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陕甘宁留守兵团刚刚成立，就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军的大事——警4团政委李隆贵突然失踪。
为了向读者说明李隆贵失踪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笔者先费点笔墨，讲讲警4团的由来。
1935年4月，为加强陕南斗争，红25军政委吴焕先决定以225团3营7连、8连为骨干，组建陕南游击队。并新组建两个特委和两个游击军：
一是鄂陕特委，由红25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任鄂陕特委书记，235团3营政委陈先瑞为鄂陕游击军总司令，辖：
第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200人。主要活动在商县、柞水县之间。
第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政委夏云廷，500余人。主要活动在山阳县、商县之间。
第五路游击师，师长冯易彬（红枪会首领），约200人。主要活动在镇安、 洵阳县之间
第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约100人。主要活动在郧西、洵阳县一带。
第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心德，政委张祖祥，约100人。主要活动在郧西、洵阳县一带。
第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政委李洪章，号称千余人，主要活动在山阳县唐家河等地。
235团7连编为游击军司令部战斗营。
二是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军，由红25军政治部副主任李隆贵任豫陕特委书记兼游击军司令员。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原225团3营8连），大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
第二游击大队（新组建的陕南本地游击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红25军留下来的伤病员），队长李震远（原225团卫生队队长），政委张培真；
第四游击大队（受我军影响的红枪会成员），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全军500人，主要活动在豫陕边区。
1935年7月，红25军北上陕北，撤离陕南。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国军集中第67军、第40军、第95师、第44师、陕军警2旅和特务团等，共计26个团的兵力，实施“划区清剿”，企图以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我根据地。
红25军离开陕南前，分别给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岀内容基本相同的指示信，讲明红25军北上的重要意义，要求马上把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组建一个有战斗力的游击主力军。
两封指示信由便衣队交给了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让他转交给两个特委。遗憾的是，第三路游击师特务队长赵久海突然叛变，枪杀了李志英和几名老战士，带着省委的信投敌了。第三路游击师也随之瓦解。
由于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陕南各游击部队尚不知道红25军已经转移，对敌人的大扫荡没有任何准备，因此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鄂陕游击军除第六路游击师和总部战斗营外，其他几路游击师全部损失。
8月底，游击军在两河口缴获一份《西京日报》，这才知晓红25军已经西去，可能要进入陕北。陈先瑞果断决定带领总部战斗营和第六路游击师东进，与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
9月9日，两特委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做出了继续在鄂豫陕边区举起红旗的决定。
接着讨论了合并两特委、合编部队的问题，决定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
合编游击武装部队组建红74师：将豫陕游击军编为第一营，第六路游击师收拢其他游击师余部编为第二营，鄂陕游击军总部战斗营扩编为手枪团。
会议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自告奋勇地要当鄂豫陕特委书记，理由如下：
1.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身体不好，又是知识分子出身，不会打仗，指挥不了部队。而且犯过右倾错误，不适合当书记。
2.他本人是贫农出身，参加过六霍暴动，根正苗红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陕省委常委，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指挥部队打过很多仗。
在李隆贵的抢先发言下，其他同志开始支持他的意见。郑位三也同意李隆贵当书记:“我的身体不好，而且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
看到这种情况，陈先瑞有些沉不住气了，还没等郑位三说完就抢着发言：
“主力红军走了，我们能不能坚持斗争，重点看是否有个好的书记领导我们。郑位三同志遇事沉着冷静，善于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期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根据地以来一直担负地方的党政建设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立坚持斗争，只有他才能担负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
陈先瑞这么一讲，其他同志都转变了态度，一致选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只好服从多数。郑位三也没再推辞。
郑位三
会议结束后，红74师没有立即成立，因为豫陕游击军有几个大队还没归建。加上对各级干部的人选，两个特委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红74师并没有立即成立。
10月6日，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准备，红74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全师700人。
红74师成立不久，就成了各路敌军围攻的主要目标。 分布在商县、洛南、山阳、镇安、柞水地区之敌，几乎同时向红军围攻过来。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红74师由碾子坪出发，巧妙避开敌人主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之间与敌周旋。在青铜关歼灭40军一个营，摆脱了追敌。12月，敌人第一次围攻失败。
1936年2月，敌人又调集驻汉中的第49师、安康的第40军、第44师、胡宗南部混成旅、宝鸡的陕军警1旅、三原的陕军警2旅和特务团，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17个团的兵力，以严密封锁结合跟踪的手段，对我军发动第二次围 攻。
