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遵义地区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忽然停到了枫香镇，镇上的老百姓们顿时感到万分惊愕，在此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见过这个黑黢黢能跑的方疙瘩。
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这辆小汽车此次前来，只为接一个叫孔宪权的泥瓦匠，让他去做第七区的副区长。
从一个泥瓦匠，突然摇身一变为“大官”，当地的群众将孔宪权视为了“神”一样的存在。
实际上，孔宪权有此造化，全因他自己的身份不一般，他是一位掉队，且级别不低的老红军。
1935年2月，毛主席指挥部队二渡赤水，再夺娄山关，占领遵义，当时在娄山关一战，时任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的钟赤兵因伤失去了右腿。
部队在长征，带着伤员很不方便，中央因而下令，将无法行军的伤员尽量安置在老乡的家里，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们。
钟赤兵得知后，眼泪叭叭的掉，他对彭德怀说：“军团长，我就是爬，也要跟上队伍，无论如何，我怎么也不离开队伍。”
彭德怀心软了，当即同意了钟赤兵的要求。
后来，钟赤兵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是他仍然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成为了开国元勋。
只是，像钟赤兵这样幸运的人，是极少数的。
长征期间，留在老乡家里，被迫掉队的老红军战士们，还是有不少的，孔宪权就是其中的一位。
孔宪权是是湖南浏阳人，17岁参加了红军，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每逢作战都很勇猛，所以他得到了黄克诚的青睐，后来，也是黄克诚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长征期间，孔宪权成为师作战参谋，当时红军部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前进的地图，所以，部队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侦察地形，摸索前进的道路。
孔宪权担任侦察参谋后，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侦察地形，了解敌人部署，估量沿途中的各种行军程度，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孔宪权做了很大的改变，硬生生将自己湖南人的习惯，改为了贵州人的习惯。
1935年2月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时，孔宪权是12团的作战参谋，在此之前，孔宪权曾派人抓了几名敌人的俘虏，了解了敌人守卫情况，这为部队后来攻打娄山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当娄山关战役正式爆发后，孔宪权奉命率部攻打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虽然敌人战斗力不是很强，但是他们人数较多，凭借着这个优势，他们对我军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眼看战友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孔宪权杀红了眼，他再也按耐不住自己愤怒的心，直接举起机枪扫射，
而孔宪权如此的举动为他带来的后果就是，他的左腿被敌人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枪眼。
此时敌人冲了上来，孔宪权翻身一下滚到了路边的水沟，就当他以为自己马上要牺牲时，我军援军到来，救了他一命。
战后，孔宪权被送到了后方进行治疗，当时由于没有止痛药，卫生员只给孔宪权一杯玛咖水喝，那一天，遵义的天主教堂，躺满了伤员，但孔宪权的叫喊声最大。
年仅18岁的胡耀邦因为伤势，也在这里治疗，几十年后胡耀邦回忆：“孔宪权害的我们一夜睡不着，他一直不停地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不日，部队要继续行军，孔宪权行动不便，党组织将他留了下来，虽然他只是营级干部，但是由于他表现出色，党组织将他视为团级干部对待，不仅给他留下300银元的生活费，而且还专门为他留下了一名医生和通讯员。
遗憾的是，没多久后，医生和通讯员不知去处，孔宪权一人留在了当地地主宋少明的家里。
一年半以后，孔宪权准备离开宋少明的家里，但是宋少明不同意，他说：“三四年后红军回来，你要是没在我家，怎么证明我保护了你？”
孔宪权没办法，只好继续留了下来。
后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孔宪权终于离开了宋家，由于他负伤，左腿比右腿矮了10厘米，他觉得自己找部队，恐怕也会连累部队，因而就选择流落民间做一名货郎，有时候也会当泥瓦匠谋生。
这样的日子，孔宪权一直过了15年。
1950年，当孔宪权得知自己当年的老战友，后来的上将杨勇，苏振华两人在贵州任职时，他当即给两人写信，说自己身体好，还想继续为党组织做贡献，请他们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杨勇，苏振华两人接到孔宪权的来信，异常高兴，他们又将此事告诉给了老领导黄克诚。
黄克诚也很激动，他亲自证实了孔宪权的党籍和身份，还向有关部门推荐了孔宪权。
自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孔宪权被启用，担任了遵义地委第七区的副区长，一下从泥瓦匠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官”
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始筹建后，孔宪权被视为了最佳人选，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成立后，他当即成为了首任馆长。
1958年，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孔宪权接待了他，邓小平高兴地称孔宪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合适的人选。
后来也是在孔宪权等人的努力下，毛主席亲笔为遵义会议纪念馆写下：“遵义会议会址”六字题词。
1988年孔宪权去世，胡耀邦得知，亲自发来唁电，全国七大军区也为这位老红军的去世而感到惋惜，纷纷发电哀悼。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向永不褪色的老红军战士孔宪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