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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于上海有幸接触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其后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对沙孟海先生书法的认识

文 | 金鉴才

一位大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要真正为人们所理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在那人所罕至的高度,往往是云遮雾漫,寻常的探索者只凭远睹其形势,不可能十分明了;而一旦深入其间,又难免要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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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先生作为当代书坛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法乳后学,领袖群伦,自不待言。其学问之渊博、著述之宏富、见识之深辟、书艺之精湛,近年来论之者凿凿,趋之者芸芸,固宜其名扬海内,饮誉域外。然而,要求得对沙孟海先生书法艺术真实的认识,难度也正在这里。他聚七十年之精力建筑的艺术殿堂实在容量太大,构成丰富,使我们很难有能力去一一涉足。它具有极强烈的艺术个性,又始终保持着那种审慎的求实精神;它有着火一般灼热的创作情感,但更多的又似乎是认真严谨的作风。

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创办全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五年制本科专业,他与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等先生出任教授,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当时他还只有64岁,精力很充沛,每次讲课都很准时。他讲授的《篆刻史》,循章按节,系统而又清晰,三个半小时的授课时间,都被他响朗的讲课声填得满满的,一点也不留空隙,我们只好拼命作笔记,常常感到透不过气来。而其他几位先生是比较“艺术型”的,或授课,或闲谈,有时还乘心挥毫。特别是潘天寿先生讲授《草诀歌》,博涉纵横,妙趣横生,直到第三个星期才讲到正题上,我们却觉得非常轻松与快活。当时我们都太年轻,对沙先生那样深刻而严密的学术课题,虽然非常钦佩,也觉得非常重要,但在理解和掌握上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总带着一种惭愧的心理。

1980年6月,我受所在部门领导的委托,请沙先生为一处新落成的文化设施题字。一到杭州,就听说了沙先生病重,马上要到北京动手术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忙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问起我出差的任务,我无意中照实说出,见他闭目沉思片刻之后,忽然支撑着要起床题字,我与师母怎么也劝他不住。一时又找不出熟宣纸,我说“就用生宣好了”。先生认真地说:“生宣容易渗化,多飞白,会给制作工人添加麻烦。”写完之后,先生又指着我对师母说:“他是专门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完不成任务,叫他回去怎么交待。”我怀着愧疚的心情久立在先生的病榻前,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先生的容貌在我眼中模糊了,而先生的形象却在我心中豁然地清晰明朗起来:一位多么宽厚的长者,一个多么热烈而深沉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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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具有人所罕至的艺术高度的大家,他那颗诚挚的爱心也一定是具有相当深度—我想。沙孟海先生在北京的手术治疗相当成功,他的康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在是当代中国书坛的一大幸事。因此在此后的岁月中,沙先生在书法创作中所树立的艺术形象,对今天和未来的书法家们是真正具有典范意义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位大家存在的弥足珍贵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书法艺术的发展,一定会使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

1980年6月,我受所在部门领导的委托,请沙先生为一处新落成的文化设施题字。一到杭州,就听说了沙先生病重,马上要到北京动手术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忙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问起我出差的任务,我无意中照实说出,见他闭目沉思片刻之后,忽然支撑着要起床题字,我与师母怎么也劝他不住。一时又找不出熟宣纸,我说“就用生宣好了”。先生认真地说:“生宣容易渗化,多飞白,会给制作工人添加麻烦。”写完之后,先生又指着我对师母说:“他是专门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完不成任务,叫他回去怎么交待。”我怀着愧疚的心情久立在先生的病榻前,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先生的容貌在我眼中模糊了,而先生的形象却在我心中豁然地清晰明朗起来:一位多么宽厚的长者,一个多么热烈而深沉的艺术家!大约具有人所罕至的艺术高度的大家,他那颗诚挚的爱心也一定是具有相当深度—我想。沙孟海先生在北京的手术治疗相当成功,他的康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在是当代中国书坛的一大幸事。因此在此后的岁月中,沙先生在书法创作中所树立的艺术形象,对今天和未来的书法家们是真正具有典范意义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位大家存在的弥足珍贵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书法艺术的发展,一定会使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

沙孟海先生已年届90高龄,孙过庭《书谱》中“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句话,用到他身上是最贴切不过的了。我所见一些评价老一辈书家的文字,也往往习惯引用这句话,但也往往只截取了后四个字,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我认为这“通会之际”四个字倒是省略不得的,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则无论老与不老,都不应该认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通会之际”,并不是大部分书法家都能到达的,是唯我与忘我相交融的一种境界,是技巧与精神相化合的产物,是纯真艺术心态的反映,来不得半点做作与加工。如果用苏东坡的话来说,亦即是“无意于佳乃佳”。