这次围攻，敌除以一部分兵力驻各县城、主要村镇外，其余全力向宁陕、佛坪“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于宁佛地区。
红74师发觉敌人的企图后，决定避开强敌的进攻，先西去陕甘边的凤县，一路上歼民团，扫保安队，乘虚拿下凤县。
凤县是西安通往汉中的要道，得知县城被红军攻克，西安方面大为恐慌，马上抽调第40军、警2旅等部10个团的兵力追击，红74师虚晃一枪后急速东进，越过太白山，直抵鄂豫边的西坪、荆紫关等地，到4月上旬重返商南县梁家 坟老根据地。敌人第二次围攻宣告失败。
1936年5月中旬，敌人又调动约20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发动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除第二次围攻的兵力外，还增加了第3军3个团。
在军事上，国军采取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的方法，以一个团的兵力把守县城和交通要道，组织拥有5—7个团的追剿军机动作战，企图让红军到处碰壁；在经济上严密控制陕南行人和物资流通，计划在3个月内困死红军。
为争取主动，红74师将部队编为第1、第5、第6团。第1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在老根据地；第5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在汉水北岸的新游击区，第6团由陈先瑞率领，奇袭宝鸡，引敌西进，尔后东返。
5月—8月，3个团四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打乱了敌人围攻部署。
9月，经四川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东岀陕甘边，发动成 （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陕南敌人大部西调，红74师趁机于9月底在宁陕县的猴子坪将3个团集中进行休整。至此，敌人第三次围攻计划宣告破产。
1937年1月，为策应红74师斗争，红十五军团重返陕南，给了红74师一部分干部和枪支弹药，改组了红74师的领导班子。
不久，原师政委李隆贵随红十五军团一同北返，先向中央汇报了陕南两年游击战争的经过，尔后奉命调到红军大学进修。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12月，红74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歼灭敌人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
1937年8月23日，红74师开赴三原县城，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陈先瑞任115师留守处主任，从红大学成归来的李隆贵任副主任（相当于政委），炮兵营和辎重营归留守处建制。全留守处共1900人。
编为八路军后，陈先瑞就调到东地区留守处协助耿彪工作，不久之后又到抗大高干班学习。因此，115师留守处日常工作一般由李隆贵负责。
1937年12月，中央决定建立八路军留守兵团，将留守部队编为8个警备团，外加第385旅第770团的独立营、骑兵营。
原红74师被编为警备第4团，陈先瑞任团长，李隆贵任政委，炮兵营改编为第1营，辎重营改编为第2营，各营领导不变，驻防甘泉和洛川一带。
改番号时，团长陈先瑞不在部队，改编事宜由李隆贵一手包办，还算顺利。然而没人料到，刚过一个月，李隆贵就神秘失踪了。
李隆贵，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提拔很快。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留守根据地的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李隆贵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省委常委。
之后的事情读者也知道了，李隆贵和陈先瑞两人搭档，带着红74师纵横鄂豫陕三省，连战连捷。
这么一位老革命、老红军，坚持陕南红旗不倒的功臣，突然离奇消失，而且早不消失晚不消失，偏偏在陕甘宁留守兵团成立这个节骨眼上失踪了，自然震动了兵团上下。
关于李隆贵离奇消失，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经受不住享乐主义诱惑，带警卫员和几百块大洋跑了，出自陈先瑞回忆录。
陈先瑞回忆录记载：
一天，我刚听完课回来，就接到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令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找我谈话。
我向队里报告后，立即向毛主席的住所跑去。
主席先向我详细了解李隆贵的情况，然后严肃地说，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的。
接着，主席又说:“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在困难面前低了头，在吃喝享乐方面过不了关。”
按照主席的说法，李隆贵是意志薄弱，被享乐主义腐蚀了思想，才带着警卫员和几百块大洋跑路。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陕南当地老百姓。
80年代陕南党史工作者收集史料时打听到这么一个情况：
据一些老人传言，李隆贵和警卫员觉得八路军生活太苦，于是带着几百块大洋离开部队。
左思右想：鄂豫皖老家现在战火连天，回去也是要打仗。不如回陕南，陕南当时没有被战火波及，而且自己在陕南打了几年游击，人地皆熟，隐藏起来也方便。
于是，两个人带着大洋潜回陕南。为了隐藏身份，李隆贵跑到打游击时结识的一个富户家中，和他的女儿成了亲，并入赘到该富户家中。警卫员则娶了一个中农的女儿。
不料，两年后，李隆贵和富户闹了矛盾，富户趁李隆贵熟睡时用斧头杀了他，然而抛尸于荒野。
1988年，陈先瑞在建国后第一次重返陕南。故地重游，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当年老搭档李隆贵的下落。
当他听到这件事时，马上请求地方政府协查。地方政府也十分重视，召集公安、民政等部门到传说中李隆贵隐藏的地方调查了一番。
结果不尽如人意：传说中李隆贵入赘的那个富户，在40年代末就因战乱离开原籍，不知所踪了。一些老人知道有个姓李的女婿40年左右入赘到他家，具体后来去哪了也不知道。
第三种说法出自亲历李隆贵失踪的干部，不过他也没什么头绪。
据一起行军的某团级干部回忆：1938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留守兵团要求警四团从以前的驻扎地——长安县以南的大峪口出发，护送一批海内外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和银元到延安。
部队出发时，政委李隆贵带着四头骡子和警卫员、马夫、公务员走在队伍前头，四头骡子上驮着几大袋袁大头银元，总计约八百枚，还有米面等粮食。
渐渐地，李隆贵等人越走越快，但是很多人觉得李政委行军一贯走在队伍前面，便没有在意。
然而，当警四团大部队抵达宿营地时，那名团级干部突然发现李政委与辎重人马并没有到。当时天色还不晚，那名团级干部便派一个排返回寻找，原路折腾了一晚上，仍不见踪影。
那名团级干部慌了，命令部队停止行军，一个营原地等待，另一个营三个连分几路搜索，找了一整天，仍不见李隆贵踪影。
有人推测李隆贵在路上碰到了土匪，当时陕甘宁边区匪患还是十分猖獗的。特别是从关中通往边区的必经之路上，有几十股土匪活跃，专门劫杀过路商旅。
边区和留守兵团也十分重视，派人找了很几天，如果李隆贵遭遇土匪打劫，不可能没有留下半天痕迹。可事实是，很多人找了半天，并没有在路上和附近找到被打劫和激烈战斗的痕迹。
为了搜寻李隆贵，留守兵团还抽调部队剿灭了活跃在失踪地附近的两三股土匪，但仍找不到一点线索。
忙活了十来天，仍不见人影，留守兵团遂下了“携款潜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