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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新兴大国
中亚与环里海研究
文献来源：Vatcharangura T, Paribatra P. Kazakhstan as an emerging regional power in Central Asia, Thammasat University, 2017
摘要：世界政治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威廉·沃尔福斯在现实主义假设的基础上认为，多极化体系是地区单极化出现的结果，它建立了一个针对超级大国的联盟。多极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目的是在未来的多极体系中将自己转变为未来的强国集团。因此，国际关系文献包含对各种崛起大国的讨论，其概念和定义相互重叠。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根据自己的概念界定不同的大国类别。因此，除了金砖国家之外，对崛起大国的讨论是国际关系文献的重点。苏联的解体极大地改变了地缘政治，促成了中亚五个新独立国家的诞生。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了权力真空，俄罗斯失去了在中亚的霸权地位。因此，中亚地区的领导权空虚，该地区的领导权模糊不清。哈萨克斯坦在历史上一直不被视为地区强国，而乌兹别克斯坦则不同，它在1924年并入苏联之前曾被视为历史上的地区强国。然而，哈萨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展现出非凡的潜力，成为中亚地区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凭借其卓越的经济优势和物质能力，哈萨克斯坦现在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兴参与者，尽管它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地区大国的候选国。为了评估哈萨克斯坦的近期发展及其潜在的地区地位，本文根据丹尼尔·弗莱姆斯提出的权力理论，采用了地区权力指标，其中包括：领导权主张、拥有必要的权力资源（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使用外交政策工具（外交政策和制度工具）以及接受领导权。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评估，并进一步提出了与地区权力理论和与哈萨克斯坦相关的问题。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拥有足够的地区权力资格，哈萨克斯坦可被视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地区权力国家。
文献来源：Thammasat University（泰国法政大学，硕士论文）
编译：钟薛怡池
引言
中亚地区在被苏联并入周边地区之前，是所谓的“大博弈”的重要热点，也是国际政治中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缘政治地区之一。提出“陆权论”的哈福德·麦金德（Halfold Mackinder）认为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欧亚大陆的枢纽。该理论对国际政治中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地缘政治决策者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现代中亚诞生约20年后的今天，学者们确信中亚地区的“新大博弈”已经开始，而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能源政治、中国崛起与俄罗斯复苏以及分裂主义团体运动。
自我发展层面上，哈萨克斯坦在迅速变化的国际和区域体系下，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哈萨克斯坦的潜力及其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使其在区域内积累了一定的实力，政治与经济都要优于邻国。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二大国，位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能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与其他中亚地区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的2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对外投资吸引力加强、实现多体制改革以及经济转型。
地区层面上，虽然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平衡中、美、俄的利益，但其认为主要目标在于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框架内的竞争，成为新的地区大国。哈萨克斯坦一直是区域一体化的中坚力量，且哈萨克斯坦认为自己是欧亚人，力图通过振兴和重连欧亚大陆，并以其领导力为本地区服务，哈萨克斯坦表达了自己的地区愿望和在中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决心。
国际层面上，哈萨克斯坦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并发挥了领导作用。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如无核化与核不扩散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得到了认可，被视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2016年底，哈萨克斯坦成为第一个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中亚国家，这表明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并寻求利用这一框架推进其国家和地区议程，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哈萨克斯坦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战略筹谋，使之成功地在国际政治中确立了自己作为新兴国际参与者的地位。
从理论层面上，丹尼尔·弗莱姆斯（Flames）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理论用于识别和划分国际关系中的地区强国。弗莱姆斯的地区强国理论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提出了评估和确定地区权力候选国的四个关键标准，包括领导力、权力资源（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外交政策以及地区接受程度。文章将通过这四个指标来帮助评估哈萨克斯坦的地区权力地位。
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历程
