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常山有位士兵牺牲了，政府慰问遗属的两尺白布早已送至家中。
可有一天，村口却出现了他的身影。
他不是死而复生，而是在日本的军营中卧底了一整年，靠着一门特殊的手艺，活了下来，并完成了使命。
父亲是个裁缝，方圆数公里的乡亲都知道他。
打小我就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去给人裁衣服。父亲走路很快，有时我跟不上他，就生气说：“爸爸，你慢一点，我跟不上你啦！”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停下来，开始哄我，说：“我教你日语好不好啊？”
于是父亲开始用日语教我说：一二三四五……
父亲一天书都没读过，怎么会日语。
每一次跟着他走村逛寨时，我总拉着他的手问他原因。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父亲告诉我，日语是一个日本军官教他的。
日本人那么坏，父亲又怎么会和日本军官扯在一起？
父亲叫曾裕标。从小脑瓜子聪明，家里给他找了个裁缝师傅，让他去做学徒，就不用伺候地里的庄稼活。
父亲还有一项天赋比裁缝手艺还出名。他是学语言的高手，不管多难的方言，只要听上几回，就能说得很顺溜。
我们家所在的浙江常山县，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份接壤，方言五花八门，可谓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但父亲却能跟天南海北的人都能搭上腔。
特别是在外人听来如同“天外之语”的江山话，父亲也讲得十分地道。江山话不仅被列为十大最难方言之首，抗战时期还被用作密电，传递情报。
可是父亲怎么会日本人的话？
在我的追问下，父亲告诉我，他曾给日本人做过劳工。
父亲说，我们老家被日军侵占期间，不少村民都被强征去做劳工，他也是因此进了日本军营。
负责看管劳工的是一名日军少佐，30多岁，个子不高，一脸的络腮胡子，对中国劳工不是打就是骂。
为了活下去，父亲只得去讨好少佐，只要他换下衣服，父亲就立即拿去清洗、晒干，见到哪里有破损，就把衣服缝制修补，再熨得平平整整，然后才交还给少佐。
少佐对父亲越来越信任，渐渐地放松了对他的警惕，需要买点酒、香烟之类的东西，会让他跑腿。连少佐喜爱的那匹战马，也交给父亲喂养。
父亲观察着日本军队里的各种事情。
例如他发现在日本军队里，还有些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口音和日本人不一样，后来知道那些是朝鲜人。
还有一些军事禁区，像武器弹药库、作战指挥部等地方，任何劳工不得靠近半步。
与此同时，跟随少佐学习，父亲的日语说得更好了，可以更流畅地跟日本兵交流。
日本兵除了执行任务和训练，平时也打麻将，玩法跟中国没什么大的区别。
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日本兵，对父亲这样的中国劳工十分残忍。
每一天，几乎都有其他中国人的尸体，被平板车拉到外面去掩埋。杀人，在这里跟儿戏一样。
日本兵对中国劳工残酷无情。劳工们干活强度大，伙食量却少得可怜，吃不饱还得照样干活，稍微慢一点就要受体罚，受尽非人折磨。
日本兵还防备着劳工队伍中混入中国特工。
白天干这样的重活，晚上睡觉，父亲和其他劳工一样，还要被反绑起双手，和身边人背靠背睡。
日本兵却能睡在睡袋里，两头一束，防风保暖。
一天上午，日本兵让父亲和一名劳工去军营外的水井里挑水。每次劳工进出营房，哨兵都要搜身。
走在前面的那个劳工，在路上稍微东张西望了一下，押解的日本兵朝他叫喊，他身子一抖，将一担水全打在了地上。那个日本兵以为他想反抗，开枪当场把他打死了。
身边的同伴就这样惨死，父亲心里害怕极了。
其实，父亲正是假借劳工身份潜入日本军营的卧底，时刻因自己的危险处境而恐惧着。
被用刺刀押回了日本营地，看到了日本少佐，他吓得冷汗直流，甚至都控制不住小便，生怕自己也被杀了。
然而，少佐对父亲却和对别的劳工不一样，他说父亲这么瘦小，裁缝活干得又好，对皇军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说着还帮父亲擦了擦头上的汗。
为了在营地里存活，父亲只得更努力地工作。
那段时间父亲眼圈发黑，体重急剧下降，少佐看见了，便疑惑地问：“你怎么了？”父亲想办法搪塞过去。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紧张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父亲染上了严重的胃病。这胃病从来没好过，时不时地吐血。
因为父亲的听话和勤勉，仗打到哪里，日本少佐就把他带到哪里，从来没怀疑过他的身份。日军战败回国的时候，少佐甚至想要把他一起带回日本。
“呵，我怎么可能去日本，我可恨死他们了！”父亲说。
父亲跟我回忆这段事的时候，连我都不清楚父亲的身份，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被日本抓去做苦力的普通裁缝，可以选择去日本。
