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生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使命，并不是统治阶级强加给他们一定的使命，而是他们自认为具备一定的社会使命。于是，在书生读书和学以致用的过程中，社会使命感始终在起作用，甚至具备一定的悲剧意味。
书生读书明理，明白很多社会运作的道理。虽然他们有很多理想化的想法，要担负起匡时救世的使命，但他们没有权力作保障，没有钱财做依托，只有性命一条，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权贵们世世代代做权贵，并不会让出官位给民间的书生。于是，民间的书生要投靠权贵，做门客，立功之后才能接受封赏，这种制度类似于欧洲的骑士制度。在统治阶级内部，不管是皇帝还是文武百官，都有知识，有文化，而老百姓大多是农民，读不起书，没知识，没文化。民间知识分子想要独立，就要依靠儒学。在春秋以前，知识分子大多是权贵，民间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繁荣。从文学角度来看，诸子散文兴起，带有一定的思辨色彩。儒家精神创立之后逐渐确立，形成一定的传统。虽然经过秦朝大一统的治理，也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儒家精神并未消亡。
儒生们虽然没有权力，没有钱财，但读圣贤书之后，自觉有了社会担当，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权力系统的运作，甚至还要写文章抨击统治阶级的贪婪，抨击严刑酷罚对百姓的残害，抨击官僚体制的不合理。如此一来，他们的言行就会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被打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几个儒生被活埋了，一些书籍被焚烧了，却并不能阻挡文化的传承，不能遏制儒家思想的传播。汉代吸收秦亡的教训，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看似温文尔雅，重视书生们，其实已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编，传播的都是经过统治阶级改编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原原本本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思想逐渐被剔除，代之而起的是“知足常乐”的精神内敛的思想。统治阶级要老百姓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层面上精神内敛，知足常乐，而不是整天想着民贵君轻，君主为人民服务。
即便儒家思想被改变了，书生们也仍然没有失掉社会责任感。他们自认为有社会担当，要团结一致，为民请命。书生们换了一代又一代，儒家思想始终都占据了他们的头脑，让他们具备似乎天然的政治使命感。他们似乎带着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而肩负了如此使命的书生们实在无法和政治分开。尤其是隋唐兴科举之后，书生们的政治使命感更加强烈，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要修齐治平，要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科举制度最终会发展成为一种耗费精力乃至生命的制度。
尤其是新朝定鼎，书生们富于悲壮意味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可摆脱的从政欲望很快压倒了夷夏之大防，跨越了民族界限，再也不会学伯夷和叔齐隐居首阳山，也不会学陆秀夫，宁可背着南宋的小皇帝跳海自杀，也不做元朝的臣子。他们读书有政治目的，要做官，要通过权力造福人民。真做了官之后，他们才知道官场远非那么理想。要学会搜刮钱财，学会行贿受贿，学会卖官鬻爵，学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此运作下来，书生的社会使命感也就完全消失殆尽了。他们不会如陶渊明一样抛弃官职，躬耕陇亩，而是会长期为官，即便已经蜕变为禄蠹，也要照样混下去，享受荣华富贵，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以至于，民间有传言“好人不当官，当官没好人。”
真正算得上书生的还是民间的读书人，虽然朝着功名利禄努力，但并没有丧失独立人格和操守，也没有被科举制度完全同化，仍然有着为民请命，为民代言的性格。只是，他们的生活并非那么理想。孔子慨叹“君子固穷”，并非只是贫穷，还有窘困的境地。要想摆脱这种境地，就要依附权贵，就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一旦变成权贵，就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倘若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书生还保持独立人格和操守，要监督皇帝，要纠正官场的不正之风，要匡时济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就会很快遭受打击。很多文学史上的官僚都有着美好的政治理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使命，结果备受打击。无论是写《谏迎佛骨表》的韩愈，还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的苏轼，都有着书生意气，却最终不能见容于官场。其他的还有很多，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范仲淹等，都有些书生的使命感，但都被贬官了。或许，官场只能容纳听命的人，不能容纳保持独立人格和操守的书生。
书生的使命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甚至可以匡时济世，却最终成为权力的附庸，不然就会成为权力打击的对象。不过，书生们的思想不会灭绝，会代代传承，除非被严重改写，被严重同化，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