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7月2日，康泽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康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岳县的县立中学，1925年，在康泽21岁生日的时候来到了广州，参加过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之后，顺利地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
蒋介石当了校长之后，就开始大力培养自己的爪牙，只要是有政治军事天赋的人才，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将其招揽到旗下。每一位黄埔学生，都是蒋介石招揽的目标。他十分注意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伺机挑选自己的心腹。
康泽聪明伶俐、多才干练，刚一入校，就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在详细询问过康泽的出身、背景及经历之后，蒋介石先是从经济上帮助康泽，以此博得了康泽的感激和信任。又从思想上给康泽洗脑，让他的思想逐渐右倾。
在蒋介石的“嘘寒问暖”之下，康泽倍感荣幸，又有些受宠若惊。 感怀于自己的卑微出身和蒋介石许给自己的“光明未来”，康泽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投靠了蒋介石，成了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之一。
入校后不久，康泽就和蒋经国等人一起，被派到了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康泽和贺衷寒等人组成了右派集团，以鼓吹右派言论。结果因为受到了中山大学左派学生的围攻，而以失败告终。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毫不费力就占领了东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非但不抗日，还大肆抓捕爱国人士，严令任何人不得抗日。
蒋介石的这一行为使民众大为不满，为了加强独裁统治、镇压抗日热潮，蒋介石准备着手建“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
“九一八”事变的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把康泽等出自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召集到了一起，用他惯用的方式把大家臭骂了一顿。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留下你们这几个不中用的，一点也不能替我分忧！”
他连着开了几次会，每次都会这样破口大骂。大家都知道他这是在暗示，因为蒋介石总喜欢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去猜想他的意图。有人试探着猜测，说蒋介石这样是想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蒋介石不置可否，他说：“你们怎么能团结起来呢？今天你们团结了，可明天就会闹矛盾！好吧，如果你们真有这份心思的话，试一试就知道结果了。我总在想，要是我们能有意大利黑衫党一样的组织就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力量，足够建立这样一个组织！”
蒋介石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康泽马上心领神会，他站了起来说：“对，您说得没错。意大利的黑衫党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它的成员都是最忠实最勇敢、最干练的党员。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组织！”
蒋介石对康泽的回答很是满意，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你们慢慢研究去吧。”之后就离开了。
留下的康泽等人研究了好多次，最终推举出了五个筹备人，负责起草新组织的章程纪律。康泽便是其中之一。
为迎合蒋介石，康泽写了《改组国民党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
1932年3月初，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同时在会上选出了九个中央干事会干事，其中就包括康泽，他的职位是宣传处处长。
复兴社成立之初，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学生登记在册。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后，康泽把这些学生召集到一起，组成了“特别研究班”，对这些学生进行专项的培训和考核，之后再分别委派工作。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件事，每周都要亲临训话。
在培训期间，康泽极力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理论灌输给学生，通过这种“三一论”给学生洗脑，培养他们绝对服从的忠诚。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蒋介石的铁杆部下，是蒋介石的骨干分子。
除了为复兴社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康泽之所以受到蒋介石特别的器重，还因为别动队的成立。
在到德国、意大利考察过的特务杨国熙做了一份考察报告交给蒋介石，用了很大篇幅建议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及装备，来建立一支“国民党别动队”。此举恰好符合康泽的想法，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给了康泽，要康泽来建立一支“军委会别动队”。
