其背景为王亚樵、华克之。现正严密讯究，谨电奉闻。[13]
以上，即是笔者所见王亚樵与日本军方相关之档案。
1936年8月11日吴铁城密电蒋介石
二、两粤、西南军阀的附庸
王亚樵的暗杀活动，长期依附于两粤（如陈铭枢、陈济棠、李济深）及西南军阀（如胡汉民之西南政权）。
考虑到这些政治势力在与南京政府对抗时，都曾借助过日本军方的力量，王亚樵与日本军方走得近，其实正在情理之中。如胡汉民的西南政权：
1935年初，日本关东军开会决定秘密支持西南反对蒋介石的运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专程南下，与胡汉民、陈济棠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胡汉民在指责日本侵华政策的同时，也同意双方进行“经济合作”。根据《胡汉民往来电稿》中透露的信息，日本人和知、铃木、宇都宫等多次到广州，双方的实际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提供军事装备等；而西南方面，则允诺撤销当地取缔日货的机关等。[14]
此外，通过暗杀日本人，将南京政权推入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也是常见事。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
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15]
1936年10月，王亚樵被军统刺杀于广西梧州。
三、王亚樵未参与刺杀白川义则
1932年4月29日，日本在华军政要人于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贺会，遭韩国义士尹奉吉炸弹袭击。日本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亡，驻华公使重光葵重伤，其他伤亡者甚众。此即著名的民国“虹口公园爆炸案”。
近年来，中文世界流传一种说法：“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及其暗杀组织，乃是“虹口公园爆炸案”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本文考证认为：“虹口公园爆炸案”与王亚樵没有任何关系。
（1）传言由来：王亚的樵家人与旧部
1949年之前，没有材料提及“虹口公园爆炸案”与王亚樵有关。60年代初，被特赦的沈醉撰写关于戴笠的资料，提及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的矛盾，对王的描述也止于——“这个人有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专干绑票、暗杀工作。以后一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和李济深、陈铭枢等便利用他这一组织，进行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并无只字提及王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关。[16]
最早声称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材料，出现在80年代。
1983年，王述樵（王亚樵胞弟）、郭超（王亚樵外甥）撰写了一份“文史资料”。二人在文章中写道：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决议捣毁日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十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3月28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二十余名日酋登台，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计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亚樵，要亚樵书复答谢：亚樵说：‘他（指蒋）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17]
1986年，王亚樵的旧部朱大刚，亦撰写了一份“文史资料”，称王亚樵是“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策划者。其文章内容，大致与王述樵、郭超之说相同，且有所“补充”。“补充”部分如下：
淞沪停战后，日军决定在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假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祝胜利大会，……由于时间紧迫，中国人又不能进入会场，王亚樵非常焦急，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想到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革命组织领导人安昌浩。……安昌浩当即表示赞成，决定由中、韩两国合作共同进行，使用定时炸弹。关于人员问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王亚樵派其弟王述樵送交安昌浩四万元活动费和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定时炸弹一枚。又制手榴弹三枚，由王述樵一并交给安昌浩使用。王亚樵又派华克之在会场外了解任务执行的情况。……尹奉吉、安昌浩、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又送去四万元慰劳。[18]
这两篇“文史资料”，构成了此后三十余年来“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之说的内容主干。
总结起来，这两篇文章提供了如下四点核心信息：
