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假扮夫妻，被逮捕后却假戏真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

1928年2月6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在反动军警的押解下，昂首挺胸地走向广州东郊的红花岗刑场走去，这两名年轻人一路上要么高呼革命口号，要么合唱国际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完全无所畏惧。

在其他人眼里，这两人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然而其实只有这两名年轻人自己知道，他们并非真正的夫妻，两人早已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之所以假扮夫妻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当两人到达刑场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们要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做一对真正的夫妻。

国民党反动派似乎对他们的这一壮举并不吃惊，在两人正式押赴刑场之前，就为这次特殊的婚礼向其提出过一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却予以了同意。

这两位革命英雄是谁？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陈铁军于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富商家庭，原名“陈燮君”。

在她20岁那一年，顺利考入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英租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陈燮君积极参与进了这次大浪潮中，并为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出了大力，为了彰显自己坚决跟党走的决心，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陈铁军”。

1926年，陈铁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在这一年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渐抬头，蒋介石等人先后酿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员进行了大规模打压。

中山大学内的右派学生也组织了所谓的“女权大同盟”和“士的党”，妄图争夺中山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权，结果遭到了陈铁军等进步学生的坚决反击，而陈铁军也因此被选为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15日，广东省国民党反动派响应蒋介石号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关停了大量进步组织，并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之后残忍杀害了2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正在陈铁军为革命战友们的安危感到忧心忡忡时，她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掩护陷身在广州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转移。

陈铁军接到任务后不敢怠慢，因为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的缘故，她趁着天黑爬上学校围墙内的一棵树，然后翻身跃了出去，前往德国教会办的保生产院救下了邓颖超及其母亲，并掩护她们母女登上了一艘通往香港的电船。

因为陈铁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决定让她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和周文雍以假夫妻的身份，建立广州暴动委员会机关。

周文雍于1905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的宝顶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离开家乡前往广州求学，经过三年的努力，成功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今为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科。

省立“甲工”是一所有着浓厚革命传统的学校，有“红色甲工”的美誉，受校内氛围影响，周文雍很快就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成为了一名革命青年，并于1925年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不久，周文雍被调至石井兵工厂，协助梁子兴等人领导工人运动，在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中，周文雍受到了良好地锻炼，于1926年夏天被任命为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

1927年广州爆发“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周文雍接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并于两个月后发动了“纪念省港大罢工”运动和“纪念沙基惨案”运动。

因为这两次运动加起来共有5万余名群众和工人参与，让国民党反动派认识到广州的革命力量仍然十分雄厚，于是发起了所谓的“第二次清党”，逮捕了大量的进步工人。

后来在临时中央的命令下，广东省委准备在广东发起新的武装暴动。

广东省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将这一重担交到周文雍的身上，为此还专门将陈铁军调来协助他工作，两人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正式开始了假夫妻的生活。

在那个年代，广东省相对而言是共产党势力较为雄厚的地区，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有很多的工农群众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参加了革命。

1927年9月，拥护汪精卫的张发奎从江西率余部回到广东后，和拥护蒋介石的广东军阀李济深产生了矛盾，因为张发奎兵少，所以他回到广东后迅速和周文雍等革命者取得联系，说自己反对蒋介石发起的反革命事件，坚决拥护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

广东省委经过研究后认为，张发奎的到来对于我党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命周文雍一边准备起义事宜，一边试探张发奎是否真心想和我党进行合作。

周文雍因此决定，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鼓舞工人群众的斗志。

为试探张发奎，10月17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五大诉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农会的自由；驱逐一切所谓的‘改组委员’；“四一五”事件之前工人及雇主签订的协议一律有效、政府必须保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为了实现这五大诉求，会议决定于10月24日举行总罢工。

张发奎知道工人们打算罢工后当即撕下了所谓“支持革命”的面具，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并命令警察逮捕了大量工人领袖。

周文雍知道张发奎的真正嘴脸后决定让工人们分散潜伏，然后向外放出“总罢工取消”的风声，待反动军警松懈后，趁势发起了浩大的罢工运动，给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后来，周文雍在和工人们进行罢工游行时遭到了反动军警的围捕，周文雍为了掩护群众撤退被反动军警打成重伤后逮捕。