本部分聚焦于独立前与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的发展。独立前的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前沙皇时代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过去有多个帝国、汗国统治过现代哈萨克斯坦的领土，而后哈萨克汗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出现，并在15世纪作为哈萨克部落联盟被提及。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斯坦位于“中世纪丝绸之路”，是欧亚大草原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在并入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前，俄罗斯探险队曾前往哈萨克斯坦南部，对当时的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观察并撰写了文章。通过描述可知，这是一个由哈萨克部落联盟组成的政治单位，该单位有三个主要政治氏族组成。最强大的部落位于现代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至今仍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三个部落之间相互竞争，为统治其他部落，每个部落都寻求与外来者进行政治合作，这也使得哈萨克部落联盟从未在哈萨克人中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和低水平的一体化经济。因此，强大的帝国——俄罗斯往往被视为重要且可靠的合作伙伴，与其结盟可以获得军事援助以制衡哈萨克部落本身，这也为俄罗斯在哈萨克领土上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铺平了道路。但俄罗斯商队经常在其地界上遭到袭击与抢劫，俄罗斯的保护并不能满足安全需求。由于哈萨克可汗和当地精英的不满，帝国保护国通过消灭当地势力而变成了殖民地权力结构。19世纪初，一个哈萨克联盟被并入俄罗斯保护国。
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哈萨克斯坦主要作为俄罗斯对抗中国的缓冲区。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行政法、财产法、哈萨克领土组织、农业生产和定居文化被引入哈萨克的游牧传统。因为英国和俄罗斯在建立殖民大国和新贸易路线方面统治中亚的政治战略竞争，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斯坦也被视为大博弈的一个阶段。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理论影响下，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地缘政治军事分析人士确信，征服“枢纽地区”是统治整个政治世界的关键。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对大英帝国的决定性外交胜利，使俄罗斯对哈萨克和中亚领土的有效控制更加包容。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计划将欧亚大草原改造成工业和农业生产基地，俄罗斯人移民到中亚，以养活整个帝国。欧洲式的税收和更复杂的土地保有制被引入，以开发不稳定的游牧领土。
苏联统治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一个名为阿拉什自治共和国的政治单位在现代哈萨克斯坦领土上存在了三年。布尔什维克军队取代阿拉什政府建立领导层，并于1920年将阿拉什自治纳入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而后，哈萨克斯坦政治实体从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分离出来，并于1936年成立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苏联领导人希望将“落后的”哈萨克人从游牧传统转变为“现代的”集体化农民。因此，每个共和国都会专门从事联邦经济中的一项指定生产活动。因此，在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哈萨克斯坦被设计为苏联农业的“支柱”，这才使得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在1953年赫鲁晓夫掌权后，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见证了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处女地运动将其闲置的草原变成了城市。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石油工业却因苏联的计划而发展停滞，这却为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进行石油开采制造了机会。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成为苏联第三大工业行政单位，在工业结构方面获得了巨大投资。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是斯大林时代后，为减少反俄情绪，基于种族原则的新国家领土实体的产物。在1986年，由于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种族对抗，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到了挑战。1986年12月被视为苏联与哈萨克斯坦分裂的时间点，同时也被视为纳扎尔巴耶夫在政治上崛起的时间点。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主义”和“改革”表明了苏联内部的政治放松和重新定位，然而1986年戈尔巴乔夫任命科尔宾接替库纳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后，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科尔宾被认为是受到戈尔巴乔夫政治操纵的局外人，对他的任命在阿拉木图引发了强烈的反俄情绪和暴力抗议。因此，担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的纳扎尔巴耶夫，于1989年被任命接替科尔宾担任第一书记。当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意识的觉醒时，便是哈萨克斯坦历史的分水岭和关键时刻。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于1990年10月25日被宣布为主权国家，也是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苏联共和国。学者们在独立理论中指出了哈萨克斯坦独立的独特方式，与其他后殖民国家的经验不同。在独立前的公民投票中，绝大部分的哈萨克斯坦人民投票支持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留在苏联。但苏联在法律上已经不复存在，它不得不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而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脱离苏联后，共产主义制度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其经济和政治崩溃。因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哈萨克斯坦在设计时没有考虑成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缺乏国家经验威胁着其生存。政治方面，哈萨克斯坦于1990年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于1991年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框架，其中包括权力分立、承认国家语言、承认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国家性质、土地和公民私有制等。1993年宪法将哈萨克斯坦设计成一个议会制共和国，然而政治机构的能力因未能为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提供政治和社会稳定而受到质疑。1995年举行了关于新宪法草案的第一次全国公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草案。新宪法将哈萨克斯坦确定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并将政治制度从议会共和制改为总统制，1995年宪法还建立了一个由两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经济方面，缺乏银行系统、金融市场，特别是缺乏具有足够知识的人员，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恶化。然而，20世纪初在其陆地和海洋领土下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田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自1996年以来，由于能源行业和矿产开采业的快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经济迅速增长。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成功地利用了其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繁荣。与其他前苏联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在25年内实现了最理想、最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然而，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资源(2010年预测)预计将在65年内枯竭。因此，哈萨克斯坦选择了主权财富基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推动哈萨克斯坦在21世纪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多样化。
