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地区地处中国东北，北接俄罗斯，西临蒙古国，战略位置重要，且资源极其丰富。日本一直渴望将满洲纳入自己势力范围。清朝末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侵略行动，迫令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侵占了中国台湾和东北南部地区。但日本的野心并未止步于此。
1927年，日本政府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并逼迫他解决“满蒙悬案”。这些要求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情绪，导致沈阳等地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张作霖在面对这些要求时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
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经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紧急送回沈阳，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张学良于6月21日正式继承父亲的职务，并公开发丧。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使得日本感到其在满洲的利益受到威胁。日本关东军为了阻止中国政府对东北的整合，以及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开始秘密策划发动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被炸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时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军的实际领导人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面对仅有数千名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时，选择了撤退，最终导致了沈阳城的失守。在接下来的短短四个月里，日军势如破竹，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导致了东北的沦陷。
1932 年 3 月 9 年日，日本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很多人会有疑问，拥兵30万的张学良，为什么要背负千古骂名，放弃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东北，下令不抵抗。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国民党的承诺和阻挠：
张学良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承诺，保证他在东北的权力以及对于日本问题的支持。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国内仍然存在军阀割据，地方势力强大。后来蒋介石采取了整体的“防守战略”，希望通过避免与日本全面开战，来保持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和军事实力。
张学良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受到一定制约。作为东北地区的军政长官，他虽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最终还是需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行动自由，使他难以做出独立的决策。
误判形势：
张学良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他认为当时不是进行全面抵抗的合适时机，通过和平手段可以更好地维护东北的利益。然而他低估了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实力，过于自信地认为日本关东军不会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将日本的挑衅视为常规事件，认为通过退让可以避免战争，保护东北军力和民众不受损失，根本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如此迅速和彻底地占领东北。这种误判导致他在事变初期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抵抗。
内部矛盾：
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遭到暗杀后，东北军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拥有不同的派系和观点。张学良担心内部的不稳定会导致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所以需要平衡内部各方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而也限制了他采取反抗的能力。
国际社会压力：
当时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为有一定的批评和制裁。张学良认为，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克制，国际社会会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日本退让。
个人利益：
张学良个人也存在一定的顾虑，包括他的个人安全、家族利益等方面。他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让步避免战争，那么即使失去东北，也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夺回。
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感的局限：
在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感尚未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张学良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不抵抗决策会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批评和负面影响。
在东北沦陷后，张学良被迫离开东北，他的军事生涯和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事变最终以和平解决。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生活受到严格限制，直至1988年才恢复自由。晚年的张学良选择移居美国夏威夷，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