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三十周年。当时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接入国际互联网的？
李晓东/文 李晓东：业界普遍认为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 ARPAnet(阿帕网)，1974年问世的TCP/IP技术让计算机网络之间的互联成为现实。互联网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web技术、浏览器相继出现，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开始显现。而在此时，中国还只是个旁观者。
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是由科研学术界提出和推动的。虽然普遍认为1994年4月20日为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时刻，但在此之前，中国就有一群人在为接入互联网而奔走。1989年，王行刚研究员为后来被称作“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NCFC）项目确定了TCP/IP的技术路线。在NCFC项目中，中科院、清华、北大三家院校搭建了64K宽带的局域网，把清华校园网、北大校园网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院所联成一个网，共享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当时主要用于下载国外论文、发邮件和学术交流，获取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数据。当时的网速，下载一篇论文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而且网络极其不稳定，经常在传输过程中断开。但对于以前只能读到过时几年的“影印版”外国书籍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为了解决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难题，以胡启恒院士、钱华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多次赴美国交流，表达中国科学院连入国际互联网的诉求，争取国际科学家的支持，几经波折，付出了不懈努力。1994年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专程赴美，拜访主管互联网的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代表中方重申接入国际互联网，终于得到认可。当月，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条TCP/IP全功能链接，中国正式从互联网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家庭中一员。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这是胡启恒院士的原话，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的过程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互联网能进入中国，离不开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专家以及科技界人士的帮助。
- - 三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特征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李晓东：互联网前二十年的商业模式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即用户在免费使用网站和应用的同时也为互联网公司贡献了流量，而互联网公司就可以通过建立网站、提供内容来赚取广告费，是一种流量经济。但是这种商业模式后来就不奏效了。
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信办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这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说明中国对数据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与此同时，用户的数据安全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意识到数据的真正价值。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公司转变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也影响着许多与互联网相关的行业重新洗牌。但有些企业没有跟上转型的步伐，有个很典型的案例是知网，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发现，在知网上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花钱，而他本人却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稿费，就把知网告上了法庭，最后该事件以知网被罚8760万元告终。
在这方面抖音做得不错，它让用户（内容生产者）可以赚到钱，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赚钱”，尊重用户数据的所有权，确保数据的所有者能够获利，这才是符合当下，也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逻辑。
- - 在您的观察中，民众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李晓东：我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已经快三十年，我观察到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认知是一个曲线变化的过程：从追捧到无感。
互联网出现之初，人们对于互联网处在一种兴奋、好奇的状态，都知道互联网特别神奇，言必提互联网，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在谈论互联网经济，凡是涉及互联网的公司，哪怕只有不多的用户，都更能够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但是，与好奇并存的，是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本质知之甚少，而这一时期的互联网也未能真正融入国人的生活。
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企业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商业模式这一现实命题，为了生存，互联网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盈利模式。2003年至2004年，一些企业开始探索如何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主动融入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而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人们不再过多地提及互联网了，甚至是对互联网“无感”了，因为互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了。互联网就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
当然，这离不开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背后的努力，夜以继日地为网民安全快捷上网提供技术保障。就像空气质量好的时候没有人讨论空气污染，只有在堵车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交警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对互联网“无感”，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安全、稳定和可靠，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了，对于我们互联网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自豪。
- - 您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全球互联网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李晓东：中国已经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但网民数量仍然是全球第一，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以及最活跃的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生态。作为全球第77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我们在三十年里实现了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们需要肯定互联网和数字信息行业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而中国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还不到美国的40%。
- - 您认为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应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
李晓东：一是提升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贡献率。我们统计了全球互联网基础技术标准制定领域的数据，中国的贡献率不到5%。如果中国想在未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既要在技术层面推动互联网技术的互联互通和标准化，提高互联网基础技术的贡献率，也要借助互联网技术驱动相关产业创新升级。
二是掌握数字文明时代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还有许多没有消弭、暂时未能跨越的“数字鸿沟”，世界范围内数字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从三十年到四十年、五十年，如何以数字公平实现文明共享？这是中国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也是中国为全球互联网事业做出新贡献的时代机遇。
三是青年应主动承担时代使命。我国经济增长需要靠产业转型提升、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所支撑的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是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青年一代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未来创造社会价值的关键贡献者，更应该坚定理想和信念，培养自我的战略意识和全球视野，自觉地承担起时代使命，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为全球互联网事业做贡献。
- - 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互联网行业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李晓东：一是平衡发展、安全与治理。在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发展、安全与治理中寻求平衡，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同时促进其有序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很值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立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有效地学习和吸收中国经验，根据本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来寻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点，尤为重要。
二是结合时代发展新阶段，立足当下学习中国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时代机遇，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国家，不用在其他国家踩过的坑、某些已经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的事情上投入过多，而应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先进的技术、人才、资本要素，优先引入和培育先进产业链，以弥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对落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快速发展。
三是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专门组织实施了藏文软件开发专项，制定出了符合国情的藏文编码字符集标准，研发出包括输入法、操作系统、办公套件、网页浏览器、出版系统等9大项、13小项关键性藏文基础和共性软件，对于消除西藏地区与内地间的“数字鸿沟”有着重要意义。以东盟为例，该地区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鸿沟仍显，如何统一市场规则、扩大市场规模，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环境下发展互联网经济？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和学习。东盟各国应在充分利用好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统一规则、扩大市场的同时，加强区域协作和平衡发展。
- - 在未来，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重要的现状或趋势值得关注？
李晓东： 互联网作为一项基础设施，经历了网间互联、网站互联和数据互联三个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无论对中国还是全球来说，数据互联是实现数据价值要素的关键。当下，数据价值不断凸显，个体、企业、国家对于保护数据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但这其中也伴随着一个问题：相关个体、企业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导致数据的过度保护，阻碍数据的流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个的“数据孤岛”。如何在尊重数据所有权和持有权的前提下，在保障数据安全和数据合规的基础上，促进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未来十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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