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版老兵”的职业故事
商务君按：在那个包分配的年代，大学毕业的朱燕玲放弃了省社科院的工作，用一纸求职信成功应聘心向往之的《花城》，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纯文学杂志编辑工作，一路从新手做到主编，期间开设了“花城关注”“域外视角”等获得业界一致好评的栏目；以独到的眼光将毕飞宇等作家推向文坛，也是如刘亮程代表作《捎话》这类作品的背后推手。
如今，退休后的朱燕玲仍然在自己热爱的纯文学领域发挥余热，与头部出版机构中信合作成立纯文学出版品牌镜像，将文学放置在竞争激烈的畅销书市场接受检验。
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因为热爱，能与文学、与出版发生怎样不一样的故事？
资深出版人、《花城》前主编朱燕玲，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简称“南大”）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多年与这本纯文学杂志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她的慧眼识珠，让毕飞宇等作家走上文坛，也让刘亮程《捎话》这样的代表作得以被出版和看见，成就了不少“千里马与伯乐”的书业佳话。
故事的后半段，朱燕玲前些年已正式退休，因为热爱，她又开启了新征程，与行业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中信出版集团（简称“中信”）合作，推出纯文学品牌——镜像。她希望来一场文学出版新实验，看看好的纯文学作品，能否借助中信的翅膀飞起来——像过去他们所打造的其他超级畅销书一样。
在市场以分秒更新迭代的当下，纯文学阅读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用“过去的手艺”做“今天的文学”？如何在繁杂的信息洪流中识别和发掘有独特文学价值的新人新作？针对这些问题，商务君专访了朱燕玲。
（注：《出版商务周报》特别推出了“做书的眼光和手艺”系列专题，聚焦资深出版人的出版实践经验，打捞不为人知的编辑故事，以期为青年编辑提供职业入门的有效方法论，本文为其一案例。）
以下是商务君与朱燕玲的对谈，Q为商务君 ，A为朱燕玲
开始一场文学出版的新实验
Q：请问您是什么契机阔别《花城》，成立镜像？这对您的职业生涯来说意味着什么？
A：离开《花城》时，我已经退休返聘了三年，我认为在《花城》同事们的合力协同下，已经完成了几件大事：《花城》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系列活动，包括一台纪念晚会、央视纪录片《花城》制作及播放、恢复中断25年的花城文学奖等，是时候退出让新人放手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一个刊物保持固有传承当然重要，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也理所应当。所以，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花城》。
当时，正好碰到中信出版要找一个做文学的人，这个机会让我有点新鲜感。长久以来，我们困惑于文学的小众化，总觉得，文学走下20世纪80年代的神坛固然正常，但以中国的的人口基数而言，毕竟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量。中信出版在大家眼里是带着光环的，知道它是一家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出版社，出了许多超级畅销书，必有强大的发行渠道。那么，是不是只要有好的文学作品，借助中信的翅膀，也一样会飞起来？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想把这次转身当成一个文学实验。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Q：镜像要做的纯文学出版是什么样的？跟行业其他文学出版品牌有何异同呢？
A：“镜像”之名只是为了方便对产品做一个归档，本质上和其他纯文学出版并无不同，我也不认为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多么标新立异，无非是发现好作品，出版好作品，传播好作品。既然是一个实验，我就需要不断调整，目的在于看到这些作品通过中信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运作的机构，能在市场上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它是会更加茁壮，还是会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所谓的“破圈”是否真的存在？
Q：成立两年多时间以来，镜像都是您一个人吗？与过去做杂志相比，做一个出版品牌和您曾经的设想有什么不同？
A：目前只配备了一个编辑，人手不够。去年下半年开始招人，但要找到有热情、有经验的文学编辑，并不容易。我期待有志者加入我们的团队。
做图书和做杂志完全像是两个行当，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不过这是我预先就有充分准备的。