军委会别动队于1933年10月3日在庐山正式成立，康泽被任命为第一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支完全由反动特务组成的武装部队，其成员均身穿便衣，持有“特务证”。凭借此证件，他们可以优先搭乘任何一辆公私用车，可以肆无忌惮地出入任何娱乐场所，并可调用并指挥一个连的兵力，搞得天怒人怨。
别动队虽然也是一支武装部队，但它和国民党的其他作战部队有所不同。别动队是一支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的特殊部队，它平素里执行的任务，大部分都是政治任务，只有一小部分与军事有关。可以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军委别动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介石军队的后方。其主要任务是打着“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旗号的特务活动，残杀爱国分子、弹压民众抗争、刺探地下党的活动。
军委别动队被视为反共反人民的先锋军，康泽经常把“忠”字挂在嘴边， 常教导军委别动队的队员要忠于党国、 忠于校长、忠于军委别动队的所有章程。 在他的频繁洗脑之下，别动队的队员都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卖命。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接连取得反六路围攻等三次大胜。四川军阀刘湘见局面失去控制，致电蒋介石，希望得到援助。
蒋介石见机会到了，派康泽于1935年1月带领军委别动队进入四川，先后任四川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及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要职。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又提出了十个师入川的想法，刘湘拒绝，蒋刘之间的矛盾白热化。
对付蒋介石，就要先对付康泽的军委别动队。为了对抗康泽，刘湘扩大了由冷开泰领导的四川本土特务系统。同时还利用一个名为“武德会”的组织来大肆搜集与蒋介石方面有关的情报。
刘湘找来了两个能干的报务员，帮他偷译电报。通过对拦截下的康泽同蒋介石之间往来的密电，刘湘得知，原来 康泽和蒋介石一直都在打着他的主意。刘湘很恼火，决定和康泽斗争到底。
刘湘一改往日作风，公然支持土特务与军委别动队发生冲突。别动队依靠 重庆行营的军力和中央势力，总会找借 口逮捕一些土特务。而土特务则在刘湘等“地头蛇”的怂恿下，伺机暗杀别动队员，进行报复。
刘湘的行为惹恼了康泽，他公开称呼刘湘为“土皇帝”，大肆毁谤，并号 召人们打倒刘湘这个“食俸禄却占山为王”的草头王。刘湘也愤然反击，红着眼睛，指使人到成都去刺杀康泽。
可惜，刘湘派岀去的杀手是个不称职的枪手，他朝着康泽连开了三枪，都没能击中康泽，只打死了康泽的一名副官。死里逃生之后，康泽连忙给蒋介石发了电报，没想到蒋介石只告诉他暂时忍耐，不要再和刘湘有任何正面冲突。
当时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还没能站住脚跟，只能让康泽受些委屈了。
为了缓和刘湘和康泽的矛盾，不至使自己引火上身，蒋介石干脆让康泽辞去了在四川的职务，把他调回。
虽然康泽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嫡系，但嫡系也有远近之分。陈诚属于蒋介石的同乡、学生，还有些亲戚关系。同陈诚一比，康泽和蒋介石的关系高下立判。
康泽做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别看这只是个小小的主任，但其可以掌握的力量却是不小。自建立十三年来，这个其名不扬的小小训练班，曾为蒋介石培养出了一大 批骨干力量。其中包括很多出名的职业特务和军委别动队队员。可以说，这个训练班是康泽对蒋介石效忠的一大成绩，也是康泽能在蒋介石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资本。
为了能把这些力量据为己有，陈诚和康泽展开了斗争。最终，陈诚通过手段，把这个训练班并入了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并将其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康泽被晒到了一边。
康泽丢了官，却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既然仕途之路难行，那便干脆向军事方面发展。康泽打算把军委别动队改成警卫队，虽然换汤不换药，但其性质却有很大的变化。陈诚自然不能再给康泽东山再起的机会。
康泽找上了何应钦，打算通过这位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来实现自己的美好希望，可陈诚又在中间横加阻拦，这条路最后也没能行得通。至此，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彻底破碎。
在“八一三”抗日战争时期，军委别动队曾将第一、第五两个大队派到上海，在那附近驻扎。后来，在撤退的时候，第一大队已经全部溃散。剩下的则大多在战场后方搜刮民财，或驻扎在一些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军委别动队的地位特殊、作用特殊，它是由康泽一手组办起来的，可以说是康泽的骄傲。但这并没能阻止别人对它的觊觎。戴笠曾找到蒋介石，向他极力推荐黄珍吾来做别动队的副总队长。
黄珍吾是戴笠的心腹，戴笠此举，无非是想在别动队中安插自己的人手，进而逐步扩大自己在别动队的影响力，最终达到一手掌控的目的。康泽虽然明知戴笠的阴谋，但因为自己本身就兼职很多，无暇他顾，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珍吾成了自己的副队长。
康泽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罢休，他想了很多办法，终于把黄珍吾踢出局，自己再次掌控了别动队。后来，康泽把别动队交给了刘伯龙和马维骥，这两人是他的心腹爱将。至1939年时，军委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都被编入了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