（1）于虹口公园集会上谋炸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人的提议，出自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王亚樵。具体由王亚樵负责执行。
（2）因中国人无法进入会场，王亚樵主动找到韩国反日领袖安昌浩，寻求合作。安昌浩提供了人员支持，王亚樵提供了炸弹和活动经费。
（3）刺杀的方式，是将定时炸弹安置在会场之主席台上（台肚），趁白川等人在台上时引爆。
（4）直接前往会场执行刺杀工作者，是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王亚樵组织中的华克之“在会场外了解任务执行的情况”。
（2）五大疑点，可证传言之虚妄
揆诸史料，王亚樵的家人与旧部所讲述的四项核心信息，没有一项站得住脚。
疑点一：
王述樵、朱大刚声称：陈铭枢闻知日军将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会，非常气愤，故找来王亚樵，商议如何破坏。
参与刺杀白川义则，对任何中国人而言，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历史功勋，自我忘却的可能性极低。但是，陈铭枢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却无只字提及此事（该书第六章专谈《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19]
疑点二：
王述樵、郭超声称：为破坏日军的庆祝会，陈铭枢潜赴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
但是，1962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在《人民日报》刊文《“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回忆抗日往事，并未提及刺杀白川义则。1946年出版的《蔡廷锴自传》，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节，是由蔡本人的日记改写。截至1932年4月29日，亦即“虹口爆炸案”发生之日，《自传》中也无一字提及蔡曾参与策划该案。通读全书，同样无只字提及“虹口爆炸案”。直到5月2日，也就是“虹口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才有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来到苏州，告诉蔡：“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费数千元，成功后，仍要路费数千元，可否与其密商，请你决定？”蔡的回复是：“现在停战协定已将签字，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但此事并无下文。[20]
疑点三：
王述樵、朱大刚声称：王亚樵当时寻求的韩方合作对象是安昌浩。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韩国史学界对安昌浩的史料发掘较为充分，但有关安氏的主流表述当中，并无“策划虹口爆炸案”一项。如韩国国家记录院对安氏生平的描述，仅谓其受“虹口爆炸案”之累而被日军逮捕，并不认为安氏与爆炸案本身有关。[21]
日军在爆炸案后逮捕安昌浩，有意外成分。日军最初判断爆炸案系韩共所为，故前往搜捕亲苏的韩国革命领袖李春山（李裕弼），扑空后却意外等到了来访李宅的安昌浩。安氏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其被捕影响日本的国际观瞻，故日方一面逮捕安氏，一面对外界解释安氏的被捕另有原因，“日当局现信安氏与炸弹案无甚关系”。6月，安氏被秘密解往朝鲜，据其家属所聘律师探知，日方没有寻获安氏与爆炸案有关的证据，“将以违犯朝鲜治安法起诉”。日方并未将其当作“虹口公园爆炸案”的主谋，也不认为该案与其有关，故安氏最后仅被判入狱四年。[22]
狱中之安昌浩
疑点四：
王述樵、朱大刚声称：因为不许中国人进入会场，故直接前往会场执行刺杀工作者，是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
尹奉吉是刺杀行动的执行者，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的媒体报道、日军留存的各种档案、韩国搜集的众多史料都认可这一点。
但其余两人的“存在”及“行踪”，却大有疑问。
邵雍等学者认为，“金天山”乃是韩国革命领袖金九的化名。但据金九1932年于申报所刊登的自述，以及其自传《白凡逸志》，他派了汽车载尹奉吉前往虹口公园，“乃祝其成功而别”，自己并没有去现场。刺杀白川义则是壮举，金九没有必要谎称自己没去现场。至于“安昌杰”，许多中文资料声称其乃是安昌浩的兄弟，但安昌浩并无兄弟叫“安昌杰”，目前可谓“查无此人”。韩国方面对“尹奉吉刺杀白川”一事发掘了很多史料，亦未闻有名为“安昌杰”者与尹奉吉一同行动。[23]
此外，此次庆祝会，虹口公园内是有华人的。日军在爆炸案发生后，即在公园内逮捕了多名华人，后又全部释放。这些华人的命运，一度成为上海华文报纸关注的焦点。甚至还发生了美国人士因干预日方抓捕公园内之华工而一同被捕之事。[24]
疑点五：
王述樵、朱大刚声称：刺杀的具体办法，是在大会主席台上安装定时炸弹，另携带手榴弹作为定时炸弹失效时的备用。最后的刺杀，乃是由定时炸弹完成。启动了定时炸弹后，“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
“虹口公园爆炸案”是当时的一件中外关注的大新闻，上海是媒体荟萃之地，公园内报道庆祝会的媒体也很多。故事件的还原度很高，众家媒体对爆炸案的具体过程的报道大体一致。如，《申报》报道：“后台突然掷来一炸弹，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报》的报道是：“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掷一炸弹。”日本陆军司令部公布的事件情形是：“有人从祝贺台左后，向台上掷炸弹，爆发闪光。”略言之，整个事件系由尹奉吉投掷炸弹完成，而非王述樵、朱大刚所谓定时炸弹爆炸。尹奉吉当场被日军捕获，并不存在利用“两分钟”的间隙“离开”的情节。[25]
