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商人资助一名落难青年，20年后再重逢，青年已是兵团司令

在上海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有一座享誉中外的五星级花园式饭店，该饭店开业至今已经接待了100多个国家的近500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这座饭店就是著名的锦江饭店。而一手创建了锦江饭店的女主人，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为人们所忘记。

这座饭店的女主人就是董竹君，是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的女商人，同时在董竹君身上也发生过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

1929年，董竹君曾资助过一名落难青年，当两人20年后重逢时，董竹君却意外发现，当年自己资助的这名落难青年，竟已成为了解放军兵团的司令员。

要想了解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我们要先从董竹君开始讲起。

1900年的中国正值多灾多难之际，6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让列强看到了清朝的不堪一击，开始疯狂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北方义和团运动也顺势而起，搅得国家民不聊生。

就在这一年的2月，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污水横流的洋泾浜（原为上海一条河沟，后被填平成为一条马路，今为延安东路）旁边的一处贫民窟里，诞生了一个女婴。

女婴的父亲董同庆是一名黄包车夫，没什么文化，因此只给女儿取了个“阿媛”的小名。

为了避免阿媛像自己一样没文化，董同庆和妻子李氏即使家庭条件十分困难，还是在阿媛6岁那一年咬牙将她送到了私塾读书。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一个月后袁世凯逼迫清帝溥仪退位，延续了200多年的清政府至此宣告终结。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阿媛一家的困境，就在这一年，董同庆不幸感染了伤寒病，病情最严重时差点丢了性命，阿媛的母亲挨家挨户的借钱才勉强凑够了钱保住了董同庆的命，然而命虽然保住了，董同庆却至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1913年，董同庆夫妇为了还清债务，决定将13岁的女儿卖入“长三堂子”（旧上海顶级青楼）去学唱京戏。

阿媛知道此事后抵死不从，李氏哭着说道：“难道你愿意眼看着家里这么苦吗？爸妈实在没办法，只有这条路了，而且只是让你去学京戏，卖唱不卖身，在里面待三年就可以回家了。”

就这样，刚满13岁的阿媛，被“长三堂子”派来的轿子接走，成为了一名青楼里卖唱的“清倌人”。

因为阿媛长得漂亮再加上读过几年书，较其他青楼女子显得出彩得多，因此每天都有人点名要她出场，有时她一天甚至要出场五六十次。

阿媛十四岁那一年，“长三堂子”的老鸨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她做好“接客”的准备，阿媛不愿步青楼姐妹们的后尘又无力反抗，因此经常为此以泪洗面。

正在阿媛不知所措之际，一个叫做夏之时的人对她伸出来援助之手，表示愿意帮她赎身，脱离苦海。

夏之时是一名革命党人，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回武昌起义时，被选为四川省副都督，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夏之时和他的同党从四川逃离，潜入到了上海。

虽然他家里有一个妻子，还有了一个儿子，但是他还是对14岁的阿媛“一见如故”，表示愿意出钱为阿媛赎身，不过有骨气的阿媛不愿意给别人当小老婆，所以一直没有同意夏之时的好意。

后来夏之时的原配夫人因为患肺病病死了，袁世凯又开始在国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甚至开出了3万大洋的高价悬赏夏之时的人头，夏之时决定逃亡日本，临走之前将此事告知了阿媛。

阿媛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相信爱情，在夏之时即将离开上海的晚上，将自己绸缎旗袍以及一些首饰留在房间里，当做赎身费用，然后趁“长三堂子”内的“龟公”不备，逃到了大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后直奔日租界，和夏之时团聚后一起去了日本。

阿媛和夏之时一起到了日本后，迅速组建了新的家庭。

在日本，阿媛的一位老师帮她取了新名字：董篁，字竹君。

董竹君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915年12月，袁世凯不顾天下人反对，悍然“称帝”，夏之时知道此事后欣喜若狂，赶紧联系同在日本的“革命同僚”准备回国继续闹革命。

不过，封建思想浓厚的夏之时并不放心自己年轻的妻子，哪怕她已经为自己生下来一个女儿，夏之时仍然感到不放心，他将一支手枪交给董竹君，说道：“你把手枪放在枕边，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杀吧。”

不但如此，夏之时在临走之前还紧急发电报，将自己的弟弟招到日本，要他陪董竹君“读书”，并对自己弟弟下令，要求他将董竹君的一举一动向自己“详细汇报”。

夏之时回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四川靖国招讨军总司令”，一切安顿好后，于1917年发电报将董竹君和女儿叫回了国。

董竹君回到国内后发现，夏之时的封建思想变得更加浓厚，而且还感染了赌博的不良嗜好，有一次董竹君在帮夏之时剪脚指甲时，一不小心把夏之时剪疼了，夏之时二话不说一脚将董竹君踢翻在地。

