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20世纪60年代，这样一首歌谣在江苏华西村周遭广为传唱。
超负荷、高强度的劳动使华西人个个干瘦，却不能改变华西村贫困的面貌，以至于周遭村庄都不愿意与华西村建立嫁娶关系。
但短短30年过去，华西村却创造了近百项“中国第一”的记录，摇身一变成了人人艳羡的宝地。
这期间，引发华西人立下实现亿元村壮志的正是天津的大邱庄。
后者在党支部书记禹作敏的带领下，凭借蓬勃的发展势头和让人望尘莫及的村级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村庄。
为此，华西村的书记吴仁宝多次赴京津考察，想要学习其发展经济的经验。
可想而知，禹作敏在当时几乎是“被捧上了神坛”。
但就是这么一位能人，几年后却落得了蹲监狱的下场，1999年临死时更是喃喃念叨着要“回家”。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捧上了神坛”？
1930年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禹作敏是家中的第三子，因父母务农，家境贫寒，他只取得了小学学历。
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在20世纪80年代却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一手把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了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引得人人前来学习和借鉴。
和江苏华西村一样，禹作敏年少时，他所在的大邱庄也受限于贫瘠的土地条件，世代贫困。当时天津到处流传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说法，可见大邱庄之落后“深入人心”。
禹作敏读完小学之后很快回到了村里，按照正常情况，他会和其他同辈一样下地干起农活，只是不同的是，禹作敏是同龄人中难得的有胆识、有干劲、有才能的人，也因此他得以进入村干部的行列，在大队里当起了会计。
后来，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得到了越来越多村民的支持，一步步成了生产队长、大队长，还在1974年被推举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随着权力的增长，他能管理的范围、能干预的事项也越来越多。
禹作敏立志要干出一番成就。以44岁之龄当上大邱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开始带领村民奋力学大寨，修台田，多耕多作，只是全队耕种400多亩田地，除去各项开支，一年到底只剩5万多元，算下来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的分红甚至只有2角钱。
这种情况，大邱庄人人都是穷光蛋，队里年年也多的是超支户、欠款户，显然，多耕多作并不能让大邱庄摆脱贫困的局面。
时间很快来到了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的日子。1977年，为赢得连任，禹作敏拍胸口作出承诺，表示“3年后一定让大邱庄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我一定自动下台。”
因此前禹作敏的确有所作为，村民选择再一次相信他。就这样，禹作敏保住了党支部书记的位置。这一次，他决意带领村民避开土地贫瘠的劣势，离开田地，转而积极发展起了工业。
此前大邱庄并没有建起任何一家工厂。禹作敏考虑到村民刘万民有过在天津一家轧钢厂工作的经历，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决定邀请他做技术支持，也在村里建起一家冷轧带钢厂。
禹作敏的这个决定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后来他拿着大队凑齐的10万块钱，从天津轧钢厂低价买来了3台二手的轧钢机，大邱庄的第一家工厂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运作。
第一年，这家工厂就实现了一定的盈利。在发现工厂净赚了27万多元后，禹作敏和大邱庄的村民们都受到了鼓舞，群策群力，在其中做了更大的投入。这也使得第二年工厂的盈利再获增长，实现了60多万元的净收益。
禹作敏将这些收益尽数投入到兴办更多的钢铁厂之上。大邱庄也就逐渐靠着这些小钢铁厂实现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为20世纪80年代大邱庄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为大邱庄经济腾飞出谋划策的“主力军”当然还是禹作敏。
早在大邱庄村民们看到发展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得到了有效的巩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甚至再获升迁，成了大队总支书记，同时还是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党委书记兼公司总经理。
随着大邱庄工业企业增长到200余家，固定资产总值超过150亿元，利润超过47亿元之后，大邱庄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首富”村。
禹作敏因为创造了这一神话，陆续捧回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最佳农民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还获得了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在1988年被推举成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
未听劝告
大邱庄从远近闻名的穷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这一巨大转变不仅引起了中央的重点关注，还引得全国各地、各村的干部纷纷动容，陆续赶来大邱庄讨教发展经济的经验。
比如，同样受限于有限的土地环境而世代贫困的江苏华西村就在听闻大邱庄的神话之后，求助于江苏省南昌市郊区人民政府，经其牵头，在1984年和包括天津大邱庄在内的其他5个全国有名的村庄的代表们坐到了一起，实现了共同交流和切磋。
如果说大邱庄是在尝试发展农业无明显成效之后将大部分力气都用在发展工业的话，那么华西村则是在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一起捋着胳膊，赤着脚，任由手上长出铜钱厚的老茧，用8年苦干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实现了“吨粮田”，促成了田地里的好生产。
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迅速崛起的奇迹还一度震动了全国，彼时江苏省委书记许世友特地亲自到华西做了考察，当众给予吴仁宝大力表扬。
也正因为如此，当地政府给予了华西村更多发展的助力，这才有了1984年，江苏省南昌市郊区人民政府牵头促成了其与天津市大邱庄的交流一事。
彼时，大邱庄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超过3000万元的村工农业年总产值，远远领先于年工业总产值还在千万左右的华西村。自感村级经济总量与大邱庄存在较大差距，吴仁宝决定亲自到大邱庄考察。
和禹作敏见面时，吴仁宝坦诚是“专门来取真经”，请其“千万不要对我们保密”。
同为村里的最高干部，如果说吴仁宝踏实肯干又谦虚谨慎的话，那么禹作敏的身上却早暴露出了许多的潜在危机。
在与禹作敏交往时，吴仁宝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发现。他察觉大邱庄的成功使得禹作敏过分自信，诸多荣誉加身更使禹作敏变得唯我独尊。
除此之外，富裕似乎也在让禹作敏变得忘乎所以。吴仁宝断定，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轨迹滑下去，禹作敏“将来很可能会出大事”。为此，珍惜人才的他还曾多次劝告禹作敏，请他一定要“头脑清醒，有自知之名，摆正自己的位置，通过彻底的自我素质的更新，完成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
为不引起禹作敏的误会和反感，吴仁宝还强调这是对他也是对自己的“共勉”。
可惜的是，禹作敏没能听进吴仁宝的劝告，也不懂得珍惜他的好意，后来落得了在狱中身死的惨烈结局。
狱中病亡
1999年，禹作敏69岁，正在天津市第一监狱度过其20年刑期的第6年。
此间，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禹作敏曾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和医院实行保外就医，考虑到他以前有过一定功绩，司法部门在其保外就医时还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和比较优厚的待遇，除有老伴陪伴外，他每天还能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
甚至1997年其母亲病故，司法部门还允许他短暂回家探望。
禹作敏因何有了20年刑罚？原来，未能听进吴仁宝劝告的禹作敏一意孤行，一直将自己当成了村里的“土皇帝”，甚至还放纵亲属、培养打手，对一切“有问题”的干部、职工、农民和学生进行了关押、殴打、电击以及审查，把大邱庄发展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多年来，有不少人被殴打致死，禹作敏也就间接犯下了多起命案。
1992年，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引起巨大关注，案发后，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犯罪贩子逃脱法律制裁，为此甚至不惜妨害公务，非法扣留刑侦技术干警，丝毫不将人命、不把国法放在眼里。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继续容忍他了。
1993年，禹作敏因犯有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等多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6年后，1999年10越2日深夜，禹作敏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心脏病发，客死于天津天和医院。
据其亲属回忆，事发前禹作敏一直念叨着要“回家”。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协商决定驳回其亲属将禹作敏遗体接回大邱庄安葬的请求，就地火化其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