哈萨克斯坦对领导权和权利资源的主张
本章使用弗莱姆斯对地区权力评价的领导力与权力资源两个标准，以区域问题为例，评估哈萨克斯坦的物质能力和意识形态力量。弗莱姆斯认为领导力是识别任何地区权力候选人的第一个指标。他建议研究一个国家在任何危机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以及在危机管理中如何发挥作用。可以从一个国家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解以及如何有效地与所有冲突各方接触以找到解决方案来观察地区权力领导。除了调解活动外，还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架构，以及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区域安全事务中扮演稳定器的角色和在区域经济中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来观察区域领导力。
领导力层面，刚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十分缺乏外交经验，软弱的政府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机构以及俄罗斯的存在，限制了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初期推行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在其外交关系的早期阶段可以被描述为“多重矢量主义”（Multivectorism），即平等地与所有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外交政策原则旨在将哈萨克斯坦塑造为一个对所有国家友好的地区地位，并创造一个无争议的环境，使哈萨克斯坦能够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描绘为“雪豹”——一种集防御与合作为一体的动物。“中亚雪豹”与“多重矢量主义”可以被视为哈萨克斯坦想要发挥区域作用的想法，愿意成为地区调解人。
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提出了“欧亚主义”，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欧亚主义的旗帜下，哈萨克斯坦认为自己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既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而是一个欧亚国家，在推进欧亚一体化方面表现出加强欧亚主义概念的领导力，哈萨克斯坦一直站在欧亚大陆各国保持密切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最前线。哈萨克斯坦是1994年第一个呼吁建立欧亚一体化的国家，这将该地区转变为欧洲式的后苏联一体化形式，称为欧亚经济联盟（EEU）。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建议后，第一个切实的成果是2000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2010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立了关税同盟。随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位领导人于2014年在阿斯塔纳签署了一项历史性条约，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除了经济目的，更重要的是哈萨克斯坦希望欧亚经济联盟巩固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地位，加强哈萨克斯坦的全球形象。
除了更广泛的欧亚一体化领导层之外，哈萨克斯坦认为自己是一个渴望在中亚发挥地区作用的参与者。哈萨克斯坦2014-2020年外交政策理念重申了促进“中亚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和安全发展”，是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中的首要任务。哈萨克斯坦认为，这一目标最好通过追求中亚一体化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双重政策来实现。学者们对哈萨克斯坦中亚一体化的坚持评价不一。有学者批评哈萨克斯坦坚持欧亚主义和地区领导权是“伪领导权”，认为中亚是一个深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的地区，也是弱小国家相对难以领导的地区，质疑在没有强大的俄罗斯的情况下中亚地区主义和一体化的可能性。也有学者讨论哈萨克斯坦积极地地区领导地位，认为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在中亚的地区霸权地位，哈萨克斯坦正在逐步取代俄罗斯，承担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亚地区的地区组织数量较少，这是因为许多国家仍坚决维护自己的自治和领土完整。而相比起欧亚经济联盟，中亚经济合作组织（CAEC）被认为是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失败。
权力资源层面，将物质和思想能力确定为评估地区实力候选人的第二个指标。物质和思想的力量赋予一个国家在国际交易中有所作为的力量。物质力量（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安全方面）从有形的方面延伸，即军费开支、GDP、国力指数、人均收入、经济竞争力、基尼系数、收入不平等、贸易量和教育水平，并转化为物质力量。理想权力涉及无形的术语，包括国内规范和价值观的投射，以在一个地区内创造合法性、可信度、问责制和权威。
物质力量层面，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在整体发展方面处于突出地位。米尔斯海默是一位现实主义学者，他主张用军事力量来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力量。尽管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许多人认为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国际政治充满希望与合作。军事方面，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得分在中亚地区最高，在后苏联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样，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的国防开支中排名第一，在后苏联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物质实力和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可能与表面上的情况不同。哈萨克斯坦在军事能力上的支出是中亚邻国总和的十倍，但仅占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1%。