更想不到，他正是凭借精湛的裁缝技艺，从日本军营中盗取了一条重大情报。
早在卧底日军之前，父亲就是一名经历过无数战斗的士兵。
父亲一开始所在的部队是国军74军51师3营8连，而他们军长正是抗战英雄王耀武将军。
1940年，父亲跟着师傅学完裁缝手艺，中国抗战也到了最危险的紧要关头。父亲被抓壮丁送到了战场。
先是在离老家不远的龙游县进行新兵集训。不久，又开拔到江西六都县整训了一个月，然后被分到了74军。
父亲的连长叫王品中，是一个嗓门大、脾气糙的四川人，一次次告诫新兵蛋子们：“上了前线，把眼睛给我瞪得跟牛卵子一样大，你一闭眼，就害怕心虚，子弹专门找这种人。”
时局紧张，战事频频，父亲虽是新兵，但也得匆忙上战场。
父亲第一次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是参加上高会战，当时，父亲所在的连队驻守在一个叫云头山的阵地上。
开战前，四周一派静寂，阳光下，返青的小麦生机盎然，金黄的油菜花开得十分灿烂，采蜜的蜂儿飞来飞去，嗡嗡的声音远远就能听见。
父亲问过当地农民。这一带的人在端午节前后也吃菜籽油烙新麦饼，和老家风俗一样。
这是1941年3月，暂时的静寂被打破，开战了。
为了争夺云头山阵地，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日军突袭投弹的飞机，士兵们把它叫“雁儿”。
虽然这种飞机机型小，但俯冲和拉升的机动性很好，速度快，不管是投弹或机枪扫射，从上打下，威力巨大，防御极难。
有些新兵第一次见到飞机，吓得不行，只知道抱住脑袋瓜趴在堑壕里。父亲对飞机不陌生，参军前，就经常有日军飞机飞临衢州城上空轰炸，所以不怎么害怕。
王连长奔跑在堑壕里，一边跑，一边踢趴窝的士兵，骂道：“瓜娃子，叫你们瞪眼，你们还闭眼。炸弹掉下来，往你头顶落下来，就炸上天了。”
也有胆大的老兵，被炸得火起，就跃出掩体，端起机枪打敌机。父亲有样学样，端起步枪也向敌机瞄准。
王连长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小裁缝，你肩膀上扛的是一颗猪脑袋。”
地上的人拿枪跟天上飞机对射，就是想找死。
战场上的经验，是用命换来的。王连长参加过多次战斗，看到身边一个个战友死去，才知道如何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
就跟拉锯子一样，一个阵地，你争我夺，你来我往，好几次还白刃肉搏。
父亲虽然个子小，但灵活，一缩身就能躲过迎面而来的刺刀，然后左腿跨步，右腿一蹬，就是一个弓步前刺，刺刀吃进日本兵的胸膛，发出一声闷响，抽刀有些涩，得抬起腿把尸体蹬出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杀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了，何况杀的是侵略者。你不怕，敌人就怕。
这一战胜利了。
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共毙伤日军1.5万，被长官们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而父亲所在的74军，则是这次参战部队里面王牌中的王牌，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一日就能杀伤日军2000余人。74军也因此被称为了“虎贲军”。
军长王耀武由于这次战斗作战勇猛，战绩卓著，成为了士兵心中神一样的人物。
然而战斗胜利，硝烟散去，返青的小麦和金黄的油菜，在炮灰中早就不见了踪影。这一年的端午节，当地的人可能吃不上菜籽油烙新麦饼了。
没有多少休整的时间留给父亲的部队。很快，他们被卷入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战役，敌人拼命想要报仇。
聊到这次战役，父亲曾说：“那一次我们可是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的。”
那是1941年的9月，74军急行5天，前往湖南长沙县春华山一带布防，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到指定地点，他们就遭到日军的伏击。在日军的高点火力，以及飞机火炮甚至毒气炸弹的攻击下，战友们死伤惨重。
当时，为了保全阵地，只能利用树枝、战壕、铁丝网等障碍给日军进攻制造麻烦。这样的防线部署了好多道。
父亲所在的连即使在第二道防线上，也早被敌人炮火摧毁了。
攻打他们的是日军第106师团，跟74军有夙怨，这次就是想报万家岭战役的仇。
枪炮声铺天盖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地倒下去。为了不成为活靶子，幸存的将士只能忍痛把牺牲战友的尸体叠起来作为防御工事。
叠尸体时，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均背朝向外面。如果把正面朝向外面，他们的脸就会被敌人的子弹打得破损不堪，大家接受不了。
趴在战友的尸体上继续战斗，刚开始，还能感觉到牺牲战友身上有体温。过了一会儿，就变得凉凉的硬硬的。
