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将熊彼特看作创新发展理论的创始人，但熊彼特本人坦承其创新理论的源泉来自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并尊称马克思为导师。保罗·斯威齐等学者也明确指出：有关创新的思想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熊彼特的理论在有些地方酷似马克思的理论。可见，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只不过当代学者主要关注熊彼特和演化学派的理论，忽视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今天，为了更好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有必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追溯创新发展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脉络，总结马克思的创新发展理论与思想贡献。
01
马克思关于创新与发展的思想
（一）创新发展过程及其动力
马克思（1818.5.5-1883.3.14）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潮时代，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他非常关心科技创新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相作用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过程。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演进→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四者交互推动、不断强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内在联系与互相作用，马克思将其概括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1972a：108）。“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972b：83）。
那么，工业国家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威力巨大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进而实现创新发展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2017：32）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认为，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之前，劳动过程过多地受到人的体力、精力、准确性等限制，只能以人的自然的、主观的条件建立和划分劳动过程，从而使得科学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而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后，劳动生产过程大大突破了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束缚，简单的人力不再是劳动生产过程的中心，整个生产过程建立在以大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而使得科学技术第一次被积极主动地应用到生产过程中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技术进步一方面表现为单个部门内部生产工艺等方面的进展，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从而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新的主导生产部门的出现（罗斯托，2001）。在长波理论中，每一次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是源于根本性的新主导生产部门的出现，从而带动利润率水平的提高，进而刺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孟捷，2007）。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而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经济增长，把资本主义与以前其他一切的社会区别开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7：30）。
《资本论》是凝结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代表作，这部巨著不仅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也是一部研究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这种规律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1975：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狂热地追求着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1975：649）。可见，马克思描绘的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动力机制源于资本家/企业家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推动着企业家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的技术及机器，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并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正如马克思（1975：628）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但洞悉了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因素。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序言（熊彼特，2013：2）中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回到他这里来。”
（二）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1845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诞生。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这一理论进一步成熟（李维森，1984）。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社会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以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1980：211）特别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1980：217）。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杨勇华，2007）。正如恩格斯（1972：372）指出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了，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制度创新）（李玉虹和马勇，2001）。
马克思创新发展理论中包含的“创造性毁灭”思想比熊彼特更早。马克思的创新发展理论表明，一旦新技术适应了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引起旧机器提前报废。资本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淘汰旧机器。二是引起生产者的分化，破坏就业结构。由于改进与引入新机器，一部分企业必然由于技术与产品的落后退出市场，打破原有就业结构的平衡。掌握新技术的工人代替了掌握旧技术的工人，部分不能适应技能转换的工人陷入失业状态。三是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普遍革命。这种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竞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并会进一步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任力，2007）。
（三）制度创新与生产关系变革
虽然马克思特别强调技术和生产力的作用，以至于后人常常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极大误解（韦森，2007）。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重视不亚于生产力（技术创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1972b：82-83）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说明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动力和过程，所以霍奇逊（2005：181）指出：“马克思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运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形成的制度体系，生产力领域的创新活动迟早会带来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要想让社会保持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对生产关系本身进行适应性改造，即对现存经济制度、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进行适应性变革或创新。过去人们过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哲学，导致人们对通过制度创新消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不够重视。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大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的困境，例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曾普遍实行以计件工资为主的包工制，工人每天要工作长达15～18小时才能免于饥饿，马克思称之为“血汗工厂”。后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这种“血汗工厂”无法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要求，才被泰罗的“科学管理”替代。而英国的生产关系在诸多领域转型缓慢，从而在与德国、美国的竞争中落伍。
当既有生产关系不能随着生产力进步做出相应调整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对既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创新。这种变革与上述的适应性创新截然不同，是一种创新主体、创新动机都发生了变化的创新，通常会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震荡。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都会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创新来实现生产关系的更替（蔡兵，2012）。“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马克思和恩格斯，2017：32-33）。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论述道：“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2017：33）。
（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概念，却从哲学高度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创新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的对立统一形成生产方式（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与这种观点极其相似）。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较制度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第一位的推动作用。同时，制度和制度创新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和实现（李玉虹和马勇，2001）。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外生因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因素本身，而马克思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生产关系和其他历史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杨勇华，2007）。马克思指出：18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先进科技知识的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合理的制度保障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马克思，1979：576）。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成是决定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基本前提，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Rosenberg（2004）所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创新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的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
02
马克思创新发展理论中的演化思想
古典经济学中包含大量的演化思想，而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代表之一，其经济理论也体现了古典研究范式的演化特征。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在19世纪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支持。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达尔文发表其进化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当马克思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表示进化论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史基础，并认为 “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为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马克思，1975：23）。由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包含丰富的演化思想，以至于Freeman和Nelson等人都把马克思看成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他们自己的某些思想也与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孟捷，2007）。
尽管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演变过程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跃迁，这个过程来自内部的对抗和冲突，更强调突变和“量变引起质变”，但是马克思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总是使用生物学或有机体的比喻，特别是对于技术创新的分析。马克思观察到机器安装后技术创新将持续很长时期，他在《资本论》中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为生物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杨勇华，2007）。他还将达尔文的随机突变概念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提供了一种技术创新的方法论分析，这在古典思想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此外，马克思还抓住了现代创新发展理论所关注的技术系统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匹配或失配问题，并称其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技术和环境彼此互相影响：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获取新的生产力中，人们要改变生产方式；在改变生产方式和谋生方法时，他们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一些研究抹杀了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之间活跃的相互作用与反馈，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Clark和Juma，1992：248）。
演化理论范式与古典主义范式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作为古典主义范式杰出代表的马克思在理论范式上也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即动态非均衡性、整体性、历史性等。虽然从现代学科发展来看，马克思的演化思想还较为模糊和笼统，没有对技术创新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其选择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关于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但是马克思的先见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熊彼特和现代演化学派都从中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养分（杨勇华，2007）。
03
马克思创新发展理论的政策启示
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却是第一个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运用系统观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有机整体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中进行了层层解剖，而且揭示了这一制度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凤义，2007），已经具备了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雏形。霍奇逊（1993：19）也承认，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反映的系统思想达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很少达到的水平”。
现代创新发展理论以创新为核心概念来构建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体系，虽然也为我们提供了从企业微观层面、到产业和区域中观层面、再到国家宏观层面的创新图景，但很少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分析。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视角相当宽泛，不仅涉及经济，也包括政治、文化等领域。即使在创新领域，马克思的研究也不仅限于生产力领域的创新，而是更多地强调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是如何带来以及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只不过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分散于不同著作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样在《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集中阐释创新理论，因此很多学者忽视了马克思对创新发展理论的杰出贡献。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对马克思创新思想研究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以马克思创新发展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将创新活动的研究对象从生产方法变革扩大到生产关系等更广泛领域的变革。生产关系和制度领域的改革和创新研究，将充满更加艰苦的探索，因为其涉及的研究对象边界更不确定，问题的复杂程度更高，所揭示的利益矛盾更深。但这种研究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通过这种更广义的创新发展研究，不但能明确实施创新活动的基本性质、作用和主体，而且有利于构建促进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这也是建立中国特色创新发展理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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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节选自眭纪刚著《创新发展经济学》第4章，科学出版社，2019。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创新发展政策所副所长。作者对原文做了补充和修改，并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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