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江苏省江浦县公安局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在信中，一名神秘人举报江浦县建设乡的一名烟贩子，是一个潜逃了近8年的军统特务，8年前的一桩大案就和他有关！
公安干警对这封举报信十分重视，迅速对那名烟贩子展开了侦查，不久后就将其逮捕，并迅速执行了枪决。
有意思的是，举报这名特务的神秘人竟然是他的妻子，当警方问她为什么选择大义灭亲举报自己丈夫时，特务的妻子却显得神色慌张，很不自然。
警方觉得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对她展开了调查，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名特务的妻子之所以选择举报自己的丈夫，竟是因为她和另一名男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这封举报信，就是在她的姘夫鼓动下发出的。
这名被妻子“大义灭亲”的特务，就是在重庆渣滓洞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催命判官——张界，张界的故事，要从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讲起。
《挺进报》事件
1948年2月，重庆地下市委为了“对敌攻心”，决定将一直在地下党内部传阅的《挺进报》发放给重庆各大军、警、宪长官。
一个月后，国民党四星上将、西南地区军政最高长官、重庆行辕（不久后改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中共地下党寄给他的信件，信封内是一份刚出版的《挺进报》。
在这份报纸上，除了详细介绍了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接连取得的胜利外，还有对国民党所有官兵的警告。朱绍良看完这封报纸后勃然大怒，当即将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情报处长徐远举叫了过去，要求他“限期破案”。
徐远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也是军统三巨头之首，因为朱绍良只给了他一个月的期限，所以徐远举当即决定调动自己的“红旗特务”调查此事。所谓的红旗特务，就是一批伪装成进步青年，打入地下党内部或者外围组织的特务人员。
很快，一名“红旗特务”就向徐远举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位于重庆较场口的一个由民盟组织办的进步书社，是地下党收发《挺进报》的一个重要据点，店员陈柏林（18岁）将于不久后和他的上级“老顾”碰头。”
徐远举收到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命令特务在陈柏林与“老顾”接头后，将两人抓捕。经过严刑审讯，“老顾”选择了叛变，据“老顾”交代，他叫任达哉，曾经参加过重庆地下党，后来去上海参加了军统，不久后又被军统所除名。
当他回到重庆后，隐瞒了曾在军统工作的经历，再次成为了重庆地下党的一员。任达哉在地下党虽然职位不高，只是一名联络员，但他的手里掌握着大量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方式，他叛变后将自己掌握的信息一五一十的透露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原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许建业因此被捕。
抓住了许建业这条“大鱼”，让徐远举高兴万分，当即命人将其送至位于老街32号的“慈居”（军统特务秘密机关）进行审讯，结果意志坚定的许建业不管敌人如何动用酷刑，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徐远举见实在无法从许建业口中问出什么，想要放弃时，一名叫做陈远德的监狱看守突然找到了他，说道：“报告长官，我有一份关于许建业的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原来，因为许建业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可能被抓，在他的家里还有10多份入党积极分子写的自传材料，以及三份党内重要文件没有销毁。
如果这些东西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的话，将会给重庆地下党带来重大损失，因此许建业被关在监狱期间，他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文件被敌人发现。负责看守他的国民党特务陈远德见许建业神情忧郁，于是端了一杯水给他，然后热情地和他聊起了天。
经过几天的交流，许建业知道陈远德是“贫苦人家出身”，国民党拉壮丁时参的军，对革命十分“向往”，他之前还曾给关押在监狱里的“政治犯”送过信。
方寸已乱的许建业听信了陈远德的话，于是主动向陈远德寻求帮助，提出愿意帮他重新介绍一份工作，请他帮自己送两封信，一封给自己的老母，一封交给他工作的志诚电力公司的董事刘德惠，刘德惠会给他4000万法币的“好处费”。
陈远德收到这两封信后，转手就将它们交给了徐远举。徐远举收到这个消息后高兴万分，当即指示雷天元、左志良等特务将志诚公司团团包围，并在许建业宿舍床下的箱子里面搜出了大量文件，逮捕了大量地下党成员。
就在许建业住宅暴露两天后，一名不明真相的同志走到了志诚电力公司，然后被埋伏在公司里的国民党特务所逮捕。国民党特务原本以为这个长得平平无奇的人是个“小角色”，结果这个被捕的人刚入狱不久，就被一名因为经不住严刑拷打选择了叛变的叛徒认出：“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刘国定身份暴露后当即选择了叛变，直接导致了我党位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连上海、宁波的地下组织都受到了波及，《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江竹筠（江姐）、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志等革命志士均被逮捕，而这些革命志士均被关押到了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刘国定因为出卖同志被毛人凤授予军统中校军衔，陈远德因为行骗“有功”，由上士提拔为少尉。