父亲一边放枪，一边流眼泪。
日军攻势依然很猛，上面有飞机大炮，子弹也像密集的雨点一样铺天盖地。打了一天，部队伤亡很大，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到了第三天夜里，阵地实在守不住了，日本兵黑压压地一片，猫着身往上冲。
王连长叫大家带足子弹，上好刺刀，告诉大家下山后的一个集合地点，命令大家各自突围。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漆黑的夜色压下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父亲提枪从山上往下冲，见到日本人就打，没人就拼命跑。终于冲到了山脚下，却被一条大沟挡住了去路。
大沟有4米多宽，要是平时，父亲肯定是跨不过去的。不跳过去，会被日本兵打死，跳过大沟才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父亲咬牙纵身一跃。风声呼呼从耳边擦过。他稳稳地落在了大沟的对岸，顺势一滚，遁入灌木丛，直奔会合的地点。
到了规定时间，突围出来的人员不足原来的二分之一。
后来听王连长说，由于军部密电被日军特工破译，国军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
获知情报的日军特务连，直袭74军军部，王耀武的卫士排全部战死，排长为掩护王耀武被俘。
日军逼问“你们军长在哪”，排长宁死不从，随后被日军斩首，这时军长就藏在十几米外有密草遮蔽的壕沟里，心如刀割。
王连长也不是很懂他们为什么失利，士兵们问起，他就说：“我们的情报工作不行。”
至于什么是情报工作，王连长也说不清楚，“估计也就是偷听偷看吧。”
父亲心里琢磨，原来偷情报这么重要。他后来向我解释，“那个时候，我们大多都是打不过鬼子的，就是消息没有人家快。”
父亲随部队先是到江西宜春进行短暂整训，紧接着又南下广西待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补充，74军又恢复了元气。
报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才过了几个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即将拉开战幕。
第74军由广西宜山紧急调驻衡阳，还没上战场，会战就胜利了。
听王连长说，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从一位被击毙的日军大队长尸体上搜索到关于日军各师团作战任务、携带弹药数目不足等重要情报。
这份情报，对第9战区实现在长沙城下围歼日军的计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父亲听见王连长激动地对大家说：“情报工作真的太重要了，最起码少死人。”
后来，连队驻守在慈利以南的漆家河防线。经过与日军的几轮攻防，国军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
这次，父亲和一位叫小李的湖南新兵掉队，像无头苍蝇一样逃跑，回过神来，到了一个叫王家厂的地方。
此时已是深夜，枪炮声渐渐稀落。连续几日的拼杀，父亲早已疲惫不堪，看到路边有一座房子，就决定进去休息一会儿。房子是空的，主人早在开战前就逃走了。
正要就地躺下时，听见门外的大路上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朝着他们藏身的房子而来。
是日本兵还是自己的战友？天黑，根本看不清楚。父亲多了个心眼，轻轻地扯了一把小李，两人摸黑爬上了阁楼。
这队人马进了堂屋。从他们的对话中父亲听出来，这是日本兵，七八个人。
这一下父亲紧张得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兵也是累坏了，倒地就睡，不一会儿，屋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
父亲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身子，枪在慌乱中丢失了，手榴弹也没有一个，只有一把刺刀。而小李身上也没有任何武器。
父亲感到气馁，如果有武器，他肯定将这些日本兵消灭掉的。
但现在，他就不敢贸然行事了，不然，可能没有消灭日本兵，自己和小李两个人，完全可能被他们杀掉。
两人虽然又困又累又饿，但连瞌睡也不敢打，每过个几分钟，相互之间就狠狠地扼一下对方的大腿，以防自己万一睡着了，打起呼噜惊醒日本兵，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和小李的大腿都被对方扼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天刚蒙蒙亮，这伙日本兵醒来，出门走了。
父亲和小李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想不到自己竟然跟敌人共处一屋过了一夜。