第一是节奏不同。做杂志节奏是固定的，像《花城》是双月刊，必须两个月发一次稿，不可延误，三审在杂志社内部就可以完成。而做图书，流程极其漫长，就算是文学稿件，多数也是先看了成稿再报选题，从收到稿件到出书，一年时间也非常正常；如果遇到需要送审、重大选题报备等，就更难说了，长久等待后仍以不能出版告终，这种情况也很常见。这个过程极其考验编辑的心理承受力。所以，做杂志看似节奏快，实际上简单很多。做图书的流程更为琐细，时间节点很多，要对接的部门也很多，而且，总是同时有几本书在做，每本书都处在不同的流程阶段，加上出书后各种营销活动，总是千头万绪。
第二是面对的受众有所不同。现在仍在看文学期刊的人，多数是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相对较有专业基础，对文学性的要求是有门槛的。文学期刊体现的是当下的最高创作水准和最新创作风向，像新品展览和行业报告。而做图书针对的是更广大的读者人群，能畅销的书不一定有多么高超的技巧，但一定会有击中人心的力量。相较于文学期刊，图书才是真正的商品。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是价值取向，一个是市场取向。
好在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做图书，对图书的生产流程并不陌生。这是因为《花城》杂志是一本出版社的杂志，我的多数同事都是图书编辑，花城出版社（简称“花城社”）也在文学图书出版史上多次创下辉煌。
20世纪90年代，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市场经济非常活跃，《花城》编辑部不安于按部就班的期刊编辑工作，对做书跃跃欲试，觉得我们有那么好的作者资源、有那么多的想法，何不亲自动手，让它到市场上检验一下？于是我们做了一套叫“实验文本”的图书。我编的一本是胡昉的《感觉的训练：理论与实践+性史》，有图有文，现在看依然觉得挺先锋。当时胡昉还是《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三十年过去，他已经是著名的艺术策展人。不过这套书也因为过于先锋、犀利，即便是在开放的广东，出了几本也还是被叫停了。
这是我对图书的第一次试水。但那时候做书毕竟是我的副业。再到后来，我做的更多的就是策划组稿的工作了，具体流程则由《花城》编辑部的团队完成。《花城》编辑部有完整的编辑梯队，业务能力过硬，执行力也强。比如，我从2009年开始策划编辑、由高兴担任主编的大型文学译丛“蓝色东欧”，主要就是由《花城》杂志的编辑团队来完成的，外室编辑有少量增援。这个译丛坚持了十多年，四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至今已出版近70本，在业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第三是不同单位体制的不同。到中信之后，各方面自然面临很大的调整，但全都在我预计之中。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甚至惧怕压力，但是我好奇心比较强，并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做杂志和做图书的不同，花城和中信两个出版社，也截然不同。体量、管理方式、工作流程、沟通方法、出版理念、甚至企业文化，都有很大区别。加之，我的工作室在广州，相当于一个外挂的编辑部，在沟通上也增加了成本，必然会有很多信息的缺失。好在中信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包容和自由。
两年多来，我实际上主要和中信原文艺动漫总社出版人王蕾沟通对接，主要是讨论选题。王蕾是个优秀的出版人，既懂文学也懂经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遇事淡定，我们沟通很顺畅，可惜她刚刚由于家庭规划原因离职了。她给我的建议是做我擅长的，我则尽力以中信的角度对选题进行筛选，有时也尝试报一些并不那么市场向的选题，测试一下中信对文学的理解究竟在怎样的框架里，竟也通过了。所以，我觉得中信对选题还是有包容度的。曾听说过中信出版实行“举手制” 的情况：你有想法、有能力可以成立工作室分社，至于中信出版能给你什么支持，那就只有两个字：“中信”。这真的很“中信”。
做编辑要忠于本心、勇于尝试
Q：作家毕飞宇曾在《青梅竹马朱燕玲》一文中谈到您发现《孤岛》的过程，您还记得当时读到这个故事时的心情吗？类似于这样发现新作者的过程是您过往职业中的常态吗？是否能再举几个例子？
A：要不是毕飞宇念旧，老是提起，说实话我一定忘记了。对他可能是个改变人生方向的大事，但对编辑来说，确实就是职业中的常态，如果作者不提起，真的就不记得了。要说我读到这个故事时的心情，只记得当时觉得作者笔法老到，题材大气，文本挺成熟的。
我从到《花城》开始，除了每个人都要负责的小说（像很多杂志一样，我们对来稿按区域划分，我负责华东区），我还一直在编诗歌，可能经我手发第一首诗歌或者诗歌代表作的诗人更多，时不时见到某个作者，就会突然提起。但我总觉得，这些作者，都不是凭《花城》发表的一篇作品获得了文学成就，所以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总被提起，挺惭愧的。
Q：当年您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编辑？又是何契机进入《花城》工作的？您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和很多人一样，从中学开始我就有个作家梦，所以才去读中文系，以为读了中文系就可以当作家了。到毕业的时候，什么职业和写作离得最近呢？当然就是文学期刊编辑，当年，那是发表作品的唯一途径，是离作家最近的地方。