后来夏之时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免除军职，便经常将董竹君当作自己的出气筒，一不顺心就大肆打骂。

五四运动后，董竹君逐渐产生了经济独立的思想萌芽，于是她分别在1924年和1926年分别开办了一家女子织袜厂和一家黄包车公司。

因为董竹君眼光独到，做生意时又讲诚信，她的公司很快就实现了盈利，《重庆日报》和《国民公报》两家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董竹君的事迹，和事事不顺的夏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之时因此经常迁怒于董竹君，夫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夏之时决心去上海“碰运气”，遂孤身一人离开了四川。

1929年，董竹君敏锐地感觉到，随着连年的战乱，四川的局势已经不适合经商了，于是将公司卖掉，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找夏之时。

夏之时对董竹君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她不该把公司卖掉，一定要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回四川，董竹君在夏之时离开四川的这两年时间里，接触了进步思想，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自己这个封建思想浓厚的丈夫也越发不满，两人之间爆发了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夏之时决定带着儿子回四川去，留下董竹君和五个女儿在上海自生自灭。

董竹君很快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四川的报纸还刊登了名为“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被视为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象征）”的文章，赞扬董竹君的行为。

但知名度毕竟不能当饭吃，夏之时在回四川之前，曾答应每年支付给4个女儿1600元生活费，然而他回到四川之后，却以董竹君被“赤化”了为由，拒绝支付女儿们的生活费。

为了生存，董竹君卖掉了一批金银首饰，开了一家小饭馆，因为她父亲之前是拉黄包车夫的缘故，董竹君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凡是来喝水的穷人、苏北老乡、黄包车夫一律不收钱，而且要给人家凳子休息。

黄包车夫们对董竹君的行为十分感激，一有机会就会对坐车的乘客宣传她的这间小餐馆，就这样，随着黄包车夫们的大力宣传，董竹君的生意越发红火。

在这段时间里，董竹君认识了一名叫郑德音的共产党员，董竹君原先想请郑德音安排自己入党，结果因为上海党支部遭到打击的缘故，郑德音只来得及告诉董竹君“找李同志联系”就离开了。

1929年夏末秋初之际，正在董竹君为“李同志”是谁而头疼时，一个穿着灰色中式长衫的年轻人来到了董竹君开的这间饭馆，年轻人到了饭馆后，对服务员说道：“我是李棠萼哥哥的朋友，找董老板有要事相商。”

李棠萼是董竹君在四川的旧相识，董竹君在四川时，曾向她介绍过共产主义思想。

董竹君当即想到，李棠萼或者他哥哥可能就是“李同志”，赶紧吩咐服务员将年轻人带到3楼21号房间，等董竹君将服务员打发后，年轻人见没有旁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件，请她看一看。

董竹君打开信后，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老熟人李棠萼的笔迹，并最终确认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真实身份。

李棠萼在信中请她对年轻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年轻人见董竹君看完信后，不好意思地提及自己有事要去湖南，但是钱包丢了，李棠萼要自己向董竹君求援的事情。

董竹君听年轻人说完后，请年轻人在房间里稍坐，急急忙忙地跑回了办公室取出了一笔现款，送给了那位年轻人。

年轻人接过钱后看了董竹君很久，董竹君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了。”

董竹君见状说道：“那祝你顺利！”

年轻人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董竹君为了避免出事，所以没有走出房间送他，而是站在窗口眺望，直到看见年轻人消失在大街上才离开。

虽然餐馆生意干得不错，但是董竹君心里一直有个“重操旧业”的梦。

1930年，董竹君用餐馆赚的钱开办了群益纱管厂，一口气招收了100多名工人，规模远远超过她在四川开办的“富祥织袜厂”。

可惜的是，正在群益纱管厂蒸蒸日上之际，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

1932年，日本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起猛烈进攻，群益纱管厂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董竹君耗费了大量资金重建了工厂，原想继续努力重现辉煌，但是因为她经常参加进步活动的缘故，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被抓进了牢房里。

当她被朋友们保释出来时，群益纱管厂因为资金短缺和经营环境恶化被迫关闭了，更加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在不久后去世了。

正在董竹君走投无路之际，1935年3月15日，一位叫做李嵩高的朋友慷慨解囊，借给她两千元钱，董竹君反思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最终还是决定从事餐饮行业，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华路臬路（今为宁海西路）包下了1幢小楼，取名为“锦江小餐”。

