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年轻时的李菊，在她们那一代人中，算是极有主见也极有个性的。
儿子黄聪三岁时，她提了一只黑母鸡两百个鸡蛋跑到镇书记家，不哭不闹，撂开衣服给他看了身上的伤后，只说了四个字：我要离婚。
眼神中的坚定和决绝，让书记夫人为之一震。
在她看来，那年代，被醉酒男人揍过的女人太多了，却没人敢这么理直气壮地因此要求离婚。
最后，书记退回她的鸡和鸡蛋，替她打了张被男人家暴的证明，让她没费什么周折地离了婚。
李菊离婚的底气来源于她修得一手好钟表。
拿到离婚证后，她在婆婆的咒骂声中，淡定地牵着儿子搬出了黄家，住进了又矮又黑的出租屋。
每天吃完早饭后，她带上儿子，推着她那简易的修理车到镇上最繁华的路口支一把伞，摆摊修表卖表。
儿子上小学时，她的修表摊变成了三平方大的“菊子钟表店”。
生意平稳些后，她又正式租了个门面，日子慢慢脱胎换骨起来。到儿子十七岁那年，她依靠自己的一双手，在县城买房安家并开了家名表店。
可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想让它按既定的轨迹，活出自己的风采，它就越对你穷追不舍严刑拷打百般凌迟，或者，叫考验锤炼也行。
总之就是，黄聪在高二时毫无征兆地晕倒后，被查出得了脑瘤，由县医院转入省医院，做开颅手术。
李菊如遭当头棒喝，嗓子都嚎哑了，仍然只能硬生生地接受和面对这不能再残酷的事实。
省医院的医生见他们孤儿寡母的，嘴巴张了好几次，才将二十万这个数字连比带划地说出来。
李菊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不仅仅是忧虑手术后遗症和风险，还有钱的问题。
他们母子俩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一套房和一个表店。表店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肯定不能动。
她难道该把钱的主意打在那住不到一年的新房上？她不甘心。
02
思忖片刻后，李菊将儿子扔在医院，鼓起勇气敲响了前夫黄庆民的家门。
然而，还没等她说完，黄庆民便说，自从他们离婚的那一刻起，黄聪的死活就跟他无关了。
李菊气得想抡起门边的铲子拍死他：“他可是你亲儿子！”
“当初你决定带他走时就该想到今天！”
泪水在李菊眼中打转，但她还是强忍愤懑说，这十三年以来，黄庆民只付了头两年的抚养费，到现在为止还欠着十一年，这钱总该对现了吧？
问完这话，李菊便听到黄庆民身后有个声音在说：“那也得他有啊。”
阴恻恻的口气，吓得李菊瞳孔放大。
寻声望去，李菊见到了一个高至黄庆民肩膀的女人。微弱的灯光下，咧开的大嘴里，一口牙黄不黄白不白的，显得格外瘆人。
李菊后背直冒冷汗，她逃也似地跑开了。
这世上，明知亲生儿子危在旦夕，却还漠不关心一毛不拔的男人，应该是濒临灭绝的了，但却偏偏被她李菊碰上了。
一边是急等用钱的命悬一线的儿子，一边是腿都跑断也借不来几个钱的世态炎凉，李菊几近发疯，最后不得不火速折价将房子卖了。
好在手术非常成功，三个多月后，儿子顺利地重返了学校。
李菊倚在狭小的出租屋窗前怅然若失，心里犹豫着，到底是拿着剩下的钱去买邻居介绍给她的那套居民房，还是迟点替儿子付个首付买个商品房。
纠结再三后，李菊决定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买了那套位置稍偏，但面积够大的二手房，原主人已举家迁移到了珠海。
世间之事，有时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儿子上大二那年，李菊买来的那套二手房，竟然因修建高速路口被征收了。
母子俩喜得拆迁款一百八十多万，李菊笑得做梦都在打哈哈。不到一个月，她便果断订了一大一小两套房。
其中，儿子的那套房，是替他以后结婚准备的，有一百四十来个平方，价值近百万。
03
然而，李菊可能上辈子冲撞了某路神仙，以至于这辈子注定要历尽劫难。
好不容易儿子参加工作了，李菊和新找的男友也进入谈婚论嫁的流程时，噩运再次降临。
先是黄聪脑瘤有复发的征兆。然后，黄聪在同事的陪同下赶往医院，过斑马线时竟然遭遇车祸。
同事毫发无伤，黄聪当场死亡。
得知消息的李菊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后，倒地不起。
近一个月后，肝肠寸断的李菊终于办完儿子丧事，拖着只剩躯壳的身子归于了廖胜于死亡的平静。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再次刷新了她的感观——她那装死多年的前夫黄庆民，听闻儿子噩耗后，找上门来了。
李菊原以为，黄庆民终于洗心革面有了点人味。
不料，对方竟是分遗产来了：“我听说聪儿生前曾留下了一套房，还有九十多万的车祸赔偿款，你打算怎么处理？”
李菊当场石化。
原来，四脚动物一旦投胎成功，是永远变不回人类的。
黄庆民压根儿就不是因为心疼儿子，怀念儿子而来，他虎视眈眈的，是他的遗产。
多么悲哀，又多么讽刺。儿子在世时，他这当父亲的，绝情冷漠得仿佛早已不在人世。不但没主动掏过一分钱出来，连每月那四百块钱的抚养费都克扣。
而今，他竟大言不惭地以父亲的身份，问起儿子的遗产来了。真是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
04
李菊一言不发地慢慢挪到门口，强忍着身体的颤抖和濒临崩溃的情绪打开门，做了个请出的手势。
这时候的黄庆民，相比当年她去要钱时，不但硬气了许多，还博学了不少。
他装作没有看懂李菊的意思，义正言辞地说：“我都打听过了，如果聪儿生前没留下遗嘱，那他的房子和车祸赔偿，都有我的一半。”
