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伟大事迹,对于人民群众展开教育,全国各地都纷纷成立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山东省菏泽市的一家革命博物馆内,就曾收藏着一个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有些破烂的针线包。

正是因为这个针线包过于普通,所以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参观,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如此普通的一个针线包会出现在博物馆里面。

这一天下午,菏泽市的一家公司举行活动,安排员工们来博物馆参观,正在他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时,一个穿着打扮像是农村妇女的老人也缓缓的走了进来,这老太太是在公司食堂负责打菜的,和其他人没多少交集。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一行人的到来十分的热情,一件一件地为他们介绍起了博物馆内珍藏的革命文物,当那位老太太走到那个针线包的展柜前时,突然间笑了笑,说道:“老伙计,没想到过了几十年,我们在这种地方见面了。”这无非就是在说这件革命文物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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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这句话一说出口,旁边的其他游客先是一愣,然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纷纷嘲讽道:“这个针线包是你的,那这个博物馆是你家开的吗?”“能放里面的文物最起码也得是革命英雄的,瞅瞅你穿的这衣服,像是英雄吗?”

老太太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冷嘲热讽,仍然在细细的打量着那个针线包。正巧当时博物馆内的一位领导正在附近,他听到动静后立马赶了过来,问老太太道:“大娘,您说这个针线包是您的,那您叫什么名字啊?”

老太太听后,抬起头来笑了笑说道:“朱文起。”

博物馆领导听后大惊失色,说道:“您就是特等功臣朱文起?那这件文物的确是您的。”

关于特等功臣朱文起和她的针线包的故事,还要从1941年的冬天说起。

讨饭大婶朱文起

1941年冬天,家住鲁西南定陶县游集村的朱文起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朱文起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定陶县特支书记游文斋。

游文斋见到朱文起后,急促的说道:“四婶子,我想请你帮个忙。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交通员所剩无几, 我想请您担任我们的交通员,您看可以吗?”

游文斋之所以叫朱文起四婶子,是因为朱文起的丈夫叫做游兰馨,也就是游文斋的四叔。

朱文起和游兰馨相敬如宾地共同生活了20年,结果1940年时那场大饥荒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游兰馨没挺住,扔下朱文起和孩子们走了。

朱文起为了养活三个孩子,经常性地带着他们外出乞讨。好在朱文起能说会道,为人机敏,总能乞讨到一些食物,一家人这才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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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游文斋也不想麻烦自己这位四婶子,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网络,进入1941年后,鬼子的扫荡一天严过一天,革命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尤其是当时,鬼子就像是开了天眼一般,总是能准确地抓住特支的情报人员,就在不久前,定陶县特支最后一名交通员杜克敏刚被鬼子给抓去活埋了。

没有情报工作的支持,特支就像没有眼睛、耳朵一样,行动起来十分被动,游文斋想来想去最终决定跟四婶子求助。

在游文斋看来,四婶子朱文起虽然这一年刚刚36岁,但因为长年吃苦,看起来就像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想必鬼子完全想不到这位老太太竟然会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

更重要的是,朱文起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有一双“天足”。在封建社会,女子在7、8岁时就要用布包裹双脚,使其畸形变小,直到骨骼成形才解开,即古人所谓的“三寸金莲”。

然而,朱文起小时候家里穷得很,连地都没有多少,她的父母自然也没心思让她缠足,直接让她迈着一双大脚帮家里下地干活,这种从没缠过足的“天足”,在日常行走中十分的方便。

朱文起和游文斋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听他讲共产党的理念和政策,对共产党十分拥护。因此,当她听侄子说明来意,思考了片刻后说道:“只要你不嫌弃我大字不识一箩筐,那我就跟你们干了!”

游文斋没想到四婶答应的竟然如此干脆,赶紧提醒道:“四婶子,别看我说得轻松,这份工作可是挺危险的啊。”

朱文起对此混不在意,笑呵呵地摆摆手,说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我怕什么?你们打鬼子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吗?能帮上你们的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就说咋办吧?以后婶婶就听你的了!”

游文斋对四婶子大义凛然的话语十分感动,郑重地点了点头,迅速找到鲁西南地委、军分区领导,呈报了朱文起的情况和将她吸收进来担任新任地下交通员的申请。

地委、军分区的领导也知道定陶特支的情况,很快就予以了批准,朱文起就此成为了一名情报战线上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