与其他合格的地区大国相比，哈萨克斯坦的支出可能远低于南非、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但学者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国防和安全与俄罗斯密切相关，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供应商，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主导的国防和安全合作（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了军事能力。经济方面，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可以被认为是一位经济改革派，他将国家推向了高度的经济自由主义、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促进了人口的高教育。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下降、人均收入稳步上升、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及其他成就。哈萨克斯坦选择了经济发展模式，在独联体国家中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为保证国外投资进行了法律改革，国民教育情况也优于其他中亚国家。从物质能力来看，哈萨克斯坦可以称得上是地区大国。
意识形态力量层面，奈（Nye）主张软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它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来获得目标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因此，权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重要要素的结合。但哈萨克斯坦的软实力并没有追随奈的定义，即缺乏人权、个人机会和民主。尽管软实力很难衡量，但可以通过体育、电影、教育、政府软实力建设的尝试以及援助和经济合作来考察。
哈萨克斯坦软实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虽然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经历过经济体制的崩溃，但哈萨克斯坦已经能够实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25年内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可以让哈萨克斯坦能够在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使得其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哈政府派遣了大量学生出国留学，以支持哈萨克斯坦未来的知识经济。而哈萨克斯坦在独裁政权国家结构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吸引了邻国，其已成为中亚最大的经济移民目的地，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斯坦移民来到这里从事建筑和农业部门的工作，哈萨克斯坦劳工移民的汇款在邻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哈萨克斯坦种族多样的社会是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方面的优势。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结构由不同的种族组成，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代表了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特征。加上宽松的民族政策，与历史上其他后殖民国家相比，种族和宗教冲突较少。文旅方面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哈萨克斯坦政府提供了4000万美元，用于国家资助的电影《游牧者》的创作。这部电影成为哈萨克斯坦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哈萨克斯坦电影，也是最昂贵的电影之一，塑造了良好的哈萨克斯坦形象。
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地区接受度
本章使用对外政策与地区接受程度两个指标对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影响地区和国际的，以及邻国与国际社会对其的接受程度，进而对它的地区大国身份进行评估。
弗莱姆斯认为物质手段是区域打过在执行外交政时对硬实力的应用，包括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例如，军事手段包括军事干预、建立军事威胁、沿边界部署军事部队、与区域内或区域外行为者建立军事联盟，特别是参与多边军事任务。中亚各国之间很少发生政治和军事对抗，尤其是与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没有参与任何地区武装冲突，也未军事干预任何邻国内政。然而在2010年解决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地区危机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除了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哈萨克斯坦还派遣军用运输机接回被赶下台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以此表明其在结束吉尔吉斯斯坦革命方面的突出作用。而对中亚影响最大的是阿富汗战争，虽然阿富汗战争并未对哈萨克斯坦造成安全威胁，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恐怖主义网络的发展、非法移民等对其他中亚国家造成了影响。哈萨克斯坦并未正式参与阿富汗战争，但为美国提供了过境路线与财政支持等。虽然哈萨克斯坦并不与阿富汗接壤，但不可否认的是，哈萨克斯坦是影响中亚地区核心安全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哈萨克斯坦处于地区稳定的前沿，因为其卓越的军事和经济能力，有望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哈萨克斯坦不太可能卷入传统的军事冲突，因此其一直致力于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建立了集体快速反应部队、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草原之鹰”联合军演。
经济工具也被地区大国用来执行其外交政策。经济工具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减以及赠款的增减。哈萨克斯坦庞大而富裕的经济使其能够增加对外投资，这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日益重要的地区参与者。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的直接投资并不占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数，但对邻国（主要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国直接外资根据其经济规模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其的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都投资于商业银行，哈萨克斯坦的商业银行持有吉尔吉斯斯坦银行业约30%的股份。哈萨克斯坦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密切。相反，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个地区竞争对手和较贫穷的经济体，获得了少量哈萨克斯坦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年复一年地保持负值。对外援助或发展援助是冷战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之一，捐助国受援国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影响，并在不利用硬实力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预期的国家利益。