我是南京人，在南大读书，第一选择当然是留在南京，可惜我毕业的1985年，恰巧本地的《钟山》《雨花》《青春》等杂志都不招人。于是，我把眼光投向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彼时的广东是全国年轻人都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又知道广州有个《花城》。还记得那天我去了南大期刊阅览室，找到《花城》杂志，记下地址，写了一封大概一页纸的信，表达了向往之心。很快我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到《花城》工作。后来我听说收到我的信后，不知谁当场就在编辑部读了，大家一议，就决定要我。那时在《花城》主事的范汉生（范若丁）同时也是出版社领导，据说正好编辑部想充实一些高学历人才，社里也准备引进一批大学生。没过多久，老范就到南京来看我，相当于现在的面试吧，然后去南大中文系了解了我的情况（这些我都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1985年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供不应求，但《花城》杂志并不在我们的分配名单中。我这么不讲规则毛遂自荐，也只有广东可以马上接收。当然，后来我还是被分到了江苏省社科院，把档案调出江苏也很是曲折。在那几个月时间里，《花城》杂志和花城社给我了莫大的支持，一直跟我说任何时候办好手续过去都可以。
现在想起，那真是黄金岁月，人人都很昂扬舒展，也不会过多计较得失，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机会。单位上下之间毫无等级感，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没大没小，一进来叫社长、总编都是老李、老范的，有时在走廊上、楼梯上就这么大声疾呼。现在回头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但好不容易进了杂志社，做了编辑，我就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似乎在编辑这个职位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找到了更舒适的感觉。三十多年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因这个职业，我结交了很多朋友：作家、同行，他们都是人中翘楚，人文精英，他们成为我的至交，在不同的人生境况下，或给与我快乐，或给与我援助。我也从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心灵滋养：读作家的第一手稿件，从别人的故事中认识人性，认识世界。能以自己的爱好为职业，实乃人生大幸，夫复何求？
Q：如果把发现好作品和变成刊物或图书呈现给读者总结成眼光和手艺，您如何评价自己这两方面的能力？可以列举一下您编辑生涯中的几部代表作吗？
A：我的能力并无过人之处。可能我心态比较开放，趣味不算顽固，从来觉得自己特别平凡，也不求惊世骇俗，所以不太喜欢小圈子的东西。编杂志的时候就考虑怎样能让读者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开阔眼界，提高审美，活跃思想，如何在栏目中体现社会观察、文化流变。于是在接任《花城》主编之后，新设了几个栏目，体现我的一些想法，其中“花城关注”得到了业界一致好评，连续做了六年。它立足于文学现场，发现新作者、新动向，尤其关注跨界的创作，每期提炼出关键词，聚焦文坛和社会的律动，下沉于现实之中。栏目主持人何平因其敏锐的洞察力、新锐的观点、活跃的想象以及才华横溢的文笔，被文学界广为认识，2022年8月，以评论集《批评的返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批评的返场》
另一个栏目“域外视角”，则致力于提供具有国际的视野文化观察、文学话题等，绝对要求一手原创，我们从选题阶段就介入，和作者共同讨论。这样，一本刊物就有了核心看点，既有纵深的挖掘，也有视野的拓宽。做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的需求，一定也是很多人的需求。
做图书又是另一种。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被几家杂志社婉退了，退稿不是因为编辑不识珠玉，相反，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但因尺度无法把握，最终忍痛割爱。但这部作品给我的感觉太震撼了，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可遇不可求，错过将后悔终生。于是和刘亮程商量能不能修改，很感谢他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不想把作品锁进抽屉，想让它公诸于世。我们建了一个修改群，讨论修改的具体思路。经过修改，《捎话》在《花城》杂志发表。然后我推荐给社里出单行本，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实现，于是我又推荐给译林出版社（简称“译林社”），译林社在几天内就决定拿下，从此开启了两者的美好合作。几年后，刘亮程终于以译林版《本巴》夺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捎话》
《本巴》
所以，我觉得一个编辑要忠于自己的本心，敢于坚持，积极尝试。