渣滓洞里的催命判官
渣滓洞是一个叫做陈尔昌的商人在1920年创建的煤窑，位于重庆市西北郊的歌乐山麓，此处三面环山，一面邻沟，地形十分隐蔽。可惜这处煤窑并不赚钱，开采出来的大多数都是渣滓，所以被命名为渣滓洞。
1943年白公馆被改造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里面的“政治犯”必须向外迁移。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开着一辆吉普车在重庆市内转了一圈后，看上了渣滓洞，决定将渣滓洞作为关押“政治犯”的新地址。
后来中美合作所被撤销后，渣滓洞监狱的“政治犯”又于1947年4月被迁移回了白公馆，直到12月才重新开张，渣滓洞也被命名为“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挺进报》事件发生后，渣滓洞监狱里最多时曾关押300余名所谓的“政治犯”。
许建业、陈然、江竹筠、罗广斌等人均被关押在了此地。为了让他们吐露出更多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而负责对他们动刑的，就是与杨进兴、“猫头鹰”徐贵林、漆玉麟并称为渣滓洞“四大元凶”的催命判官——张界。
张界是江苏浦江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32师军法处处长，并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俘虏了20多名新四军干部，张界为了向上级邀功，主动向上级申请审讯这20多名新四军干部。
结果这些新四军干部宁死不屈，坚决不肯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扣在他们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张界于是在没有审清案情的情况下，宣布这些新四军干部“通敌卖国”，这些干部也因此牺牲。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界又投靠了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徐远举麾下，成为了徐远举的一名得力干将。《挺进报》事件后，张界迅速对许建业、罗广斌、刘国志等革命志士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组织的秘密，眼见这些革命志士宁死不肯叛变，张界决定从江竹筠身上下手。
在张界看来，江竹筠一个女人，应该经不住酷刑拷打。张界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徐远举的认可，徐远举觉得这是个立大功的好机会，于是决定亲自审讯江竹筠。
当江竹筠听到徐远举劝降的话后冷笑了一声，表示坚决不会向反动派投降，还痛骂了徐远举一顿。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徐远举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气急败坏之下对身边的“狗腿子”们说道：“上刑！让这个婆娘尝尝‘夹竹筷子’的滋味！看这个疯女人还敢不敢嘴硬！”
徐远举身边的特务还有一些良知，不愿意对江竹筠一个弱女子使用此等残酷的刑罚，因此一个个缩在远处，不愿意上前。
张界见状叫到：“一群废物，饭桶！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然后他走到徐远举面前，一脸谄媚地说道：“处长，要不还是我亲自上吧。”
徐远举看了他一眼，用鼻子“说”了声“嗯。”
张界获得了徐远举的许可后，快步走到江竹筠身边，转头对一名躲在远处的特务说道：“把竹筷子拿过来！”
那名特务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将竹筷子放到张界的手里后，又一溜烟地跑了回去，然后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意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张界对那名特务的表现嗤之以鼻，对另一名特务说道：“你来帮忙！”
所谓的夹竹筷子，其实就是一种我国由来已久的刑罚，真实名称应该是“拶刑”。古代在执行这项刑罚时，官府的人会将囚犯的手指或者脚趾放在一种用线穿起来的木棍中间，在执行刑罚时，执行者会在两边用力收紧绳子，给囚犯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达到刑讯逼供的目的，这种刑罚多用在女性身上，而古代女性又多缠小脚，因此在执行拶刑时，多用在手指上。
张界给江竹筠上了“竹筷子”后，和另一名特务一起用力一拉，十指连心，江竹筠当即疼地叫了出来。
张界面目狰狞地问道：“说，在重庆你们还有多少人？”
江竹筠咬着牙说道：“你猜啊？”
张界当即暴跳如雷，对帮忙的特务说道：“好！好！好！再来几次，我就不信她不说！”
然后又用力拉了几下绳子，江竹筠疼得当即晕了过去。张界见状抄起旁边的一桶冷水对着江竹筠低垂的头颅就泼了过去，见江竹筠醒了后，呵呵一笑，说道：“别急着晕啊，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
江竹筠强忍着剧痛，抬起头对张界说道：“你们的刑具是竹子做的，我们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一直坐着“看戏”的徐远举知道审不下去了，摆了摆手说道：“罢了，看样子也审不出什么了，把这个婆娘带回去吧！”
张界赶紧点头哈腰地对徐远举说道：“是，处长！”然后转过身，盛气凌人地对其他特务说道：“没听见徐处长说吗?把这个婆娘带下去！”
11·27大屠杀
1949年对于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值得他铭记一生的年份，经过半年的全面较量，蒋介石的军队丧失了抵抗意志，向西南地区逃窜。
