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唐、清朝都能控制的西域，明朝却始终拥有不了？

网上一直流传一种说法：经营过西域是强盛大一统王朝的标配，汉唐元清都曾经营过西域，而宋明两朝武德和进取心不足，也就没能像前述王朝那样控制西域。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忽略了客观地理条件的影响。明朝没能占领西域，主要是多个客观条件共同导致的结果。

公元1372年，明太祖时期，元朝势力已被明朝的北伐军赶到了草原。明廷准备一鼓作气扫平北元，没想到中路军和东路军受挫退回，只有西路军成功打通河西走廊，结果主帅冯胜和傅友德鉴于补给困难，加之听闻其他二路兵马退军的消息，并未在河西走廊驻守，修建了嘉峪关后便撤军而还。

两年之后，明廷再次派军抵达嘉峪关，招降柴达木盆地的撒里畏兀尔部众，在当地设置安定、阿端和曲先3个卫所。虽然中途因叛乱废弃了一段时间，但明廷仍在嘉峪关以西继续经营，并增设了罕东卫。到了永乐年间，嘉峪关以西又多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3个卫所，组成了“关西七卫”。其中明成祖朱棣十分看重哈密的战略地位，册封脱脱为哈密忠顺王，作为明廷在西域的桥头堡。

汉唐两朝和之后的清朝进军西域的主要动力，都源于扫灭或驱逐占领西域的敌对势力。此时占领西域主要区域的是东察合台汗国（《明史》中称“别失八里”，下称“别失八里”），其对明廷十分恭顺，和明朝的主要敌人北元势力也长期存在敌对关系。因此明廷并没有攻打别失八里的借口和必要。在此期间，明廷还不断派出使臣前往别失八里及更西边的国家，与之结好，以达到孤立蒙古高原上的瓦剌和鞑靼的目的。在这些使臣中，陈诚是最著名的一位。

陈诚在别失八里受到了君主马哈木的热情接待，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此外，当时中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是帖木儿帝国，其首领“跛子”帖木儿在东征明朝的路上去世，之后，帖木儿帝国经历了几年的混乱，由沙哈鲁整合统一，称为哈烈国。沙哈鲁对陈诚的到来给予了十分热情的回应，也积极派使臣回访明朝，还留下《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从此开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与此同时，朱棣还派遣郑和下西洋，交好各西亚国家。经过这样一番操作，许多中亚和西亚国家都进入了明朝的朝贡体系。明朝在此时的国际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天可汗”唐太宗时期，“远迈汉唐”实至名归。即便到后来明朝国力下降时，西域方向仍旧有许多国家前来明朝朝贡通好。

话说回来，明朝开国二祖时期（明太祖、明成祖）国力强盛，不占领西域真的是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想吗？其实不然。明朝没有占领西域的决定性原因其实是客观条件上受到了限制。

在上文中提到，冯胜和傅友德西征军打下河西走廊后又退军了，就是因为补给困难的缘故。这种困难是什么概念呢？汉武帝时期，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八郡共有人口103万，其中人口最少的敦煌郡都有3万余人。唐贞观时期，主要管辖河西走廊的陇右道共有人口19万余，到开元时期则增长到55万余。对比之下，这次明军西征，在河西走廊全境都只找到3万人口，其中甘州甚至只剩下830户，比西征军本身人数还少。且当地汉人比例极低，傅友德几乎是带着翻译一路前行，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负担大军后勤补给。

那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西北人口会这么少呢？主要原因是绵延百余年的战乱和频发的自然灾害。13世纪初，蒙古兴起后便不断南下攻打盘踞河西走廊的西夏政权，消灭西夏时又将西夏皇族屠戮殆尽，都城兴庆府也惨遭血洗。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蒙古人也多次屠城，给关中和华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元朝中期又爆发两都之战（可参考国历君往期推送蒙古两都血战：战神附体的燕铁木儿是如何打赢“北京（大都）保卫战”的？），西北和华北再经战乱打击。