康泽放下了别动队总长的担子之后，一门心思做起了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拉拢更多的爱国青年，蒋介石打算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为“三青团”。在三青团筹备、建立和管理中，康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泽的忙碌，就不会有三青团的存在。
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人开会。在南京陵园别墅，蒋介石对他们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更庞大了，却没什么生气，我打算搞一个大一些的组织。所有有抗日爱国之心的优秀青年，只要他们不是共产党，我们就能把他吸收进来！”
蒋介石有了指示，太保们就开始了积极的忙碌。在讨论这个新组织的名称时，康泽提出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称号，陈立夫则主张在这一名称之前加上“中国国民党”，但这一想法马上被蒋介石否决了。
蒋介石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在前面加上了“中国国民党”，那么有些人肯定不会加入。就像用“蒋介石”这个名字来号召一样，必然会遭到一些反对。
如果只是简单的“三民主义”，虽然显得单调一些，但效果会好很多。最终，这一团体被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拿出了三张名单，其一是国民党党务委员会名单，其二是国民党训练委员会名单，其三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名单。众人看这三张名单上，发现康泽的名字都排在前面。
当时，康泽只有34岁，却被蒋介石如此重用，有人直接站了出来，提岀反对意见。对此，蒋介石把康泽叫到面前，对他说：“有人觉得你年纪太轻，说你资历太浅，怕你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
康泽没有急于表白，而是静静地等着蒋介石接下来的话。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他知道蒋介石不会无的放矢，既然他这么说，肯定还会有下文。果然，蒋介石顿了一顿，接着问康泽:“你能和胡宗南合作吗？ ”
“能！”康泽坚决地说，之所以这样笃定，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康泽和胡宗南的私人关系很好。
“既然这样，让胡宗南来做处长，你做代理处长，怎么样？ ”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让名望很大的“西北王”来做处长，自然不会有人说三道四，而康泽只是代理处长，这样就好办多了。康泽当然也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听蒋介石这么一说，他欣然应允。
其实，蒋介石这样做还是有其他目的的：其一，因为康泽对他非常忠诚，而且一直以来都充当着反共先锋的角色；其二，康泽没有庞大的心腹派系，让他来掌管这个组织，蒋介石比较放心；其三，蒋介石对康泽的掌控力比较大，把组织交给他，也方便日后回收。
在康泽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把复兴社作为三青团的核心。三青团成立之日，蒋介石宣读了由康泽撰写的誓词，康 泽等人也在蒋介石的监誓之下宣了誓。最终，康泽等人以重要骨干的身份成了三青团的领导人。
康泽在蒋介石的眼中算是个兴不起大风浪的小角色，但他自己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强大自身的机会，扩张势力几乎到了盲目眼红的地步。
为了能在三青团培植出属于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其他部门抽调了大量人员到三青团，在干部培训班接受训练。这些人员训练完毕之后，又被康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安插到了各地担任三青团支团的书记。这些行为使康泽树立了很多敌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集团的太子蒋经国。
1925年10月，刚刚十几岁的蒋经国被蒋介石送到了苏联莫斯科， 在中山大学学习。1937年4月，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了中国。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为熊式辉，素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在熊式辉看来，不论蒋经国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改不掉他是蒋介石王朝太子的身份。
如果能把蒋家太子争取到自己手中，对熊式辉这个政学系巨头来讲，无疑是个很大的政治彼码。于是，熊式辉通过宋美龄积极地做蒋 介石的工作，努力让蒋经国到江西任职二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缓和蒋家父子的关系，实则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活谋定后路。
1938年1月，在熊式辉的任命下，蒋经国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熊式辉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没想到因为蒋经国 深受苏联教育的影响，难以和熊式辉等人的那种官僚习气共融，蒋经国和熊式辉产生了矛盾。
熊式辉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蒋经国的拉拢，而是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把蒋经国派到了赣州工作，任职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后来，在蒋介石的刻意安排之下，蒋经国又跻身三青团的高层领导行列。
刚一进入三青团，蒋经国就被任命为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康泽未等蒋经国安排，就私下派完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康泽大耍手腕，处处掣肘蒋经国。除了总务组长的空缺留给蒋经国，他几乎把所有职位都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