“你去死吧！”
这一刻，李菊再也不想压抑自己，她把由这个男人带来的所有噩运都集合起来，把它们逐一打碎，化成一颗颗情绪炸弹，借由自己的风烛之躯，轮番朝对方轰炸了去。
“现在知道要钱来了？他当初被人骂没爹的孩子，受人欺负时，你哪儿去了？他要上学没钱交学费时，你又哪儿去了？他上大学因成绩优异可以去国外当交换生，却因拿不出这么多钱躲家里哭时，你在哪儿？！
他躺在医院奄奄奄一息等钱做手术时，我就差给你下跪了，你做了什么？
自我把他带走的那天起，他是死是活就都跟你没有关系了，这是你的原话吧？我问你讨要你欠下的抚养费，你给了吗？我这辈子就恨一件事，为什么老天不响个雷劈死你！”
“不就是几块钱抚养费吗，我现在补给你不就完了？或者划分遗产的时候扣出来也行。”黄庆民糊涂半生，这时候算盘却打得格外清楚。
“马上给我走，不走我立马就替天行道剁了你，你信不信？”李菊的精气神都处于匮乏状态，她是真心不想与黄庆民纠缠。
“儿子的遗产有老子的一半，这是国家和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黄庆民振振有词。李菊却望着他那装得人模狗样，实则自私贪婪透顶的嘴脸作呕。
她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拽住他便将他推向了门外。
05
关上门后，李菊后背靠门，慢慢蹲下来来，双手抱头，又哭作了一团。
她曾不止一次对老天爷说，得脑瘤也好，出车祸也罢，她都愿意跟儿子换过来——她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回儿子的命。
儿子十七岁那年，临进手术室前依依不舍又带着无尽害怕，眼巴巴地望自己的那一眼，就好像是在昨天。
她明白，她是儿子在这个世上唯一能抓住的一根草。
所以这些年才化身成一台永远不知疲惫的机器，不分日夜地赚钱养家，连对象都不敢找。
历尽劫难后的自己，痛失生活支柱，她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接下来要怎样活，又为了什么而活。
但黄庆民明显不能共情她的悲痛和惋惜，还雪上加霜地直接把他的无耻昭示于人，怎能让她不愤怒不唾骂。
第二天，黄庆民又来了，但李菊没开门。见他执意纠缠不休，果断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将他俩带到当地社区，试图说服李菊出于人道主义适当让出一部分孩子的遗产，李菊果断回绝：“想都没想。”
黄庆民气急败坏地指着李菊的鼻子说要去告她，李菊轻蔑地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随你便。
一个多月后，李菊真的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黄庆民真刀实枪地抢遗产来了，说儿子的遗产，他应该分得一半。
但是，法院落实到黄庆民自孩子三岁多起就没尽过父亲的责任，连离婚时规定的每月四百块的抚养费都没出时，驳回了他的诉求。
黄庆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又叫又跳，扬言说会去更高一级的法院起诉，一定会找到替自己“伸张正义”的人。
李菊脑海中回想起儿子高大帅气的模样，直为自己悲哀和苦笑。
08
都说没本事的男人才会窝里斗，黄庆民就是这理论的无二诠释者。
当初她用帮人修钟表的钱给黄庆民买酒喝，黄庆民喝上头后，一言不合就朝她开打。
她求助无门，忍无可忍后才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执意离了婚。
那之后，她独自带着儿子对抗命运时，身为孩子父亲的他不但不出手相助还要加踹一脚，连抚养费都不给。
现在，她正因儿子的离世生无可恋，他却毫不手软地在她的伤口上撒起了盐，穷凶极恶地跟她抢起了儿子的遗产。
儿子这房虽说是托了征收的福，但说到底也是她挣回来的，真不他哪来的脸开口要这钱。
然而，对于无耻之人来说，无耻便是他的通行证。
利欲熏心的黄庆民，真的再次上告了。但法院采纳了第一次开庭的意见，认为黄庆民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儿子当初买房也没出过一分钱，维持原判，且不许再上诉。
李菊长叹了一口气。这是她自儿子出事以来，唯一感觉大脑不那么紧揪揪的一个时刻。
两个多月后，李菊将儿子的那套房卖掉后，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决定以儿子的名义，把卖房的钱和车祸赔偿款都捐给需要的人。
她觉得这是对儿子这短暂一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唯一能留住他，让人们记住他的，最好的方式。
儿子不在了，她的心也空了，生活怎样都无所谓。而且，她还有个店和一门老手艺，虽说手艺偏了点，但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她只希望，以后自己每次回想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时，心里是踏实的，是自豪的。
人生苦短，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将是一个土馒头。
但选择以怎样的生活方式过完这一生，是做一个真正的人，还是做一个只是模样儿像人的人，却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