元末，自然灾害频仍，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农民大起义，义军和元军、军阀部队在北方鏖战，使得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的北方人口再遭打击，而经济和人口中心早就移到了江南地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建立初期的历史任务并不是所谓的恢复汉唐荣光，重建西域都护府之类的“地图开疆”，而是尽快恢复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减少南北地区在人口和经济上的差异。

毕竟占领西域并非仅凭军事力量就能实现，还需要充足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以确保在西北地区能够稳定维持军事存在。能够长期稳定占据西域的西汉和唐朝前期，在关中和河西地区都有足够的人口和经贸城镇据点，能够支持往西域投送数万人的兵力。而即便强盛如东汉前中期，对西域的控制力也远没有表面上看到那样强大，因为东汉时期的经济和人口重心东移，维持西域统治的成本明显增加，强悍如班超这样的人物也只能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震慑西域诸国，而无法在西域维持超过万人的汉军。

此外，西北地理条件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汉唐时期，西域遍地绿洲和水源，自然条件和宜居程度比明代不知好了多少倍，足够养活当地的小国和居民。到了元明时期，西域沙漠化程度严重加深，可用耕地大幅减少，许多昔日的小国已经因自然条件的恶化和战争消失无踪，自然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养活大量人口。甘肃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情况也愈发严重，与西域一样，土地沙漠化进程加剧，人口承载量也相应降低。

事实证明，明朝初年的河西走廊在洪武、永乐两朝的大移民之后，仍旧无法回归其历史人口高峰期。其实，朱元璋和朱棣都有过经略西域的想法，但是就连近在咫尺的河西走廊都无法填充足够的人口，不得不通过羁縻册封等手段来稳定局势，关西七卫的构成也主要是以西陲的少数民族为主。尽管以明初的国力和军力，组建一支大军西征，攻下亦力把里（1418年，东察合台汗国迁都后，明人对其称呼从“别失八里”改为“亦力把里”）甚至哈烈国是可行的。但是，能进攻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有效占领。没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充足的后勤条件和当地的人口保障，最终也只能从西域撤出。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西北的人口条件好了许多，但朝廷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和军力再进军并稳固西域的统治了。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执着于打通西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漠北草原民族实行战略钳制。西汉时期，匈奴控制西域诸国，给汉朝北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国，想要一同夹击匈奴。不过还没等到张骞出使归来，霍去病就已经率领汉军打通了河西走廊，斩断了匈奴右臂。汉宣帝时期，西域都护府正式设立，使得汉朝北方的军事部署仿佛形成了一把向漠北的巨大钳子，彻底奠定了汉朝对匈奴的战略优势。唐朝时期，安西都护府的设置保障了唐军对漠北持续的军事压力。在西域被吐蕃人吞并前，安西都护府为唐朝北疆挡了大量的“子弹”，突厥人和回纥人都难以大举南下入侵中原。

此外，对西域的统治对于稳固秦陇、河西地区的局势也有重要作用。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朝廷在西域的军事存在，就是对周边威胁秦陇、河西地区的势力的一种震慑。而唐朝前中期在安西都护府的军事存在，也有力地缓解了吐蕃、党项势力对于河西和秦陇地区的威胁。此外，北宋曾一度建立陇右都护府，将势力延伸到柴达木盆地，稳固了秦陇地区面对西夏和吐蕃各部的边防态势。

其二，交好西方诸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经贸文化交流。汉唐时期，中西往来主要靠陆路交往，陆上丝绸之路兴盛，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国家的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为中国输入了许多商品和货币，加深了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文化往来。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于中原王朝积聚财富、吸收文化、宣扬国威等都有着巨大的意义。打通西域，是中国深度参与这一时期“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到了明朝时期，西域的战略价值大大下降，首要原因就是上文中提到的西域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的恶化，让西域的人口承载力大幅下降，能够为朝廷军队和过境商旅、使节提供的支持和保障力度也就远不如当初。

另一方面，海上交通运输的地位和重要性逐渐赶超陆运。宋元时期，中国往来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上贸易已经比较兴盛，海贸一度成为南宋的主要收入来源。明朝初年，航海和造船技术更上一层楼，朝廷通过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的旧港（今印尼巨港）、南亚的印度和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都设置了宣慰司等官方机构，建立了港口、中转站、官厂、抽分所等设施，保障了明朝和南洋、西洋各国的海运通畅。

