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征程。它发生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度艰难时期，革命形势严峻，胜利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八位英勇无畏的领导者，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领导红军走出了困境，最终扭转了失败的局面，走向了新的胜利。
万里长征是一段艰难卓绝的伟大征程，绝非混乱逃跑，而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影响下，红军经历了复杂的大转移。在几次斗争中，红军遭受了损失，这些损失部分源于秉持错误思想的领导人的错误决策。
在这段历史中，毛主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和作战策略，对长征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毛主席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圈，但他凭借着伟大的人格魅力、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清晰的思想思维，始终关注时局变化，没有放弃为党和军队做出贡献。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广昌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情势急转直下。为应对此变局，中央苏区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七军团前往北方抗日，红六军团则向西突围，展开湘中地区的游击战。但这两个军团的行动并不如预期顺利。
主席建议红军主力放弃原计划，改向敌军防守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进发。正是这一建议，才有了后来著名的“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等重要战役和历史事件。在危难之际，毛主席振臂高呼，扭转了战斗的败局，是长征中最为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当回顾红军长征历史时，有关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这时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和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面对危机时，周恩来主张与共产国际商议，展现了其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同时，他还提出了请示中央书记处的建议，彰显了对党内集体领导和决策程序的尊重。
与此同时，李德的简单看法和处理方式显然是有所欠缺的。他过于轻视事关党和革命大局的重要决策，认为只需私下与博古商议即可，而没有意识到需要通过党内机构进行合理的程序和决策过程。这种简单化的看法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是不可行的，也暴露了他对党内领导制度和决策程序的不够理解。
因此，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角色不仅是战略决策的关键人物，更体现了他对党内集体领导和决策程序的坚定信仰，这对于红军最终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一致认为应该进行转移；6月，共产国际回复同意进行转移。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央成立了由周总理、李德和博古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其中李德负责军事，博古负责行政。李德并没有清晰地了解如何进行转移，具体的事务只能由周总理处理。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理智决策和对主席等正确意见的坚定支持，才使得长征能够顺利进行。周总理的智慧和领导能力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红军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红军长征中，大的政策方针由后来对国家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们来决定，但具体的作战指挥基本上都由朱德总司令负责。朱德是长征领导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中提到：“长征是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这句话表明了他在长征中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和付出的艰辛。
在长征初期，朱德曾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因此，长征的成败与朱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朱德在长征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坚强的意志，为红军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长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韩新路在《试论张闻天对长征的两点贡献》中指出，张闻天在长征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为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两点：
首先，张闻天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在遵义会议召开之际，张闻天的鼎力支持确保了毛主席正确思想在党内得到了支持和贯彻。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坚决反对了右倾分裂主义，保护了党内的团结，为红军三大主力的成功会师创造了条件。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上，张闻天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些经历不仅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彰显了他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果断。
此外，张闻天还极力促成了毛泽东三人组的军事领导小组的组建，进一步确立了主席的思想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在关键时刻，张闻天代表主席和王家祥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打倒李德博古等错误思想的观点，为红军长征的顺利展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里，王家祥作为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一路同行，紧密合作。尽管他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圈，但在毛主席的积极引导下，王家祥始终坚持主席的思想方向。
当红军抵达遵义时，他们三人被安排在当地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中居住。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开始商讨遵义会议的内容，并最终得出了批判李德、博古错误思想的正确结论。
遵义会议后，在张闻天的推动下，王家祥与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组成了军事三人领导小组，对整个长征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家祥在长征中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为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对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最初的8万多人骤减到寥寥无几，损失惨重。
刘少奇在长征期间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同时还是红八军团的中共中代表等职。虽然他并未参与核心决策，但对我党我军的贡献却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他积极扩大红军的兵源，源源不断地为红军补充兵员；其次，他努力筹备物资，解决红军的后勤问题；最后，他积极为我党培养领导干部，为长征的顺利进行做足了准备。刘少奇在长征中的贡献不可忽视，为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提供了重要支持。
长征初期，陈云积极指挥部队向西突围，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第五军团，横扫各路障碍，为红军扫清道路。1934年12月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后，陈云与刘伯承一起带领部队渡过乌江，攻克遵义，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陈云被任命为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与刘伯承一起担负起防守遵义城的重任。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抵达金沙江，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成功渡江。在遵义会议期间，陈云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思想，并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会议结束后，陈云“神秘消失”，实际上是被派往北方白区，组织地下党工作点，以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共产国际和白区党组织。他的主要工作是确保长征途中的党中央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对于红军不至于在艰难的征程中与外界失去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
蔡威在长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领导的二局被形象地描述为党中央和红军的“眼睛与耳朵”，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5年1月10日，二局成功破译了敌人的重要情报，使党中央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在遵义会议上调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成功避免了敌军的包围。
蔡威领导下的二局还在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破译了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掌握了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和行动方向等情报，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最终促成了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蔡威在密码破译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对中央红军的技术侦察同行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后来技术侦察干部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长征结束后，毛主席高度评价蔡威的工作：“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蔡威和他领导的二局为长征的胜利和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