考虑到外面可能还会遇到日本兵，两人见主人遗下几件旧衣服，干脆换上它们装作逃难老百姓的样子，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中午时分，两人来到了一个叫朝阳乡的地方。村民听说打仗，大部分人将值钱家当都收拾起来躲进了深山，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放心家，留在了村里。
父亲正要向几位村民讨点东西果腹的时候，乌压压地来了几十个日本兵。只见他们带着大米，还有几只鸡，用枪指着让百姓给他们做饭吃。
父亲和小李跑又不好跑，只得硬着头皮帮着劈柴。蓬头垢面一身便装，日本兵没发现他们是国军散兵。
等饭菜做好，日本兵坐在老百姓家里大吃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逃上山的村民等不及，下山来打探情况，看看日本兵走了没有。不巧正好碰到放哨的日本兵，心里发虚扭头就跑。日本兵冲他大声喊叫。
村民听不懂他在喊什么，心里更慌，又加快了步伐，日本兵举枪瞄准了他，一声枪响，村民倒在血泊中。
父亲气愤万分，但又不能有所作为，心头像被钝刀割过。等这些日本兵吃饱喝足离开后，才重新上路找部队。
3天后，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连队。王连长见状，高兴地说：“小裁缝，你命真大。”
父亲又把自己几次与日本兵近距离接触，有惊无险的经历告诉给王连长，他伸出了大拇指：“小裁缝，你肩膀上扛着的不是一颗猪脑袋，灵光得很嘛。”
“小裁缝”是王连长对父亲的专属外号。
承德保卫战结束后，74军特务连招人，王连长二话没说就推荐了我父亲。
王连长觉得父亲会裁缝手艺，语言能力强，脑筋也挺好用，绝对是不二人选。
父亲果真被特务连录用，王连长既高兴，又不舍得，他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小裁缝，厉害的，不管干什么，你可得活着。”
几年的朝夕相处，父亲已经把王连长视作自己的兄长，他哽咽着说：“连长，你也要活着。”
1944年2月份，日军第13师团下面的一个步兵联队正在强行掳掠中国民工。这时离父亲加入特务连还没过多久。他接受任务，化身杂工，混入了日军后勤部。
这可真是狼窝虎穴。
在日本军营里父亲每天都怕得要命，但每每他在军营里看见日本军人欺负中国人的时候，就希望把他们早一点赶出中国。
和父亲接头的人叫姜时兴。
早在进入日军后勤部当劳工前，父亲和姜时兴就已经确定了接头办法，这是特训时教官反复强调的重要环节。
经过地形观察，他们发现在日军联队外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口水井，伙房用水都是从这口井里打取的，于是决定将这里作为情报交接点。
由打入日军内部的父亲将信息写于纸条上，然后趁出来挑水的机会，将纸条压在水井边的一块石头底下，然后由姜时兴取走。
姜时兴则在离水井50步开外的一家百货商铺当伙计，以此为掩护，负责接应父亲。
一条完整的情报传递链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总算得到了日本少佐的信任，会让他跟着打水的劳工一起去集市帮他们采购布料，裁剪做衣服用。
进入4月份，父亲突然感觉到军营里笼罩着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作战部在加紧士兵训练，后勤部在紧急调配物资，进进出出的各级军官十分频繁。
劳工的工作量剧增，父亲也被连续多天被安排缝制军装和睡袋。
这种紧张的气氛，在部队里呆过的父亲简直太熟悉了，预判日军近期肯定有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
日军的这一动向就已经是一则重大情报，必须尽快把它传递出去。
夜里，工友们都已经睡着了，躲在被窝里的父亲，摸黑把情报写在纸条上，然后把纸条捏成黄豆那么大的一团，把它缝在了裤裆里。
身为裁缝，父亲知道，如果针线缝得太紧，取出来费时费力，容易被发现；如果针线缝得太松，更容易被发现。
父亲想起了当年师傅教给他的一种针线法，留出小小的一个活线头，一拉无痕迹，一扯又脱开，像黄豆那么大的纸条，无论是隐藏和取出，很难被发现。
第二天早上，伙房让父亲等几个挑水的劳工一同出门。
机会来了。
一前一后有两个宪兵押解着，出营房时，哨兵也来搜身，父亲安全过关，松了口长气。
终于来到了水井边。在其他劳工正在打水的时候，父亲有意走到那块石头边上，假装蹲下身子系鞋带，不动声色捏住裤裆处那个活线头。一扯，小纸条滑到了手掌心。
他将纸条飞快塞进了石头底下，站起来时，故意跺了跺脚，试试鞋带系紧了没有，借此踢进一些泥土，遮住纸条。
这一组动作，一气呵成，神不知鬼不觉。
但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姜时兴。他正站在百货商铺的门口，远远地看着父亲的举动。
第二天，父亲再去挑水，发现纸条已经不见了，才长舒一口气。
过了一些日子，父亲终于知道，日军筹备的重大军事行动，是计划在5至8月份发起长衡会战。
父亲不知道传递出去的情报是否对战局有用，但作为一名打入日军内部的卧底，他认为自己是尽职尽责的。