为了营救他，陈铁军和工人们筹划了一次劫狱行动，成功地将周文雍救了出来。因为周文雍在狱中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他的身上全是伤口，还因此患了重病。

作为周文雍的“妻子”，陈铁军对“丈夫”予以了悉心的照顾，每天按时帮他敷药按摩，周文雍的身体也因此恢复得很快。

有一次陈铁军帮周文雍敷药时，周文雍深情地看着陈铁军说道：“你知道我在监狱里面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吗？”

陈铁军头也没抬地说道：“革命？”

周文雍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想的你，还有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

陈铁军明白周文雍这是在向自己表达心意，只不过因为起义在即，周文雍现在应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起义事业上，就像《自由与爱情》中的那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样，所以周文雍无法明确向自己表达感情。

而陈铁军也不愿周文雍因为自己对起义事业造成影响，于是回答道：“也正是那些敢于抛弃爱情和生命的人，才最懂得爱情和生命的真正意义。”

周文雍身体有所康复后，再次投入了为起义做准备的工作中，而陈铁军也开始组织妇女买“神红布”缝制红领巾，红旗等起义标识。

1927年12月7日，在中共中央派驻广东的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正式决定发起广州起义。

可惜的是张太雷是个书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只是僵硬地执行纽曼的命令，而起义行动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是一位没带过兵的书生，他们策划起义行动时，甚至没有让叶挺、叶剑英等军事干部参与。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正式爆发，广州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指挥着工人赤卫队向警察局发起进攻。

工人赤卫队虽然有着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前一天还是缝衣服的、打铁的、做家具的工人，整支部队除了两支手枪和几枚手榴弹之外，武器全都是木棒、菜刀等冷兵器。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占领了警察局，而教导团的同志也占领了观音山（今为越秀山）制高点，起义暂时获得了成功，张太雷公开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周文雍被任命为劳动委员，兼任赤卫队总指挥。

不久之后，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等军阀迅速对广州市区发起了反攻，叶剑英认为应该趁敌主力还没完全包围广州，部队应该立即撤向海陆丰和兄弟部队会合，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却反对叶剑英的这一看法，提出应该以城市为中心“进攻、进攻、再进攻”，和敌人进行巷战，而张太雷不敢违背纽曼的意见，主动放弃了部队向农村转移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国民党军队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军舰的支援下，对广州市区发起了围攻，而张太雷等领导人却在丰宁路（今为人民中路）西瓜园操场上举办庆祝大会，敌人开始进攻后，张太雷急忙乘车返回总指挥部，半路上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

张太雷的牺牲直接使起义军队失去了领导核心，工人赤卫队各自为战，有的选择撤退，有的则留在城里继续打巷战。

12月13日，涌入广州的敌军越来越多，起义军总指挥部只得决定撤离广州，周文雍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最终因弹尽粮绝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因为当时形势混乱，国民党当局没有第一时间对周文雍进行审讯，一些还未撤离广州的同志知道周文雍被逮捕后，利用探监的机会让周文雍通过吃辣椒造成体温上升的假象，然后向监狱方面报告周文雍“得了传染病”，要送到医院治疗。

国民党当局同意了广州同志的要求，将周文雍送到了医院治疗。不久后，一位叫做梁梅枝的司机借了一辆汽车冲到医院里，将周文雍抢了出去，之后大家一起转移至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失败直接使广州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转移至香港的广东省委迅速召开会议总结其经验和失败教训，研究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会议上，决定要求侥幸逃至香港的广州干部们回广州去重新组织一次新的起义。

1928年1月，周文雍装扮成了一位刚从南洋回国的“华侨商人”，在海员的掩护下顺利回到了广州，当他到达西濠口码头时，一眼就看到了提前从香港回到广州的“妻子”陈铁军，之后陈铁军将周文雍接到了位于关荣华西街17号2楼的“家”里。

这里名义上是他们二人的“家”，实际上是我党在广州的秘密机关，为了掩人耳目，陈铁军专门将自己的妹妹及自己嫂子的妹妹一起接到了关荣华西街17号，和他们一起住。

周文雍抵达广州后不到一个月，广州市委机关就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广州市委书记麦裕成等40余名干部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人不但没有让广州尚未暴露的干部撤回香港，反而命令季步高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担任市委委员，要求他们在春节期间再次发动一次暴动。