明朝中期以后，新航路的开辟给远东地区带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身影，明朝和欧洲国家的海上经贸往来愈发紧密，白银不断流入中土。相对于陆运，海运巨大的运输量和成本优势显露无遗，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就拥有了陆上丝绸之路相同的重要地位，使得明朝经略南洋的经济价值与经略西域同样重要。

此外，“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在明朝并不具有紧迫性。经过元末明初的大规模战争，与明朝为敌的黄金家族鞑靼本部的主要盘踞地带在蒙古高原东部。西部的卫拉特蒙古虽然一度大举进攻明朝北疆，但总体而言对明朝边境的威胁程度远小于东蒙古（“东部蒙古”的简称，包括鞑靼，东道诸王和兀良哈各部，与“西部蒙古”的瓦剌相对应）各部，主要面对蒙古军事压力的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一线。

洪武和永乐两朝北伐时，主要的进军路线都在东蒙古的呼伦贝尔方向。无论是捕鱼儿海之战（洪武年间在捕鱼儿海彻底终结元朝的最后决战），还是朱棣北征打击鞑靼，都是从北平一线出发向东北方向进发，最远打到今黑龙江漠河和俄罗斯阿穆尔州东南地区。而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作战的主要进军路线在定襄—河套方向，主要打击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和西北阿尔泰山的草原民族势力。这样的差异决定了统治西域在明朝北方防务的战略优先级并不高，毕竟占据西域也对防御东蒙古各部起不了多少作用。

鉴于此，明朝如果不计得失地学习汉唐进军西域，反而是不顾现实情况、赔本也不一定能赚吆喝的买卖。

既然从明朝开始西域的战略价值就有所下降，那为什么清朝却选择并能成功占领西域呢？这主要归因于两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原因。

一方面，经过将近4个世纪的恢复和繁衍，西北地区已经像汉唐时期一样有了足以进军西域的人口条件。完全可以动员大批军民和粮草进入西域。即便如此，清朝起初对占领西域的兴趣也不大，进军西域也主要是为了消除准噶尔汗国的威胁。

然而受到自然环境和组织能力的限制，清朝也只能在新疆维持小规模的军事存在。乾隆朝名将兆惠进军西域的故事虽然广为流传（可参考国历君往期推送中国古代收复国土最多的人：乌雅兆惠到底有多猛？），但准噶尔汗国本身的实力实际上是远不如明代强盛时期的瓦剌和鞑靼汗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以少量军队占据新疆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到了道光年间，清朝在新疆的防御能力便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沙俄东扩挤压了蒙古人的生存空间。在明朝前中期，蒙古人的游牧迁徙范围广大，西到东欧、高加索地区，东到呼伦贝尔地区。在当今网络上流传的历史地图中，对于鞑靼、瓦剌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划分通常只是一个大概的、模糊的范围。这些势力之间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明确国境线和边防卫所。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从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的迁徙都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的北伐能对蒙古草原上的部落造成重创，但位于中亚和东欧地区的蒙古部落却可以通过东迁来补充人口。瓦剌脱欢和也先部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也与他们吸纳了大量从西方投奔而来的蒙古部族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到了清朝初期，漠北和新疆地区的蒙古人因内斗而不断分裂和衰落，其军事实力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沙俄的边疆开拓团体已经悄然进入漠北和外东北地区，开始挤压蒙古人和外东北各民族的定居地，从而彻底阻断了蒙古人向西迁徙的路线。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俄国人的殖民压力，蒙古人纷纷选择投靠清朝。这使得清朝能够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顺利占领了西域地区。

综上所述，明朝未能占领西域，这并非由于统治者的主观不作为，而是受限于多重客观条件，导致其占领西域的能力有限且并非必要。我们不应简单地以汉、唐、清三朝的标准来衡量明朝。要全面理解历史问题，应首先从生产力、人口和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出发，这才是不脱离实际的历史观。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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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秦晖：《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铁骑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