（3）真实情况：金九与上海兵工厂合作
有上述五大疑点，王述樵、朱大刚等人所描述的“王亚樵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之说，其可信度如何，已可想而知。
目前关于“虹口公园爆炸案”，最可信的材料，乃是金九自传《白凡逸志》中的记载。与王述樵、朱大刚的叙述不同，金九的自述可以得到许多其他相关资料的佐证。
首先，按金九的说法，行刺用的炸弹来自上海兵工厂，而非王亚樵。金说，他获悉虹口公园天长节庆祝会的消息后，“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26]
此事，可获得宋式骉之子所整理的“宋式骉年谱”的证实。据该年谱，宋式骉接任上海兵工厂的时间，是1931年10月。韩国人王雄（亦即后来的韩国陆军少将金弘一）自1928年起，即在该兵工厂工作。淞沪抗战期间，王雄曾为十九路军提供过情报服务。年谱无一字提及王亚樵及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参与此事。[27]
其次，按金九的说法，尹奉吉所使用的乃是“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王述樵、朱大刚等人则声称王亚樵提供的是“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定时炸弹一枚”和“手榴弹三枚”。
查日军事后公布的调查报告，金九的说法是准确的，王述樵、朱大刚等人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日军报告称：“使用之炸弹有两枚，一位水筒形，一为饭盒形，掷出者为水筒形，饭盒形之炸弹，遗弃于地上未投出。”[28]
再次，按金九的说法，此事系其个人单线指挥尹奉吉完成：“昨天是菜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等几个人能猜测得到。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独自进行的。”为了保密，尹奉吉出发后，金九才“到赵尚燮的店里去写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急速转交给安昌浩先生，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我又到石吾（李东宁）先生家去，向他报告进行中的事。”
查金九以英文打字文件向媒体投书《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自承乃爆炸案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同时附有尹奉吉行动前宣誓为国牺牲的相关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金九与尹奉吉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素有声望的安昌浩无辜受到牵连被捕，给金九带来很大的内部压力，这是其向媒体投书自承主谋的主要原因；安昌浩访韩国友人而被捕，亦说明他并不是炸弹案的策划者（真正的策划者金九，选择藏身在更安全的美国人家中）。[29]
左图为尹奉吉行刺前手持炸弹、胸贴誓书留影；右图为金九与尹奉吉合影
四、马超俊晚年的一种说法
“虹口公园炸弹案”可谓“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尾声。中方之上海兵工厂，与金九之“韩人爱国团”互相合作，遂有此等击毙日军大将白川义则之壮举。
此事与所谓的“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无关。那么，王亚樵在淞沪会战期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前文曾经提及，孙科的亲信马超俊（时任南京市市长），在晚年在回忆录中，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过一段资料，内称“二月九日，敌方（指日方）唆使陈中孚、陈群、王亚樵、陈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动，由日军部发给枪支一万支、机枪两百挺，以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造成傀儡地方政府”，马超俊获悉此事后，“急至莫理爱路，密报哲生（即孙科）”，孙科以电话将陈群、陈中孚、陈友仁、王亚樵等人唤来，“怒斥此等行为与吴三桂、石敬瑭卖国卖身无异”。[30]
马超俊的回忆不是孤证。在台北“国史馆”所开放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笔者发现了一份张道藩致何应钦的密函。密函称：
敬之先生赐鉴。兹据啸天（笔者注：杨虎）自沪来电如下：“沪上捣乱者为王亚樵陈人鹤辈，借抗日之名，组织军队，冠附十九路军字样，以皖籍工人为基本兵士，王任旅长，胡抱一、邓祖禹任团长。经济因陈○○另有来源。更拟取兵工厂枪械，闻有为宪兵反对。此等筹备据云已有八成把握，后果实现殊为中央腹心大患。祈即转呈总座并请敬公火速设法制止。更希为弟严守秘密为要”等语。除已电转呈介公外，兹特录电陈达，敬祈注意设法制止为祷。[31]
张道藩致何应钦密电
该电报所署日期，是1932年2月12日。马超俊披露王亚樵等人集会密谋“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是在2月9日。虽然获取武器的途径不同，但获取武器的目的，显系一事。电报中提及的“陈人鹤”，即马超俊所提及的陈群。
当时，十九路军与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正并肩合作抗击日军，中央军且交由蒋光鼐指挥，“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如2月13日，蒋介石曾电告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命其“对蒋总指挥（光鼐）命令绝对服从”）。此等情势下，王亚樵等人谋夺上海兵工厂之武器另立山头，其用心显然相当幽微。