和溃逃的日本兵辗转到武汉的时候，父亲早就和姜时兴失去了联系，回不去自己的部队了。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如今像过街老鼠一般赶往码头，渴望挤上一艘轮船，离开这片被他们蹂躏过的土地。
渡口乱作一团，有些士兵被拥挤的人流挤到了江里，不消一会就被江水卷得消失不见。
父亲告别邀请他前往日本的少佐，仍旧混在一众普通劳工当中。
深入敌营的他，自然不可能带什么证件。接管的国军把他当平民对待，给了点吃的让他回原籍。父亲想告知自己的身份，又怕说不清楚，干脆缄口不言。
自己本来也不想当兵，正好借机回乡做裁缝，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父亲回到老家箬溪村时，已是1945年10月，田地里的稻谷刚刚收割回来。
走过多位村民，父亲大声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吃惊地睁大眼睛，说：“裕标，大家有的说你战死了，有的说你被日本人抓走了，想不到还活着。”
一走进家门，一家人又惊又喜，把父亲从上到下看了好几眼，说：“我把你忠烈的慰问品都领来了。”
那个抗战忠烈的慰问品，是2尺4寸白布。这点布，连一件短褂子都做不了。
解甲归田，父亲重操旧业，来到招贤集镇中给人缝制衣服，他尤其擅长做中山装，不管谁穿上都显得精神焕发。
父亲做裁缝收费合理，从不偷工减料，有着一副好脾气。他就这样靠着自己的本事，帮着乡里乡亲缝缝补补，剪剪裁裁。后来在招贤集镇开了家裁缝铺，还有了城市户口。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其中好几个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有的开了纺织厂有的继续经营着裁缝铺。
父亲也成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我们想把他接到城里的家中颐养天年，可是父亲还是喜欢他出生的箬溪村。
一年秋天，村里有人结婚。这一天，新郎家高朋满座、鞭炮齐鸣。父亲脸上毫无表情，他穿过一桌桌的酒席，来到了主座前。
新郎以为父亲是来贺喜的，连忙迎上去，要拉他入席喝几杯酒。父亲一把甩开，厉声说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
人群中有人喊：“918，好日子呀。”
父亲的目光扫过去，冷冰冰的，像两支锥子，说：“什么好日子，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日子。”
说罢，父亲丢下目瞪口呆的人群扬长而去。大家一个个都很奇怪，这个平常和蔼可亲的老头，今天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就算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这样一个小老头，他能见过什么事？
除了这次，其他时间，父亲喜欢穿一身自己裁剪的中山装，连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村里人经常见他，身体单薄，腰板挺直，缓缓地走在村道上，笑咪咪地跟每一个遇见的大人小孩打招呼。
每一次父亲和我讲他的抗战经历，都会三令五申说：“你千万不要给别人说的哦，我是国民党的兵，没什么好说的。”
这也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小秘密。
父亲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他们那一辈子的人，再没人知道他是抗战老兵。
也正因为父亲的守口如瓶，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里，过得风平浪静。无论是什么风波还是浩劫，都跟他没有关系。
我总觉得，父亲是为国家存亡而战，他的经历不应该成为见不得人的秘密。我和弟弟思来想去，一起去了常山市民政局，想为父亲证明他是个抗战老兵。
我们介绍完父亲的情况后，民政局工作人员却说，你们想为父亲申请补助的话，需要复员证哦。
我说我们不想要补助，我们就想证明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是个抗战老兵。
可是，我们去哪里能找到父亲参加抗战的证据呢？
我们去常山的档案局、博物馆，甚至还去了省城杭州，依然找不到任何文件证明父亲的那段历史。
我有些担心，父亲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被证明。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了下去，年轻时候困扰他的胃病又复发了。
我想把他接到县城里去住，但是过两天，他又嚷嚷着回到自己的箬溪村。
父亲的传奇经历，难道就永远隐藏下去了吗？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
村里有一个叫张鸿飞的后生从外地回来，他准备要在村里建个抗战博物馆。按辈分我们是表姐弟。
