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将领，他一生征战南北，巩固了明朝的边防与海防。
在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驻守蓟镇前后长达十六年，期间他做了许多的工作，修筑空心敌台、修补城墙，组建车步骑营，增加火器的运用等等。
戚继光在南方的抗倭斗争中，可谓是有勇有谋，成为了蜚声海内外的民族大英雄。
而在当时“重文轻武”的嘉庆时期，为何戚继光会被调往蓟镇戍边？
中央政府局势
隆庆初年，新皇帝登基，一改世宗朝的各项政策，新上任的内阁颇为精进，重视北疆事务，为北疆的政策更新以及新局面的打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驾崩。其子朱载垕继承大统，即明穆宗。
穆宗本为世宗最不欣赏与重视的一个皇子，生前也对其十分冷淡，然而命运弄人，偏偏是他最不喜欢的儿子成了他唯一的继承者。
童年不受父皇的喜欢，所以他一直深居简出，小心翼翼。
这样不受父皇重视的成长环境使得穆宗一直没有机会参知政事。
也因为他对世宗的不满意，在继承了皇位后，他便下决心要去陈布新，改变世宗在世时一些不合理之处。
一是惩治前朝道士，罢黜斋醮。
方士王金，因为擅长修炼丹药，结识了陶仲文的儿子陶世恩，为了加官进爵，他伪造假灵芝、假灵龟，向皇帝献所谓的祥瑞之物，来讨圣上的欢心。
又与陶仿、刘文彬等人伪造了长生秘籍以及所谓的护国兵策，还向皇上进献丹药。
因此，他们都各个先后入职太医院。这次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了清算，他们一行人等统统被处死。
隆庆帝下旨削夺了邵元节和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并且将他们的墓碑以及牌坊都统统毁没了，还没收了财产与田地宅子，隆庆帝还下令摘除了亭台的匾额。
二是平反冤案。
恢复了已故刑部右侍郎刘玉的名誉。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也使得一些在嘉靖朝被压抑的正直的大臣看到了重新出仕的希望，有利于新政策的展开。
布新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整顿吏治。自徐阶入阁以来，他宣布要改变以前的状况，将权利离集中到皇帝身上，吏治要清明。
继任的高拱以及张居正都是把吏治放在了第一位，加强官吏的考核任用。
加强边防。自穆宗即位以来，中央就颇为重视北部边防，在对蒙古部族的策略上也开始改变，并着力加强北部边防。为明蒙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可能性。
重视北疆事务的内阁
从前面的分析得出，相较于嘉靖皇帝专心斋醮，不问国事，导致严嵩专权误国的恶劣情形，隆庆初年的政治形势已经大有改善。
然而，据史料记载，穆宗是一位政事不甚勤勉且沉迷女色的皇帝，之所以隆庆朝各项事务都进展有序，就不得不说到本朝的几位首辅。
徐阶、高拱、张居正是隆庆朝三位颇有作为的首辅，三人虽性格迥异，政见也各有差异，不过他们在对待北部边疆事务的态度上是十分一致，都十分重视北部边防，为北疆的安宁积极地建言献策。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据《明史》记载，世宗一心修仙，不理朝政，严嵩父子权倾朝野，徐阶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方面小心谨慎，不发表过激的言论，另一方面投世宗所好，擅写青词。
由此逐渐步入权利中心，最终利用修建万寿宫一事成功击败严嵩，代替他出任当朝首辅。
徐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其灵活的政治手段成功击败严嵩父子，成了当朝的首辅。
是一个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典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样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徐阶在各方面仍然恪守原则。
如国防方面，即使他的实力较弱，还无法与严嵩正面对抗，但在紧急情况下，他还是大义凛然，不畏强权。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徐阶起草的遗诏顺应民心，为新局面的打开奠定了基础。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抛去他与徐阶的个人恩怨不说，他在政治上还是颇有建树，尤其重视北部边防，影响深远。
高拱十分注意储备边事人才，在他任吏部尚书期间，改革了兵政方面。
例如增加兵部侍郎的编制；从各边境地区选取有用人才，便于把握当地情形；不可将贬斥之人发配到边地任用，提高边臣整体素质。”可见他对边防事业是用心良苦。
此外，高拱非常重视边疆将领的选任。
隆庆到万历年间，朝中军政名臣人才辈出，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俞大猷等人均是杰出的军事人才。
虽然是时势造英雄，但不得不说与高拱等人培养储备边材的政策主导有直接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隆庆和议正是在高拱的积极奔走之下达成的，为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这是《明史》对张居正的记载以及评价。
张居正于嘉靖中期入仕，此时，恰逢严嵩专权，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曾抱病回乡蛰伏了几年。
后再次进京为官，官场沉浮，他练就了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终于在隆庆末年当上了当朝的首辅。
