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时，针对纪念碑的建立地点，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在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最后，周总理一锤定音、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在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政府委员投票结束战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挖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其中前五位分别是：毛泽东主席，朱老总（代表解放军总司令部）、贺老总（代表一野）、粟裕（代表三野）、刘伯承（代表二野）。
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举行的前一日，筹划新中国成立的政协委员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了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那就是请来了已经牺牲的那些先烈（人民英雄）的英灵，让他们一起来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来见证新中国接下来的发展壮大！
毛主席亲自书写了恭请的英灵名单：“……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这些英灵的神位，是中国人们精神上的镇国法器、定海神针！
纪念碑奠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1958年5月1日揭幕。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碑”。
为了建好纪念牌，1952年5月10日、专门成立了一个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主任是郑振铎、梁思成，秘书长为薛子正。中科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的建造，最初最核心的工作是碑心石的选择，兴建委员会为此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最后选定了青岛浮山花岗岩石料。
据当时跟随梁思成参与此工程的吴良镛回忆：
- 全国许多地方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我记得在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以其质地、色泽入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这样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内容。
- 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开采重达280吨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净重103吨，在克服了重重运输困难后运至北京，凿成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己近乎极限了（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为毛主席纪念堂选材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议还是使用青岛的花岗岩，这样可以使纪念碑和博物馆两个主要建筑物取得协调并且器宇轩昂）。
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再加上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的严谨精致、一丝不苟。这些细节未必引起非专业人员的注视，但给人一种纯洁、朴实的美的感受。……
还有一种说法是：经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推荐，任务最终落到了时任委员会施工组组长陈志德的肩上。
陈志德，江苏常州人，194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陈志德接受任务后，先查阅了大量资料，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实地考察，认为青岛浮山山石属于优质的花岗岩，其石英多而云母较少，耐风化，石质较为坚硬且颜色素雅，最为符合建设纪念碑石材的要求。同时，青岛有铁路通往北京，距离北京相对较近，经综合考虑，委员会最终确定了将青岛浮山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开采山体的方案。
值纪念碑建成揭幕66周年之际，如去和大家分享一下纪念碑碑心石的胚料从开采到运抵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过程。
纪念碑的碑心是采自青岛浮山的一整块花岗岩。这块花岗石的采运工作历时7个半月，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从开采到运输共计7116名工人参与其中。在中国建筑史上极为罕见。
最初，青岛市人民政府接到采石运输任务后，成立了由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青岛交运集团前身）及其下属的山东省青岛市搬运公司、浮山料石总厂（青岛市浮山第一石场）、台东区公安分局、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组成的大料搬运委员会，并确定由下属的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运输队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首要任务是挑选主体碑石，料石厂厂长王文健找来厂里最富有经验的两名老石匠王忠禹、朱培成，在浮山进行地毯式搜寻，他们几乎把山头翻了一个遍，终于在第三天达成共识，最后选择了浮山的大金顶。
接下来，运用一种被称作“水漫金石”的办法验证了石头的成色，确定下开采的具体地点。具体办法是：工人们从山下挑水到山上，将水一遍遍泼在大石头的表面，检查石头是否有裂纹存水、是否平滑；这样用水检验，可以把肉眼看不到的细小裂纹也观察出来。经过一天不停地泼水和观察，两位老石匠才最终确认这是块好石材。
1953年4月11日，在浮山东南麓的半山腰的大金顶一带开始了石料的开采。可是由于石料太大，陈志德从南京、上海等地请来了十几名专业人员无计可施。当时，在崂山脚下有个村子叫清石峪，村里有个老石工叫李开山，民间称其为“石神”。李开山被请到来到现场，决定采取“闷炮炸石法”。
他选定一处完整的石壁，在上面用黑炭笔画出一块长15米、宽3米的待采石胚，沿着长方形石材的四条边缘线，凿了40多个炮眼，控制好炸药的放入量，进行了第一次引爆。
结果，石胚只有两边被炸出了裂隙，与岩壁脱离，另两边仍未脱离。由于“闷炮炸石法”只能使用一次，如再次使用会对石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所以施工组商讨后决定使用决定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取出石材。
具体就是，根据石坯的尺寸，在岩石荒料四周挖出5米多深的槽，并将外围部分处理完全，使碑石凸显出来，然后在石料的底部每间隔0.4米左右的距离，用钢钎打上通孔，横贯底部。
接下来，在石料长边两边对向凿出8个置放千斤顶的窝翕，并在其中放置一个200吨的千斤顶。一切准备就绪后，8个千斤顶从两边同时给予压力，然后在横贯孔中凿进上宽下窄的楔子，几十名工人持重锤对这几十个钢楔加压，同步捶击。
经过数月的努力，1953年7月，终于开采出了大石料。当时的荒料尺寸是：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以上。巨大的碑心石坯体完整地从山岩上剥离出来后，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后，重量减至280吨。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它弄下山去呢？好在大金顶所在的坡面坡度较缓，施工组决定采用杠杆原理，将大料石抬起、架空，用钢丝绳将石板缠牢。然后，在山坡上铺设道木和铁轨，在山坡、山脚都挂上钢索和绞磨。最后，两端各由几名年轻力壮的工人牢牢把住，一点点收放钢索。
在统一指挥下，碑心大石便顺着铁轨缓缓下滑。运到半山腰的石料场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加工，重量减为102吨。此时的尺寸是：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
接下来，就是要把石坯从料石场运到青岛的大港货运站，中间有大约有15公里，所经之地大多为丘陵，需要经过1座山岭、4个村落、十余处桥梁，以及市内交通最繁华的街道。要把这块巨石搬运到大港，几乎难于上青天。
1953年7月20日，山东省委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解决大石料的运输问题。据青岛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当年青岛为早日完成运输任务，决定以原湛山大路（今香港路）为基础进行改建，有两种备选方案：一种是修建一条临时道路用于运输，投资为217.7万元；二是修建一条永久性道路，预算投资为360.8万元。最后采纳了第二种方案。
方案确定后，来自鞍山的一个老起重工提出了一种最古老的办法来运输这块巨石——“滚杠”（滚木运石）。首先，施工队以松木作为枕木，上面铺上钢管。为确保碑石在拖运过程中不至于与钢管摩擦过大而导致破裂，施工队又在钢管上垫了四根宽约半米的木头，上面又安放了一层厚钢板，钢板上又垫上一层木板，制作出来了一个用于承接碑石的底座，然后用了一天的时间用千斤顶将碑石放了上去。
8月29日搬运工作正式开始，运输过程中，修路队在前方开道，运输队员在中间负责照看石胚，两边由民警和民兵护卫；到了晚上，队伍就地露宿。运输队所经之处的村民非常配合，纷纷让路，市区民众也主动为运输队送水送饭，浆洗衣服。这个场景成为了当时青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经过30天的努力，石胚于9月27日安全到达大港货运站，成就运输史上的经典。可是等到要上火车时，又遇到了难题：施工组负责人陈志德的多方协调，才争取到的一辆运力90吨的火车，根本拉不动这个102吨的大家伙！
为此，工作人员再次给大石料第三次“瘦身”，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减到94吨。就这样，一辆挂了4节车厢的专列，沿着青岛石油公司的运输专线，以20公里每小时缓缓驶向北京。半个月之后的1953年10月13日，运石碑的专列抵达了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队前来迎接！
接下来，青岛起重工人们又用老办法，在路上用钢管交替铺垫，滚动运输，花了三天时间把石料运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工地。随后，纪念碑的设计施工团队，再次对大石料进行精细打磨。到了最后雕刻时，石料的重量已瘦身成大约6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