然而这次起义最终还是没能发动，1928年1月27日，即大年初五那一天，一位海员工会子弟学校的教员来到关荣华西街17号，告诉陈铁军队伍内出了叛徒，这处秘密据点已经暴露了，让她赶紧转移。

陈铁军因为周文雍外出不在的缘故，让那位教员先去通知周文雍，自己等等再转移，结果教员刚走，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队长何荣光就带着一群特务人员冲到了关荣华西街17号内，将陈铁军抓捕。

当反动军警打算盘问周文雍的下落时，对局势一无所知的周文雍慢悠悠地推开了关荣华西街17号的大门，和陈铁军一起被捕入狱。

成功地抓到了“共党首要”周文雍，让上海的反动军警欣喜若狂，为了避免周文雍再次逃跑，反动军警除了给他上了脚镣及手铐外，还专门找了一根粗大的铁链子将他锁在监狱里，在监狱外面还有大批的军警日夜监视。

当天晚上，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亲自出马，对周文雍展开了残酷的审讯，并施加了“坐老虎凳”、“插指心”等残酷刑罚，想让周文雍说出季步高等其他广州领导人的踪迹。

结果周文雍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当反动军警要他在“自首书”上签字时，周文雍拿起笔就在信纸上写起了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恶劣行径的文章，结果刚写没一会儿就被反动军警将笔抢走了。

为了彰显自己不向敌人低头的决心，他还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了一首绝笔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 好汉身躯为群裂。

因为无法从周文雍这里打开突破口，反动军警决定从陈铁军身上下手，在对她施加刑罚同样无效后，反动军警决定采取“软化”策略。

接着将陈铁军带入了一间华丽的屋子内，屋子中间是一张摆满了丰盛食物的餐桌，一名反动军警告诉陈铁军：只要肯劝说“丈夫”周文雍“弃暗投明”，每天都可以吃上这种丰盛的食物，结果陈铁军对桌子上的美食不屑一顾，拒绝了反动军警的拉拢。

在周文雍和陈铁军坚强不屈的意志面前，反动军警最终放弃了从他们口中套出情报的想法。

1928年2月6日，即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两天后，国民党反动法官宣布判处周文雍、陈铁军死刑。

反动法官宣布完对他们的刑罚后，问周文雍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周文雍一脸淡然地回答道：“我与陈铁军同志相爱多年，但是为了革命事业的缘故，一直没有结婚，在临死之前，我想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一张相。”

正好国民党反动派也要对他们摄影留档，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当天下午，国民党军阀处叫来一名记者为周文雍和陈铁军拍照，周文雍穿着一身杂绒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一只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

而陈铁军则穿着一身黑绒长袍，头上戴着一顶淡紫色的毛线软帽，一脸微笑地看着摄影师，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无所畏惧。

拍完照后，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反动军警押至广州东郊的红花岗刑场，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他们二人不断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喊完口号就一齐合唱《国际歌》，吸引了大批的围观群众。

两人到达刑场后，周文雍首先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坟堆，用广州话对围观群众喊道：“同胞们！我们共产党员是杀不绝、吓不倒的！我们一定会打倒军阀和帝国····”

周文雍话还没说完，就被反动军警一把拽了下去，陈铁军见状上前扶起周文雍，对围观群众说道：“人们都说我和他是夫妇，但其实我们是一对‘假夫妻’，是真正的同志关系，只不过是因为革命需要我们才生活在一起。我们在工作中相互帮助，生死与共，心也因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因为革命的需要，我们一直没能顾得上谈情说爱。”

说到这里，她抬头看了周文雍一眼，然后再次看着围观群众说道：“今天，我终于可以向大家宣布，在把生命和青春献给党的这一重大时刻，我们在这里举行婚礼。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成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然后她对着一名端着枪的反动军警喊道：“开枪吧！”

那名反动军警还没来得及开枪，一名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走上前来按下了他的枪口，对陈铁军问道：“最后问你一次，要不要投降？”

陈铁军没有理他，转身整理了一下周文雍的白衬衫，而周文雍则将当初广州起义时使用的红领巾取出，系在了陈铁军的脖子上。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知道两人心意已决，于是挥了挥手，随着两声枪响，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位革命烈士就此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就义时分别23、24岁。

而他们之间这场真挚又奇特的婚礼，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