在康泽的努力下，江西省第一期建立的六处分团都是康泽的嫡系人马。作为康泽的门生，彭朝钮亲自担任筹备处书记。在康泽这个“强大而有力”的后台撑腰之下，彭朝钮又自觉经验比蒋经国丰富，所以 丝毫不把蒋经国这位太子放在眼里。
筹备处连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都没有配给蒋经国，彭朝钮还总是有意无意地打击蒋经国的威信。他曾大言不惭地对别人说：“作为筹备处的书记，我要对江西支团的筹备工作负实际责任。”
每当有学生报到和结业、分配工作时，彭朝钮都会一个一个地召见他们，对他们说：“蒋经国主任只是个兼职，他忙不过来这些工作。而我是中央直接派来的，所以一切都要由我负责。以后，你们有什么事的话，只管来找我好了。”
在康泽的授意和彭朝钮的执行下，蒋经国这个筹备主任实际上早已成了一个空头荣誉，蒋家太子完全被架空了。意识到自己处境不佳，蒋经国决定回手反击。他自认为依靠十二年的苏联求学经历，再加上蒋介石这个强大的后盾，完全有回击的能力。
1939年12月，蒋经国主办的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在赣县西郊赤硃岭开始招生，第一期训练班共招收120人，以三个半月为训练期。其学员都是经过层层考核由有关方面保送来的，班主任由蒋经国亲自担任。
1939年9月2日，蒋经国秘密主持了一次干事会议，偷偷背着康泽集团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免和任命，然后偷偷送给江西省一把手熊式辉签批。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罢了康泽亲信彭朝钮的职。
等消息公布出来之后，彭朝钮等人大为愤怒，但因为蒋经国的身份特殊，他们都不敢正面向蒋经国开火，只好把矛头指向了干事会。
康泽虽然极力想保住彭朝钮等人的官职，但他毕竟只是蒋介石的一名马前卒，怎敢和蒋介石公然顶撞。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意，对彭朝钮等人好言劝慰，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康泽的派系在蒋经国派系的攻击下连连败退，蒋经国的“太子系”则日益壮大。康泽派系中的一些人，眼看康泽大势已去，又见太子系蒸蒸日上，便干脆改换门庭，背叛康泽。
投靠蒋经在第一次与太子的斗法中，康泽在被逼无奈之下放弃了对江西控制权的争夺，但蒋经国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把战场转移到了中央干部学校，继续同康泽明争暗斗。
自三青团成立之后，康泽一直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团内组织权力。为了能把三青团的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扩展为中央干部学校，康泽四处游说，打算自己亲任教育长一职。没想到，他的希望被蒋经国打破了。
训练处处长李惟果一向是康泽的铁杆心腹，没想到康泽最后却被李惟果出卖了，在中央团部常务干事会开会讨论时，李惟果突然提议，希望由蒋经国来担任中央干校的教育长。在康泽目瞪口呆之下，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李惟果的建议。
都说胜利依靠的是天时、地利和人和，在康泽和蒋家太子的斗法中，天时、地利、人和均被蒋经国占去，康泽屡次遭受沉重打击，愤怒异常，却又无处发泄，只能继续故伎重演，打算效仿江西彭朝钮来架空蒋经国。
但蒋经国岂能坐以待毙？他一边大挖康泽墙脚，一边大肆搜罗人才。这样一来，康泽的势力越来越小，蒋经国的太子系则在逐渐壮大。
最终，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之下，蒋经国将三青团的大权揽到了手中。
康泽在同蒋经国的斗法中连连受挫，很多曾经与其有旧仇的人也纷纷站了出来，打算乘人之危。国民党集团一向如此，高级干部一旦败北，肯定会被群起而攻。
对康泽最大的打击当数当团合并，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召开。此时蒋经国已经可以说是独揽了三青团的大权，他在会上大肆鼓吹，要由三青团独立组党，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等的政治党派。
蒋经国的想法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意思，虽然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但在很多方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牵制。如果蒋经国能在国民党的扶植之下建立一个新的党派，蒋介石就等于有了一股十分强大的生力军。
可是，蒋介石的阴谋并未得逞。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和陈立夫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马上带着戴季陶、黄宇人等人面见蒋介石，坚决反对新党的建立，陈立夫干脆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在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的阻拦之下，蒋介石也意识到了建立新党的风险太大，而且前景未卜，最终只得放弃了这个念头。为了安慰蒋经国，陈果夫和陈立夫又找上了蒋介石，和他谋划了实现党团合并。
党团成功合并之后，在蒋介石的大力运作之下，很多蒋经国的亲信也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委员，而康泽的亲信则一个都没入选，康泽本人连实权也没了，只挂一个空头中执委委员。他在与蒋经国的较量中彻底失败了。因此，党团合并的第二天，康泽就黯然出洋。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不久，陈粟、陈谢两支生力军也直指中原。半年之后，国民党在湖北、河南、安徽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稳固对湖北的控制，国民党把襄樊地区划分为第十五绥靖区。