张居正在位期间在吏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已现颓势的明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的各个方面渐渐开始步入正轨。
张居正的改革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充盈了国库，增强了边防实力。这也是他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原因所在，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成就的首辅大学士。
隆庆五年，在高拱、张居正的积极奔走下，促成了隆庆和议的签署，我国北部渐渐进入和平期。
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对北疆事务倾入很多的心血：“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分而灭之的政策。”
张居正在位的数十年间北部边防成绩斐然。
这几位相继在位的宰相，除去极个别的个人问题，都可以称得上是有才能、重经世、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好官员。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关注边防事务，积极建言献策，尤其是在北部边防上做了许多的努力工作。
蓟镇的边防局势
戚继光是隆庆二年（1568年）北上蓟镇的，所以要想了解他任职之前蓟镇的情况，须从嘉靖朝开始梳理。
关于蓟镇的设立，明史有简单的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蓟始称镇，此时，蓟镇没有自己的将士戍边，也没有有利的地形可以凭借，因此它就成了明朝边防的一个薄弱环节，经常被北方民族侵扰。
每每遇袭，只能调集其他地方的兵士前来应敌，常常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
然而继任的几位总督，也曾发奋要修筑边墙，选将练兵。结局却不如人意。
由于蓟镇的守军兵力单薄且实力不强，蓟镇在嘉靖年间战事不断，人民苦不聊生。
从嘉靖十八年到隆庆初年，蓟镇几乎是烽火连天日，经常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而蓟镇的防御几乎无力抵挡蒙古骑军的狂风骤雨。
北部游牧民族先后以蓟镇为突破口，深入中国腹地。
《明世宗实录》有多则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年），蒙古骑军突破蓟镇李家谷，一直打到铁门关，在当地掠夺牲畜、金银细软以及食物，与反抗的当地民众发生战争，造成了伤亡。
蓟镇的指挥、总兵等人受到了惩处。
嘉靖二十九年（15450），蓟镇属夷酋猛可犯边，可见属夷的态度也是时战时服的，摇摆不定。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突破蓟镇，一路打到京师门下，造成了嘉靖朝最大的一次边患危机。
也是从这一次的危机开始，明朝的统治者以及大臣们才终于真切地感受了什么是边疆危机，才开始真正的重视起了蓟州的边防事务。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蒙古部落首领把都儿率领近十万人从潘家口深入内地，进逼三屯营，对蓟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从以上的历史记录可以看出，北部蒙古族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十分的强大，而蓟镇的军事防御能力却极端低下。
加之俺答连年求贡不得，而蒙古内部又急需内地的一些物品，所以战争不可避免。
在庚午之变后，当朝者也已经意识到了空前的危机感，所以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人才戍守蓟镇，希望可以改变蓟镇的颓势，担当起保卫京师的重大职责。
蓟镇连年失事，戍守蓟镇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处决了建昌侯张延龄、总督蓟辽兵部右侍郎胡守中等人。史料载，胡守中冒领了修筑边墙的银两，擅自出口外采木。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蓟州巡都御史王汝孝、总兵罗希韩、副总兵卢钺被充军。
总督蓟辽右都御史王忬及中军游击张伦被斩。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蓟州总督杨选被斩，妻子遭流放。
诸多的官员都因战事失利而受到牵连，不得善终。
因为蓟镇驻守军官的悲惨结局，所以蓟镇成为了一个是非之地，几乎无人愿意接手这一地区，由此可见，蓟镇的边防已经败坏到不得不收拾的地步了。
蓟镇连年战事，连年失事，守城将士毫无抵抗力，任内文武官员大多不能保全自身，军心涣散。
到隆庆五年间，蓟镇的局势渐有改变。
因为隆庆帝登基后，对边疆的政策趋于缓和，到隆庆五年，和议达成后，宣府大同以西，烽火渐熄。
所以蓟镇所面临的敌人就少了许多。虽然当时蓟镇所面临的敌人势力不算大，然而蓟镇的防御能力太弱，经常会让他们有机可乘，边境甚不安宁。
明史有一段这样的评价：“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于是闒冗废职之徒事败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边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备隳矣。”
这样评价是颇为中肯的，蓟镇的危局绝不能仅仅归罪于守城将士们的无能，更是在于皇帝昏聩，大臣专权，对边臣不给予信任，他们多因一些小的失误遭到惩处，所以边将更是畏手畏脚不敢作为，明朝的边防就难以有所成就。
因此，蓟镇的危局持续了几十年都难有转变，一直影响到京师的安宁，成为朝廷的心头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