一直在外工作的他接触到一些资料，发现我们这个小小的箬溪村并不简单，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国民革命军105师师部及主力部队驻扎和集结的地方。
单就这个小小的村子，当年有30个村民参军抗战，有12人阵亡，再也没有回来。
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箬溪抗战纪念馆，记住这段历史。
筹建纪念馆之前，张鸿飞开始在村里走访老人，收集抗战记忆和抗战遗物。
这件事在村里不胫而走，父亲就常常跟在张鸿飞的后面，听他和村民聊其他抗战老兵的故事。
有一天，在一棵桔子树下，张鸿飞跟几位村民聊抗战的话题，父亲也坐在了一边，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散去后，父亲在那里对着张鸿飞欲言又止，他还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出口，慢慢一个人走在了暮色渐浓的村道上。
父亲藏了七十年的秘密，终于是忍不住，想要给更多人知道了。
父亲回家后和我们说起这件事，他也觉得建纪念馆是个好事。这样年轻人就知道“918”不是就要发，是国难日。
于是，在父亲的同意下，我们连夜记录下了父亲参军生平，第二天一早就送给了张鸿飞。
张鸿飞看过之后，手都颤抖了，他根本没想到，眼前这个老裁缝，不仅是个老兵，还是一位卧底日军军营一年、送出重要情报的特工。
张鸿飞不光穿过父亲做的中山装。他小时候做衣服，在村里的五六个裁缝中，最喜欢的就是父亲。
张鸿飞表示，不仅要把父亲的经历放到纪念馆，他一定尽自己所能，为父亲争取到一个抗战老兵应有的荣誉。
果然，没过多久，几个志愿者和一个高高大大的老人来到了家中，给父亲送来慰问品，还有一枚纪念章。
据说这个老人也是个抗战老兵，那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耳朵几乎听不见了。
我们很大声地给父亲说了好几遍，说大家已经知道你是抗战老兵，这些慰问品和奖章都是给你的。
父亲很高兴，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拉住了那个高大的抗战老兵的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枚纪念章，父亲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松开。
志愿者离开的时候，老兵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我们第一次看见父亲也举起了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敬礼的时候，他一改往日顽童本色，眼神变得刚韧、坚毅。
没过多久，父亲摔了一跤，抢救了十多天，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遗体告别时，不少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主动前来给父亲送行。
2015年7月份，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的时候，一枚纪念章寄到了我们家，我把纪念章放在爸爸遗像的胸前。我想这是他等了一辈子的。
又过了一年，张鸿飞传来消息，他终于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父亲的信息。
那是一本《常山县发放参军及阵亡人员家属的慰问品名册》。在这个名册里赫然列着父亲的名字：曾裕标。
大家好，我是给大家讲述真实战争故事的霞姐。
在与我交谈的过程中，曾裕标的女儿总是一遍遍跟我强调，她的父亲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
面对日本少佐，他被吓得失禁；抗战纪念馆建成的时候，明明是他这样的抗战老兵的荣誉，他也只是老去纪念馆前徘徊，不敢承认。
令我感慨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胆小又平凡的小裁缝，为了赶走日军，成为了一名卧底特工——一个最需要胆量和最考验心理承受能力的兵种。
在很多抗日神剧里，总会塑造出很多战神的形象，他们有神乎其神的枪技、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任何摧残都不会死亡的躯体。
但在现实里，战争逼迫着千千万万像曾裕标这样的普通人站出来，他们怕死，胆小，为了生活挣扎求存，会受伤会流血也会死。
可为了家人、战友和民族，他们依然站了出来。
在一次次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急关头，
是他们走上了战场，我们，不能忘，也不该忘！
编辑：洛一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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