此时，身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的蒋经国突然“不计前嫌”，力荐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理由是康泽年轻（当年才44岁）、嫡系出身，对总裁忠诚，不仅能死守襄樊，还能制约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可谓是一石二鸟了。
谁都知道，此时襄樊地区所在的第十五绥靖区，四周被解放军桐柏、江汉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包围，那里当时就是一块绝地。而且以蒋桂之间的矛盾，襄阳出事，白崇禧绝对不会救蒋介石的死忠康泽。扔康泽去襄阳，简直相当于“谋杀”。
然而病急乱投医的蒋介石想不了这么多、这么深，一听儿子这么说感觉有道理，便将在周游国外的康泽召回，统一指挥川军整一六三旅和整一六四旅。
康泽怕自己难以应付，便保荐了善于用兵的郭勋祺做他的副司令，蒋介石应允了。
果然，康泽一来就吃了个下马威。在白崇禧看来，蒋介石之所以会派康泽来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一定是要他来抓地方军权的，可能康泽怀有同自己作对的阴谋，哪怕没什么阴谋，也一定是蒋介石派来的耳目。于是利用华中剿总司令的职权，给康泽穿小鞋，部队武器和粮食补给经常借故拖延。
康泽在襄阳小心翼翼地熬过了半年，到1948年7月2日，我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会同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军区12旅横扫了老河口、谷城，将第163旅大部歼灭。
康泽紧急向白崇禧求援，当时，桂军主力在距离襄阳100公里的黄冈，行军最多5天就能到达襄阳。白崇禧一是害怕自己的宝贝部队被打伏击，二也对蒋介石的嫡系康泽失败幸灾乐祸，于是没有下令部队出动增援，康泽的求救电报石沉大海。
7月7日，我军开始襄樊外围作战，攻城部队于10日攻占了襄阳城外东西两面守军的一些阵地。樊城守军惧歼，于11日渡河撤入襄阳。攻城部队以一部兵力牵制南山守军，集中优势兵力，用“猛虎掏心”战术，钳击城内守军。
7月15日夜，我军主力发起总攻，于16日下午合击杨家祠堂第15“绥靖”区司令部。
当解放军包围杨家祠堂的时候，康泽戴着钢盔，呆呆地坐在地上，后悔不该到这里来带兵打仗。当部下向康泽提出缴枪投降的时候，康泽大为光火。但他也明白，如果顽抗到底，最终结果只有一死。当他想到自己的妻儿，便放弃了求死的念头。
可是，如果投降共产党，想起自己曾经对共产党做出的种种事情，他又害怕不得善终。康泽就这样想着、呆着，直到最后被解放军战士抓住的时候，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被战士们押送到攻城前线指挥部时，康泽一直在大骂蒋经国借刀杀人，白崇禧见死不救。
康泽部队全军覆没，襄阳失陷，主帅康泽下落不明。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大为愤怒，连忙致电白崇禧，指责他见死不救。
白崇禧连忙解释，把罪责都归结到了不谙军事的康泽身上。蒋介石也不敢和白崇禧闹得太僵，便忍下了这口气。
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7月22日的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以身殉国，没想到第二天的《新闻天地》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原来新华社早在17日夜晚就已宣布康泽被俘。
康泽被俘的消息一经传出，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蒋介石先前还信誓旦旦地说康泽壮烈成仁，如今却成了俘虏，这无异于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康泽的夫人哭着闹着要去寻夫，蒋介石连忙让人把她拦了回来。
康泽没有死，这对蒋介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想着自己和康泽这二十年来的一切经历，连康泽这种铁杆追随者都不能“舍生取义”，其他人，还有谁值得信赖呢？蒋介石越想越害怕，对未来的战争不再乐观了。
在蒋介石痛定思痛的时候，康泽已经开始了新生。在北平解放以后，康泽和其他国民党高级战犯一起，被关押在功德林进行改造。
虽然人民政府没有对他有任何苛责，但康泽心中却始终忐忑不安。不论其他战犯是如何过活，康泽的心中总在惴惴思索，害怕一旦自己的所有罪行暴露，会性命难保。几年中，康泽每天都在这种心态下度过。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不敢落后，也不敢冒尖，生怕被抓了典型。
后来，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这样写道：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什么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能劳动改造的就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1956年4月，当康泽看到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时，思想真正得到了转变。他想起自己曾经犯下的屡屡罪行，再反观如今人民政府对他做出的一切，非常感激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的恩情。
人民政府不像国民党那样，当年他们只要抓到共产党员，肯定会毒刑拷打一番，最后或活埋，或枪毙，总之不会给共产党员一个善终的机会。如今自己也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可得到的却是尊重和温暖。
渐渐地，康泽由恐惧变成接受，因为他的思想在改造中有了很大进步，所以于1964年4月9日被特赦，那已经是人民政府特赦的第四批35名战犯。
从那天起，康泽终于结束了他14年的改造生涯，获得了真正的新生。出狱之后，康泽不想就此终老，而是受聘担任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专员。
康泽的晚年生活非常安定，在工作的同时，他还写出了不少有关特务内幕的回忆录，直到1967年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