陈振濂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一文中分析沙先生20世纪8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的“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的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所喜,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指的就是这种境界。表面上看,沙先生的书作仍是前一时期那个雄强奇肆的风格,仍是那样胆气惊人的挥毫落墨,仍是那种霹雳云崩、倒海翻江的英雄气概。然而,内涵却完全不同了,他在前一时期创作中那种刻意求佳的学者式的认真劲,那种在结字布局上运筹经营的苦心,已经被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一派平淡自然的天趣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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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们对沙孟海先生前一时期书法作品的用笔、用墨、结体、布局等的评论赏析,多少能道着些作者创作意图的话,那么,到了这一阶段,这方面的评论就完全成了隔靴搔痒的无益之谈,甚至可以说只能是一种曲解了。这是艺术形态的心灵自然流泻,只许“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若是解析得越具体,就越有悖作者的本意。沙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一个好的书法家,必须从严要求自己,不能只求一得之功。对古代碑帖和前人成果也要有分析能力,特别对魏晋南北朝的书迹,有些虽然很有趣味,但写手或刻手并不好,不能用来作为临习的范本。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主张忽视扎实的基础训练而有意去追逐稚拙天真的书写形态。由稚拙到老成并不是一种过失。就沙先生本人的书法经历而言,无论是显得比较严重精整的北碑楷法,或是比较轻松随意的行草,无论从具有约束性的点画技巧、结字布局、形势气度到心融神会的艺术完成,都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并不存在今是昨非的问题。因此,如果对沙孟海先生近期书风缺乏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测量出他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真实高度;同样,如果对沙孟海先生整个的书法生涯缺乏总体性的研究,也不可能对他的近期书风获得真正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我们来说,他成功的作品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他的成功之路。

现在中年一辈的书法爱好者对沙孟海先生书法的了解,大约多是从20世纪50年代他写的灵隐寺“大雄宝殿”这块匾额开始的。我也同样,少年时游灵隐,首先被这庄重雄浑的榜书所吸引。以后与先生谈及时,他却摆摆手说:“惭愧惭愧,实在写得不好。”当时只以为是他谦虚的话,并不当真。待到1987年他以88岁的高龄重题此匾后,确是面目一新,天然去雕饰,不再有原来“如牛耕地”的负重感。这又使我联想到沙先生“抵死不做茧”的一方印章,正是他表达了进取不息,不知老之将至的心迹。他这样警策自己,也这样要求学生。记得有一次他同我提到沈曾植的一位入室弟子时说:“学生的字写得同先生一个模样,不是好事情。”他提醒我的篆书要从吴昌硕的圈子里跳出来,并具体指示我从权量诏版中去找出路。他常告诫我们“要求变化,不要过早定型”。

在了解了沙孟海先生近年的书风突变以后,可以见出他在这方面是最具典型性格的。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位成名甚早影响很大的书坛巨匠,如果没有义无反顾的宏大气度和淡泊荣利的磊落胸襟,就不可能有推翻重来的惊人胆略,也不可能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辉煌成果,许多前辈的名家不是都未能跳过这一高度吗?因此,对我们来说,沙孟海先生永不固步自封的进取精神,也许比他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还要珍贵得多。

沙孟海先生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已经为当今书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现代意识”,在沙孟海先生本人,可能是并不自觉的。但既然是生活在现时代的环境里,又有摆脱古人藩篱的强烈愿望,那沙孟海 楷书 毛泽东词二首 么这愿望本身就应当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这里面重要的倒是在于从什么基础上去求得摆脱,摆脱了以后又补充些什么的,历来就有过不少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或者越摆脱越陷入绝境的书家,给我们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拿沙孟海先生与他们一比较,立刻就可发现,其中的成败得失,全在见识和学养。孙过庭《书谱》有云:“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此语甚妙。食古不化,就不会有长进;趋时随流,也绝对不可能成器。因此,在努力打破前人铁围的同时,更要有敏锐的眼光识得同时代人的弊习,才能高出一筹,有所树立。在这一方面,沙先生也是堪称模范的。

1980年6月,沙孟海先生赴京治病期间写给当时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班的信,不久就由朱关田转告了我,那感人至深的谆谆教诲,时时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学生:“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但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他强调指出:“学问是终身之事。”这正是先生的书艺之所以能精进不已而终至如此博大精深的真正奥秘所在。他关心我们写字,更关心我们学问修养方面的进展,我们做的诗词、撰写的论文,甚至业师陆维钊、诸乐三、方介堪先生去世时我们敬献的每一幅挽联,他都字斟句酌地认真审改。1985年冬我和朱关田到浙江医院向他汇报有关书法理论研究会的筹备情况,他非常兴奋,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特别强调要求我们这几个学生多发挥作用,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不要只注意在技巧上去同人家争一日之长。会议开始后,他还向所有代表赠送了礼品,表示支持和鼓励。

沙先生教育我们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常言道:“抗志希古。”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为我们打开的是一扇多么厚重的大门,他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我认为,他这殷切的期望,并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学生,也是对千千万万有志于振兴祖国书法艺术事业的一代新人的。

审曲面势,1928年

臣书刷字,1954年

南北两峰作印看,1928年

临危不惧,1964年

若榴花屋,1952年

赤堇沙氏,1963年

千岁忧斋,1946年

夜雨雷斋,1934年

主 编

猪大人

出 品

黔艺空间

来 源

《浙江近现代书法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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