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集手下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按照此前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内容，北平城内的20多万国民党部队于22日移至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与此同时，傅作义正式对外界发布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公告》，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作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毫无疑问是头号功臣，没有他的首肯，北平城也无法和平解放。不过，若果不是他的女儿傅冬菊和秘书阎又文对他晓以大义，傅作义恐怕也不太可能如此轻易地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在争取傅作义起义的过程中，傅冬菊确实是最大的功臣，但是阎又文同样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傅作义最信任的秘书，每当傅作义遇到难以抉择的问题时，都会寻求阎又文的意见。
早在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傅冬菊就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开始对傅作义进行劝降。
可正所谓“知女莫若父”，傅作义对自己这个女儿十分了解，知道她的立场是站在共产党那边的，甚至也知道她是中共党员，所以对于女儿的劝降一直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而且，当时的战场局势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因此，傅作义在面对女儿的劝降时，一直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等到1949年1月，解放军包围天津，断绝了傅作义从海上撤退的通道时，他才不得不慎重地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当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三条退路：一是南逃会蒋；二是往西撤退投靠马家军；三是固守北平继续顽抗。
在这三条退路之间，傅作义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女儿的立场，所以也不方便去询问女儿，于是就将阎又文找了过来，问问他是怎么个想法。
阎又文听了傅作义的想法后，就对傅作义说：“司令，你这三条可都是死路啊！”
在傅作义不解的目光下，阎又文紧接着说道：“我部并非是蒋军嫡系，南逃与蒋介石会合恐怕难以受到重用，而且还会追究你丢掉华北的责任。”
傅作义听完阎又文的分析后，脸上开始露出了沉重的神情，阎又文又对他说道：“如今我军已处于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包围圈内，向西撤退投靠马家军，这恐怕也是插翅难逃。”
听了这句话，傅作义脸上沉重的神情更浓了，紧接着阎又文又给他分析了第三条退路：“固守北平，负隅顽抗，可一旦双方开战，北平城必毁于战火，到那个时候，司令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逃又逃不掉，打也打不得，此时傅作义一下子瘫在了座椅上，有气无力地问阎又文：“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难道我数十万大军只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阎又文正等着傅作义这句话呢，听到傅作义询问他的意见，他赶忙说道：“为今之计，只能与共产党谈判，协助解放军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此事若成，司令必然也会名传千古。”
当然，仅靠阎又文一个人还是无法打消傅作义的顾虑的，所以他又询问了女儿傅冬菊的意见，又派专机将老友邓宝珊从包头接来。邓宝珊是傅作义十分信任的朋友，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向来很好，在他的耐心劝说下，傅作义最终决定派邓宝珊为他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1949年1月22日下午6点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对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尊重傅作义的意愿，将他任命为水利部部长，阎又文则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被安排为水利部的办公厅主任。
1961年，阎又文被调到农业部担任粮油生产局局长，次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48岁。
阎又文与妻子丁宴秋一共育有6个孩子，他临终前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给妻子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有事情找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待遇一直是按照起义将领来执行的，他临终时交代妻子有困难去找组织，可妻子听了却十分纳闷，这个组织究竟是什么组织？又要去哪里寻找呢？
而且，令阎又文的家人更不解的是，阎又文去世后不但被安葬进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周总理和薄一波都亲自送来了花圈，他的墓碑上刻着的除了生前担任的职务之外，还有一句是：“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事情都处于保密状态，所以当时闫又文的家人对此都感到十分不解。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和薄一波都曾主持过我党的地下工作，那么阎又文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我党安排在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工作者。
1938年，阎又文在潘纪文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次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就被派往了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在上级的安排下，阎又文又被调回傅作义部。
因为两人是同乡的关系，阎又文逐渐取得了傅作义的信任，官至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为我军提供了许多秘密情报，日后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阎又文始终恪守地下工作者的严格要求，就连妻子儿女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保密的需要，他的身份也没有被公开，所以他的家人才会对他葬礼上的这一系列安排感到奇怪。
因为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长期处于保密状态，这也给他的子女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比如他的子女长大参军后，由于在工作生活和训练方面都表现良好，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上级也批准了他们的入党请求，可是每一次都被卡在了政审环节。
这并非是阎又文的某一个子女，而是他的所有子女都是这样，无论是入党还是提干，每一次都是被卡在这个环节，因为父亲阎又文的身份始终调查不清楚，入党提干也就无从谈起了。
部队里也曾发函派人去阎又文生前工作的水利部、农业部调查，但是这两个部门都没有阎又文解放前的材料，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考虑到阎又文是起义将领的身份，组织上又派人去统战部调查了解，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查了好几遍，也压根没有阎又文这个人。
前去调查的人就十分奇怪了，统战部保管着所有起义将领的信息，可偏偏查不到阎又文的身份，这说明他不是统战的对象。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阎又文的级别太高，他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做到了高级将官的位置，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只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想要揭开阎又文的身份之谜，就必须找到当初负责跟他联系的那个人。
1993年的一天，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遇到了老同事王玉，恰好这两人当年都跟阎又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阎又文是傅作义的新闻官，而刘光人是傅作义开办的《平明日报》的记者，当然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过两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而王玉，他就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联系人。
阎又文的女儿曾经在刘光人手下工作过，所以他知道阎家子女无法查清父亲身份的苦恼，两人在聊天时刘光人就把这件事对王玉说了。
没想到王玉听了之后情绪十分激动，阎又文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想不到他的子女却因为父亲的秘密身份，导致入党提干政审通不过，于是王玉当即就对刘光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又对他说：“已经过了40多年了，阎又文的身份是应该解密了。”
说完这句话后，王玉又拜托刘光人将阎又文的子女都找过来，带着他们去找到了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中央最后也同意解密这段历史，阎又文的身份之谜终于得到解开，阎家子女入党提干的事情也得到了解决。
不过，当时这个信息只限于阎家人自己知道，并没有对外公开出来。
1997年的时候，一部名叫《第二条战线》的谍战剧上映，主要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艰苦奋斗的事迹。而在这部电视剧里，本应该是大功臣的阎又文，却被写成了一个大反派。
其实，这也不能怪这部剧的编剧，因为当时外界都不知道阎又文的身份。
罗青长老部长也看了这部电视剧，他当即给《北京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登报证明剧中大反派是我党特工，向人们详细介绍了阎又文的传奇故事。自此以后，人们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对革命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