因为有过一次开餐馆的经历，所以她的这间餐馆很快火爆异常，受到当地人民的追捧，当董竹君的传奇经历传开后，更是吸引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比如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光顾，“锦江小餐”规模也越来越大，并改名为“锦江川菜馆”，董竹君就此成了一位闻名上海的女老板。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董竹君的饭馆因为在租界内，没有遭到日本人的破坏，不过日本人因为董竹君是上海名人，所以想拉拢她为自己服务，结果遭到了董竹君的断然拒绝，恼羞成怒之下，日本人决定对她执行暗杀。

无奈之下，董淑君只得带着女儿们前往菲律宾避难，直到1945年才回到上海，并和组织取得了联系。

董竹君回到上海后重新接手了锦江川菜馆，并投入了地下革命工作中，先后投资创办了永业印刷厂，美文印刷厂等组织，秘密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原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董竹君曾通过秘密渠道向新四军援助过大量抗战物资，而杨帆就是负责和董竹君联系的人，因此两人可以说是多年老友。

杨帆到达上海后不久，马上派人联系上了董竹君，表示要和她见面。

应杨帆的邀请，董竹君赶往上海华龙路杨帆新租的一间公寓内参加宴会，等她到了公寓后意外发现在公寓内除了杨帆外，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及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

宋时轮见董竹君到来后非常热情，见她进来后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仿佛相别多年的老友一样。

然而在座的人中董竹君只认识杨帆和潘汉年，唯独宋时轮在她的印象中两人从未见过面，众人寒暄了一会儿后就正式就餐。

席间，宋时轮拿起酒杯走到董竹君身边，对她说道：“董先生（对学识渊博或备受尊敬的人的敬称，不分男女）您还记得吗？20年前在上海，您对我提供过很大的帮助啊。”

原来，1929年去董竹君小饭馆求援的年轻人，正是此时大名鼎鼎的司令员宋时轮。

宋时轮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在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五”惨案，在这期间，国民党当局以宋时轮有“共党嫌疑”为由，将他逮捕入狱。

1929年宋时轮出狱后不久，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并接到了前往湖南组建游击队的命令。

结果正在他打算离开上海时，钱包却被人偷走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碰到了自己在监狱里的“狱友”李棠萼，因为李棠萼也没有多少钱，同时又有急事要离开上海，于是以自己哥哥的名义给宋时轮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董竹君求援。

得到董竹君的资助后，宋时轮离开上海前往湖南浏阳、醴陵等地区组建游击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

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爆发后，身为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指挥部队率先攻入市区，并被任命为沪松警备区司令员。

阔别20年回到上海后，宋时轮不禁百感交集，想到20年前，如果不是董竹君的资助，可能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宋时轮有心请董竹君吃饭，报答当年的恩情，但是他顾虑到已经过了20年，董竹君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

因此，当宋时轮得知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是董竹君的旧相识后，就请他安排了这次聚会。

董竹君没有想到，哪怕已经过了20年，宋时轮仍然记得这件“小事”，而且自己当年资助的年轻人，如今竟然已经成为了一名军团司令员，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惊讶。

这次见面后不久，宋时轮又亲自前往锦江川菜馆看望董竹君，并送给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把日本军官指挥刀，作为迟到了20多年的谢礼。

1951年3月，潘汉年和杨帆委托办事人员找到董竹君，表示上海市政府想在上海设立一座招待高级干部和外宾的食宿场所，考虑到董竹君和她的“锦江”名声享誉海内外，所以上海市政府希望“锦江”接下这一任务。

董竹君当即表示愿意为党和政府多做贡献，就这样，经过上海市政府和董竹君商议后决定：政府出资3亿元旧币（3万元人民币）盘下“锦江”‘旗下所有设备和人员，全部迁移至长乐路189号的华懋公寓，并更名为锦江饭店，董竹君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

当时董竹君旗下的“锦江”估值为15万美金，董竹君将之交付给国家的举动无疑是极其深明大义的行为，因此，她也被人称为“女豪杰”。

而锦江饭店也成为我国建国后第一座国宾馆，先后接待了近500多位外国元首和外国政要。

在董竹君之后的人生中，一直保持着和宋时轮之间的联系，即便宋时轮调回北京后，也是如此。

每当董竹君前往北京办事时，宋时轮总会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

1991年宋时轮逝世后，董竹君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悼诗，以纪念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

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

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是饱受苦难的年代，但也是各种新思潮流行的年代。

五四运动之后，那些敢于挣脱封建枷锁和旧社会家庭决裂的女子，往往被称为娜拉。

而董竹君就是这些娜拉们的代表，从失足青楼的“清倌人”，到闻名中外的锦江“女豪杰”，董竹君的人生，可以说是一段贯穿20世纪的传奇。

而她和宋时轮之间的交往经历，也常让人感叹万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