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村和下河村紧邻着，它们之间只隔了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尽管两村之间只有一里多的直线距离，但由于中间隔着这条河，要想到对岸去可不容易。这条河宽广湍急，在汛期更是凶猛异常，河水几乎能冲毁河堤。曾经唯一通航的小船也早已被人偷走，造成了两村之间交流不便的局面。

上河村和下河村虽然相邻，但因为分属不同的县，两村的人群很少有交集。想要到对岸的村子，得绕道到十里开外的一座桥上，来回的路程至少要二十多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在两个村庄之间修建一条马路，并且必须要修一座桥才能横跨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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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个消息传开了，村里的人们个个兴奋异常，尤其对于老一辈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上百年来两村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

当河挖好、道路开通的消息传来时，已近入冬，生产队的活儿也相对减少了。晚饭过后，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大河边，目睹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除了县里派来的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来自下河村的人，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名叫周。周老头身材高大，背头微微发白，浓眉大眼，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和厚厚的耳垂，给人一种慈祥儒雅的感觉。

周老头在下河村是有名的人物，因为这是一项大工程，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大家像参加一场大会战一样，积极投入到挖河修桥的工作中去。下河村动员了村里最精壮的劳动力，全力支持这项大工程，几乎把全村的力量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

为了赶工期，周老头带领着大家日以继夜地工作。虽然离家很近，但大家还是在工地旁边搭起了帐篷，吃住都在工地上，随时待命。

当时还没有什么机械设备，所有的工作都靠人力完成，特别是在挖河底的基坑时，每个人都不停地用铁锹往上翻河底的淤泥。随着挖掘的深入，河水涌入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当来到河中间时，基坑的规模十分巨大，深不见底，是这项工程中最为艰难的挑战。那几天，我们全体工人都充满了斗志，日夜不停地劳作，然而，那肆虐的流沙却像火山喷发的岩浆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入基坑。

人员来来去去，换了一批又一批，恰逢河村又有一位老人去世，几个亲属来了，新来的工人们在晚饭后报到。然而，流沙的涌入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疏通的速度。一个小坑刚刚被铁锨挖开，还没等第二个铁锨进入，小坑就已经被填满了。

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淤泥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彼此无奈地对视着，眼中充满了失望。前期的努力似乎都要白费了。

我和几位本村的年轻人吃过晚饭，轻松地溜达到工地。面对眼前的情景，我没有犹豫，脱下鞋子直接跳进了基坑，随后几位年轻人也跟着我纷纷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我们夺过铁锨，二话不说，开始了拼命的挖掘。

自从十五六岁开始跟随大人们挖河，我就知道这项工作有多么艰辛。挖龙沟是最辛苦的活，每当这个时候，队长总会第一个想到我。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每一铲黑泥下去，我都紧握铁锨把手，躬身下沉，吸气用力，然后扭动身体，双手一甩，将一块黑泥甩出去，就像发射子弹一样，常人最多甩出三五米，而我却可以达到十米。

挖得远和近与基坑的关系密切。如果挖得太紧，受到压力的影响，会将周围的淤泥重新推回来，等于一遍又一遍地挖同样的地方。

大家紧张地忙碌着，与后来的工人们一起，终于成功地将木桩打入地下。

之后每次到工地，我都会尽力帮忙，老周总是先开心地打招呼。我们坐下来抽根烟，聊天笑话，渐渐地，我对周大叔的陌生感消失了，反而感觉更加亲近了。我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人，竟然在他面前话也变得多了起来。

过完年，收麦的时候，桥已经初具雏形，人们可以来回走动了。每天晚饭后，大家不用约定，就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节目，但两个村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市场。

有一天，我刚出院门，就看到对面走来一个人，是我远房的表姑，她兴冲冲地拉着我说：“今天别出去玩了，表姑来给你谈一桩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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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奢望过生活会有美好的变化，娶妻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都是遥不可及的。小时候，父亲就早早地离世了，留下我和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母亲相依为命。我快到30岁了，虽然长相还算可以，但性格内向，说话拙于表达。家中还有一个智力不全的弟弟，需要我一直照顾。

我曾经也想过找个伴侣，但考虑到我家的情况，觉得没有女孩会愿意嫁过来。所以，我只好心安理得地过着照顾母亲和弟弟的生活，觉得这样就够了。

直到有一天，周大叔提出了一个意外的提议，他说他家的一个女儿愿意嫁给我。我有些尴尬，因为我知道周大叔每次询问我家庭情况都是有所企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