当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北上参与共产党筹措的建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反思了自己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然后对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说道：“我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杀人杀得太少了，才会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你去重庆杀一批人，免得西南半壁出现意外。”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惨遭杀害，当时宋绮云最小的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才只有9岁。杨虎城等6人的被害，标志着一场血腥大屠杀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位伟人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声惊天动地的宣言于10月7日传到了重庆歌乐山下。
罗广斌等被关押在当地的革命志士知道这一消息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然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要做一面五星红旗，等重庆解放后，我们就打着这面五星红旗，冲出牢门去！”
因为他们不知道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五星红旗上的星星是黄颜色的，单纯地以为星光是白色的，所以五星红旗上的星星也应该是白色的。
于是他们拿出了一件白衬衣，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给磨成了星星的样子，罗广斌将自己的红花被面扯下当做底料，大家你一针我一线的缝出了一面“五星红旗”，并耐心等待重新解放的那一天。
当人民解放军经贵州直插四川时，蒋介石知道西南也保不住了，当即向毛人凤下令：“破坏重庆的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共产党分子！”
10月20日，毛人凤向徐远举下达了“枪决”《挺进报》事件中共党分子的命令，并专门要求徐远举“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要大一点。”
10月26日，张界等特务收到了枪决名单，张界扫了一眼名单后，呵呵一笑：“陈然、王朴、华健，这几个可是顽固分子，早就该枪毙他了。”
另一名特务凑上前来看了一眼后说道：“怎么还有蒲华辅？他不是帮我们抓共党分子立过大功的吗？”
张界笑眯眯地说道：“委座才不信那些投城来的家伙会和我们一条心呢。”
10月28日，陈然等革命烈士与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徒被国民党特务押解至重庆大坪，张界作为“监斩官”确认他们均被机枪射死后点了点头，乘坐吉普车赶往徐远举处，称：“顺利完成任务”。
11月14日，蒋介石乘飞机到达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头子为了给连战连败的蒋介石“打气”，决定送给他一份见面礼，于是当即命令张界将江竹筠、李青林、齐亮、唐虚谷、王敏、蒋可然等革命志士押解至电台岚刑场，并将他们残忍杀害。江竹筠等人遇害后，张界亲自“验明正身”，并对他们的遗体摄影备案。
1949年11月27日一早，张界等特务就收到徐远举下达的“6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的命令。张界知道，这是要进行“最后的了断了”。
11月27日这一天，重庆解放在即，蒋介石在逃跑前下令将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一个不留，全部枪毙”。
张界等特务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对关押在监狱里面的“政治犯”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因为担心留下活口，这群丧心病狂的特务在用机枪射杀了监狱里的“囚犯”后，还点燃了一把火烧死了很多人。据统计，在这次屠杀中仅有案可查的死难者就有321人，其中还有5个孩子。
11月30日，重庆解放。
恶有恶报
11·27大屠杀后，张界等特务按照上级命令逃往华蓥山，准备靠打游击的方式垂死挣扎。老谋深算的张界眼见蒋介石数百万的正规军都被解放军打垮，决心给自己留条后路，将自己的小老婆以及两人之间生的孩子藏在了川军旅长杨继元的家里，然后独自一人跟着部队逃窜。
结果部队刚到华蓥山就遭到了解放军的追击，张界在跟随部队往盐亭逃窜时，部队被解放军打散，张界也被解放军所俘虏。
张界被俘后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士兵，叫做“张宝兴”，成功骗到了一张解放军发放的“被捕人员遣散证”，张界赶紧找到老婆孩子，并一起逃到了荆州的岳母家里躲藏。
1950年，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量特务被揪出枪毙，张界为了避免落得和其他特务一样的下场，于是化妆成乞丐开始潜逃。
几年后，无处可去的张界猛然想起了老家的大老婆，于是决定回江浦县老家。
张界和大老婆的婚姻，是他发达之前由父母包办的，而张界进入军统飞黄腾达后，对自己的大老婆越看越不顺眼，将她打发回了老家，自己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
1957年，化装成“烟贩子”的张界回到了江浦县，结果意外得知自己的妻子竟然在外面有人了！自觉被“戴了绿帽子”的张界盛怒之下打了大老婆一顿，嘴里还嚷嚷着：“知不知道老子在重庆杀了多少“共党分子”，竟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而他的大老婆也不是好欺负的主，和姘夫商议了一会儿后，决定将张界的事儿捅给公安局，自己两人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彻底成为一对快活夫妻。于是在姘夫的怂恿下，张界的大老婆写了一封匿名信，将张界1949年杀害革命志士的事情告发给了公安局。
县公安局对这封举报信十分重视，迅速对张界展开了调查，发现他的确是8年前11·27大屠杀的具体执行人之一，于是对张界展开了抓捕。
经过公审判决后，“催命判官”张界被公安机关执行了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