Q：您觉得，一个好的文学编辑，必须具备的素养有哪些？您在做编辑这件事上会有“对标”的对象吗？对有志做编辑的年轻人有何建议？
A：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做一个编辑比我们当年要求更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所有行业都一样。做编辑，具体到做一个文学编辑，首先当然要熟悉当代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这是基本功，另外要有持续学习的热情，也要有对具体工作的专注，当然还要有百折不挠的韧劲。
我很幸运，工作上按部就班，一直比较顺利。这也许得益于我的职业生涯贯穿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期，我一生没有为利润和指标心力交瘁过，遇到的领导、同事也都很友善，没有给过我任何压力。所以我想，我的经验对现在的年轻编辑来说，并无参考价值。不过，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低落和沮丧也在所难免，只是我很明白，除了文学编辑，我找不到更好的、能和我的爱好结合的工作了。不设过高期待，也就无所谓“瓶颈”了吧。
创作愈繁荣愈考验作家和出版社
Q：当下，除了文学期刊外，出版机构也发起了不少文学赛事来发掘新人新作，您怎么看待这一现状？您有关注过比较突出的奖项吗？
A：这是好事，是对青年创作者的鼓励，在写作的最初阶段，这份鼓励尤为重要。除了文学期刊以及各地作协的奖项之外，理想国宝珀文学奖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因为它给人感觉更加超脱，吸纳了文学圈之外的评委，对新人的发现也真的有独到眼光。事实也证明，它奖掖的新人新作在文学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
Q：对于作者来说，当下并不缺少发表作品的机会和实现文学理想的形式。从出版数量来说，当下市场也是供过于求的，您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出版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时代在变化，文学正在以怎样的新面貌进入人们的生活？
A：信息轰炸，自主的选择看似多了，多到了无从选择，需要外部的力量去指导，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层出不穷。从长文到短文、到图像、到视频、再到短视频，说明人们的耐心已越来越少，关注时间越来越短。这是现实。时代在变，今后出版并不只图书一种载体，可能更多的是非书的形式。
另一方面，文学读者真的是少了吗？还只是纯文学的读者少了？这要看对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我非常赞成今年年初在“中信出版2024合作伙伴大会”上，中信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方希的观点：“今天世界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情绪价值需求，文学是一个最本能，也是延伸性最强的表述。文学并未衰落，只是有了无数的分身。从过去主流的小说、非虚构，渗透到短剧、网文、漫画。轻重自取，丰俭由人。”
“中信文艺动漫总社”作为中信出版最新的板块，两三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中信文艺”对文学的理解远远大于纯文学，它最大的商业收益预期来自于动漫和网文出版。那么，对整个市场来说，剥离了动漫、网文、畅销书的文学，原创纯文学的空间还有多少？它的前景在哪里？我们看到余华畅销、董宇辉带货百发百中，任何行业，头部总是风光无限，剩下的99%何去何从？
至于当下的文学创作，看起来非常热闹，各级宣传部门均有很大力度的支持。另一面，也要看到，在这样纷繁的局面里，对作家有另一种考验。好作品当然有，多少能流传下去，却有待时间的检验。
努力在价值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
Q：以镜像推出的这些作品来看：李凤群《月下》、闻人悦阅《异境：三十九城》、陈希米《女人一思考》、路魆《夜叉渡河》、阿菩《山海经·三山神传》、李浩《故事咖啡馆》、温文锦《世界尽头的女友》，看来其类型和题材比较丰富，是主要面向年轻读者吗？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学出版品牌，除了过去的资源积累外，您还会通过哪些途径去发现好作品？
A：做图书的流程很漫长，大家今天看到的书，可能是两年前的选题。两年来，我在中信出版的框架内不断尝试和调整，一些想法可能难以实现，一些想法可能还要等待时间来完成。今天看来产品线可能还并不清晰，但将来更多面向年轻人是肯定的，因为中信文艺的目标读者总体上是更年轻的群体。中信文艺的“青年创作者计划”已经初见成果，发掘的青年作者，已经达到40余位，“青年创作者计划”旨在发现与出版更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并进行跨界合作，向全球发出华语之声，持续组织影视与文学联动、青年作家沙龙等品牌活动。“青年创作者计划”今年已成为中信的十大重点工作项目之一，期待会有更多支持。我也会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作者，更加关注具有大视野的作品。