制度性外交政策通过外交政策的执行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通过国家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维护利益。因此，一个地区大国往往会进入一个多边平台，在体制对话的基础上促进其国家利益。哈萨克斯坦在其外交政策构想中表示，将致力于以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促进自身发展。因此，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是基于谈判和对话的积极外交，这是独立以来根深蒂固的多元矢量主义的结果。多方位外交政策的概念使哈萨克斯坦能够同时与所有人建立互利关系，这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哈萨克斯坦和合作伙伴能够在所有经济、安全和外交方面获得共同想要的利益。哈萨克斯坦将多边体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以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和国际地位。除参与维和行动外，哈萨克斯坦成为了第一个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中亚国家，它将水安全问题带到了全球平台上进行讨论，并获得巨大成功。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在欧安组织、世贸组织、亚洲协作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话语性外交政策指一个国家对正式和非正式程序和规则的利用，设计领导人的言辞以及通过地区架构内的议程设置和决策过程影响地区。此前提到的欧亚主义便是其中一种话语，成功处理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上，哈萨克斯坦一直致力于“核不扩散”的话语传播，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追求世界无核运动的领导力量。并以其和平驱动的外交政策及维和行动闻名，成为国际调解人。区域上，哈萨克斯坦是一体化的中坚力量，在调节和解决有关水资源方面的地区冲突发挥着领导作用。
地区接受度方面，接受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足够的地区权威和合法性。尽管对地区权力的接受程度或合法性很难衡量，但地区权力的合法性可能会随着时间、国家和案例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上看，大国地位既与物质力量有关，也与合法性和权威观念有关。
哈萨克斯坦正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发挥作用，证明其地区地位。但哈萨克斯坦对领导力的自我认知不只存在于国家高层，也存在于社会之中。大国既与物质力量有关，也与合法性和权威观念有关。你可以声称自己是大国，但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是一个社会类别，取决于其他三个国家的认可——你在俱乐部的同行，也取决于愿意接受国际高层合法性和权威的小国和弱国的认可。因此，建构主义方法将从国家集团之间发展起来的共同理解的角度来看待权力等级制度。从哈萨克斯坦从上到下都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在各方面向西方靠拢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要被视为地区大国，最困难的任务是被地区邻国以及被地区外大国接受。其他四个中亚国家，有不同的道路选择，但乌兹别克斯坦是另一个能够在地区政治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地区行为者。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被认为是中亚的领导人。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关系的接受程度是决定中亚地区政治以及哈萨克斯坦作为地区大国合法性的关键因素。苏联结束后，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了军队，将其视为中亚地区霸权的合法继承者，因此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除历史地位外，在卡里莫夫与纳扎尔巴耶夫时期，两国总统也存在个人竞争，双方的领导方式迥异，并在地区和国际政策上有所分歧。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不亚于哈萨克斯坦的物质权力，但其不参与地区事务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得到地区肯定将会比哈萨克斯坦的领导更具信服了。但在“后卡里莫夫时代”，两国的双边关系改善，这为哈萨克斯坦获得中亚地区大国的合法地位提供了理想的地区环境。
结论
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实力地位取决于哈萨克斯坦物质和思维能力的优越性以及行使物质和思想能力的有效性。简而言之，权力资源和行使外交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性都决定了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影响力，这两个因素使哈萨克斯坦能够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此外，中亚邻国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接受程度是决定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合法性和权威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国家的变化，随着地区的变化，也随着案例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根据弗莱姆斯的地区大国标准，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获得了地区领导地位，其影响力是合法的，并得到邻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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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便开始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2022年改组为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双月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GDYT成立外交安全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部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GDYT从2021年以来至今，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关青辩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评论员、特约研究员、编译评议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余人）的青年智库样本标杆，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实现价值增值与最优，效果非常明显，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