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党隐蔽战线传奇人物华克之悄悄抵达上海,趁着夜色,按响了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路)一处西式住宅的门铃。

这里是宋庆龄秘书柳无垢的住址。华克之化名“王先生”,递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托她转交给宋庆龄,并约好一个星期后来取回信。紧接着,“王先生”警惕地环顾四周,随后步履匆匆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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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护送宋庆龄离开的传奇特工华克之

此时的上海,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但蒋介石不甘心将多年积业拱手让人,命特务们倾巢出没,一旦抓到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立刻就地处决。

很多爱国人士都就此失踪,宋庆龄的住所也处在严密监视下。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因为曾前往宋庆龄的住所拜访而遭到盯梢,后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活埋,危险从四面八方朝着宋庆龄扑过来。

基于对宋庆龄安全的考虑,同时希望她能够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向她发出了诚挚邀请。

这封绝密信先是转给香港地下分局,经由宋庆龄最信任的廖梦醒(著名爱国人士廖仲恺、何香凝之女)翻译成英文后,连同原信一并交给华克之带至上海。

华克之此行除了送信外,还承担了另一项重要使命:一旦宋庆龄决定亲赴北平,那么有“百变特工”之称的他将负责给宋庆龄变装,并将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香港。

1949年2月20日,华克之拿到了宋庆龄用英文写成的回复信。她在信中首先感谢了全党同志的关心,但声言由于身体极度虚弱,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因此决定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宋庆龄拒绝北上的原因,除了实际的身体问题外,还有对未来的深刻考量。

宋庆龄深知,一旦北上的话,自己必定会被推选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可她长于做妇女儿童工作,只希望继续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并不想做官。

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公开合法方式进行活动的团体。它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个苦难儿童,更秘密掩护了无数支援解放区及动员、支援上海进步的团体和个人,为迎接上海解放储备了坚实的力量。宋庆龄认为,自己此时留在上海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已经病得形销骨立的宋庆龄,除了努力为上海解放积蓄力量外,还得强打起精神应付那些繁杂的人和事,她的妹夫显然不愿放过她。

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沪,名义上拜访胡适,实则催促宋庆龄离开。蒋介石本人于4月26日当面劝说她飞往台湾,继子孙科也劝宋庆龄以 “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迅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

据说,蒋介石还曾授意手下,要将宋庆龄劫持到广州或台湾。

不论威逼利诱或是被加入暗杀名单,宋庆龄始终以坚定、沉着、冷静的态度,呆在黎明前黑暗的上海。

1949年5月25日凌晨3点,宋庆龄亲眼见到解放军进驻上海的情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激动万分:“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治好。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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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宋庆龄倩影

1949年6月,邓颖超来到上海,她此行除了疗养外,还肩负着毛泽东、周恩来交予的重要任务,那就是继续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尽管和宋庆龄有着深厚的情谊,但邓颖超并没有贸然前往拜访,而是先派廖梦醒打前站。

廖梦醒是宋庆龄看着长大的,还曾长期担任她的英文秘书,二人关系非比寻常。由廖梦醒出马,可以探知到宋庆龄内心不为人知的一些想法。

廖梦醒告诉宋庆龄,北平(后改名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颖超特地前来迎接,大家都盼着与她在北平相聚。

宋庆龄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哪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