就我现在工作室的规模来讲，我们的不少图书事实上得和中信出版内部的其他品牌如“大方”和“回声”合作完成，所以，常规的组稿方法已经够用。除了原来积累的资源，我也很关注各种文学信息，这常常让我接触到新的写作群体。镜像成立之初，我就想加大非虚构文本以及社科类学术随笔的投入，这既和我的年龄有关，也和我观察到的读者趣味变化有关。有一天正好看到了“人间故事”的雷磊发了一个消息，说非虚构作家关军要建一个非虚构写作群，我立刻联系了他们，成为最初的成员之一，于是在群里遇到很多优秀的作者。
镜像已推出的作品
Q：请介绍一下镜像即将推出的重点新书，这个品牌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是怎样的？
A：镜像今年的书目还是比较多面的，即将推出的有全网百亿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等的原著作者鲁引弓的新作：《小宅门》，记者出身的他，这回聚焦的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国民话题：买房。房子真是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之痛，涨也是痛，跌也是痛。集六个口袋凑一套婚房，成了多数家庭的现实。鲁引弓为了写这部作品，寻访近五十家中介公司，卧底半年，积累了海量案例。被房子套牢一生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买房理由，因房而生的悲欢离合，透视出房产时代下的都市人生百态。故事非常精彩，同名电视剧正由柠檬影业筹拍。
接着会推出和《小宅门》风格完全不同的山西作家吕新的新作《深山》。
吕新是被严重低估的当代作家。他是当今少数几个仍然坚持先锋写作的作家，可是多数人，只知道残雪，不知道吕新。在我看来，作为坚守者，吕新的先锋探索，超越了形式，始终根植于深厚的中国民间文化内涵与本土体验，用最现代的手法，书写了最乡土的中国故事，逼真还原了中国民间百姓的生死伦常、鲜活丰富的生命感受与丝丝缕缕的时代体悟。这样纯粹的写作者，理应为中国读者广为认知。
《深山》是吕新暌违八年、满怀真诚与悲悯的精神还乡之作，全书共39章，约33万字，每章均由叙事正文、村民画外音、知青笔记构成，通过耗子、五灯、杜林等几个少年的视角，沿着各自的家族脉络，书写深藏在晋北太行山壑里的生命群像，跟随一次次生死无常的命运脉动，深切思索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乡土沉痂、时代新象与渴求破山而出的新生命力。
苍凉大地上，上演着人间“恓惶”——“该如何呼唤你，我的又黑又瘦又聋又哑的故乡？该如何描绘你，我的狂风大作荒山秃岭的故乡？”吕新说：“我要写出这人世间无限的悲凉和荒唐。”
《深山》是一部记忆之书、历史之书、命运之书，悲悯之书，也是作家献给晋北大地、吕梁大山的深情诗篇。
另外，近期即会有获得林青霞、王安忆推荐的张惠雯《美人》上市，回望20世纪80年代三位风靡小城的美人，细述她们的命运；新疆作家王族书写西部生命独特样态的《狐狸有九个想法》；以及著名旅法作家、导演戴思杰讲述藏族唐卡艺术的小说《唐卡画师》。
青年作家有：温文锦的《世界尽头的女友》——12篇都市日常现实中的超现实幻想故事；林为攀的《搭萨》——书写当代人跨年龄跨身份的共性困境，渴望“出走”、却无法“安顿”；杜梨的《三昧真火》——书写全球化现实议题，作为科幻作家“落地、转型”的开端之作；以及青年导演赵小蕾的《歌利亚的头颅》——在爱与尊重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寻找和精神世界的建构。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目标，都是尝试在价值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Q：最后，除了自己做的书，您最近一年读过的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哪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A：我最近读过的书，印象最深的正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集，而且是纯粹的素人写作，它是微信公众号“三明治”编辑的《最好朝南》。三明治是个写作平台，多数是女性学员。书里收集了22位女性的文章，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在14天内，作者和编辑一对一修改完成的，这个项目叫“短故事学院”。“三明治”写道：我们试图这样理解：当她们写作时，这些文字或是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提问和梳理，或是对一种生存处境现象学式的还原描述。12个女性提出的问题，12个她们所处的境况。它们看起来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但每一则讲述背后是更多隐形于“主流”视野的女性群体，她们难以得到应答的“提问”，即便同属女性的其他个体也未必了解的“处境”。
作为编辑，要有宽泛的兴趣，然后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所以很难说我最喜欢哪个作家，只能说，相对来讲，我更喜欢有异质性的文本，而在思想性和抒情性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
出版商务周报·新出版商学院
视频号图书营销研习营
4月26日·北京
分享、在看与点赞，商务君至少要拥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