即便不考虑王亚樵之隐秘用心，姑且承认其抢夺上海兵工厂之武器（其侄郭超承认王有此举）是为了抗日，但此举亦足以说明王与上海兵工厂关系恶劣，金九与兵工厂之间的合作，自然不可能与王亚樵有什么关系。所谓“王亚樵策划刺杀白川义则大将”，乃是贪天功为己有之说。王实是一与日本军方长期保持秘密互动的暗杀集团首脑。
注释
[1]（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300-00009-428。
[2]（台北）“中研院”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188-123。
[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189-072。
[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31-098。
[6]王述樵：《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收入《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王亚樵》，1986年，第1—26页；麦朝枢：《军统刺杀王亚樵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4）：特工组织（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81页。
[7]刘杰：《日中关系中的“中国通”外交官——芳泽谦吉、有吉明的时期》，收入《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302页。
[8]（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39-012。
[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47-045。
[10]（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144-010101-0002-058。
[11]（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59-097。
[12]（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7-168。
[1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7-169。
[14]陈红民：《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之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15]刘斐：《两广反蒋“六一事变”》，收入《机诈权变：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1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17]王述樵、郭超：《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89页。
[18]朱大刚：《回忆王亚樵片断》，《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第111-116页。
[19]《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7页。
[20]《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298页。该书1946年由自由旬刊社首次刊印。有某些文章，拿这段文字来“证明”王亚樵策划了“虹口爆炸案”。这当中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这段材料发生的时间，在“虹口爆炸案”后三天，蔡身在苏州。蔡该部分之自传，取材自其个人日记，当无可能搞错日期。（2）按蔡的记载，当时是“敌方革命党”和“高丽革命党”联合与之接洽。所谓“敌方革命党”显然是指日本方面的某些反政府组织。这些细节，与“虹口爆炸案”不符。（3）此事在蔡之《自传》中没有后续。如果这段文字所言即著名的“虹口爆炸案”，《自传》无后续记载，显然是不正常的。（4）《自传》中这段记载，并无一字提及王亚樵及其暗杀组织。
[21]在页面http://www.archives.go.kr/next/viewMain.do 中，搜索“安昌浩”之韩文名字，可得到诸多相关信息。如http://theme.archives.go.kr/next/pdf/news_2011_4/2011_4_6.pdf。
[22]《〈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910—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327页。
[23]金九：《虹口公园炸弹案之一函》，《申报》1932年5月10日。
[24]《西报记载各情》，《申报》1932年5月1日转载《大陆报》消息。
[25]《〈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910—1949）》，第305—327页。
[26]［韩］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1页。下文引自该书者不再赘注。
[27]宋式骉年谱，见《宋式骉诗词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109页。
[28]《上海炸弹案原委：日本公布经过》，《国闻周报》1932年第19期。
[29]（台）“中研院”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30]（台北）“中研院”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08页。
[31]（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数位典藏号：002-110300-0001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