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晋朝能像汉、唐那样欣欣向荣,篡权的司马氏可以博得一个好名声吗?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真的这样,毫无疑问整个司马氏的名声会好很多,司马懿就更不用讲了,毕竟他一没有亲手终结前朝,没有像李渊那样被儿子架空权力,他将会作为一名大一统王朝奠基者的身份,光鲜亮丽的被载入史册。

可能有人会说,篡权者向来不会落下好名声。但我们若全面分析史上的案例,会发现这个观点并不成立:以胜败论英雄、重视结果大于过程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司马懿前后,玩弄政治而夺取政权的大有人在,但因此而遗臭万年的却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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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的案例证明,篡权不意味臭名昭著

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端,正是以两起篡权为标志。韩赵魏三家将老东家晋国瓜分殆尽;东边的卿大夫田氏,也紧跟着把姜子牙的后人赶到了海上,让齐国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国换了主人。

但最终,这两起篡权的当事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被世人鄙视。魏国强盛一时、魏文侯魏斯被视为明君的代表;赵国横行河北,铁血赵军更是吸引了一众粉丝;齐国继续闷声发大财,以至于到了楚汉相争时,大量齐人甘愿为田氏而死。

这是司马懿之前,我们看看之后的情况:

被西方学者视为“千古一帝”的隋文帝杨坚,20年开创了开皇之治,将中原王朝的强盛推向了新顶峰。但他帝位的取得,却极端“可耻”:女婿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后,杨坚在“奸臣”的帮助下夺取了权力,其后更是残忍杀害了包括年仅9岁的宇文衍在内的北周皇室,双手沾满鲜血建立了隋朝。

唐朝、五代我们就不再赘述,北宋的建立者赵匡胤,其实跟司马氏半斤八两。后周世宗柴荣英明神武、被后世称为小太宗,一手改革禁军、整顿吏治、南征北伐,甚至让人看到了终结乱世的希望。可以说,积极向上的后周,并不是让人痛恨、活该被篡夺的政权。

同时,柴荣对赵匡胤极为信任,也像当初曹睿托孤司马懿一样,让赵匡胤作为辅政大臣照顾自己的儿子。但可惜的是,赵匡胤比司马懿心急得多,几乎在柴荣尸骨未寒之际,他就迫不及待的导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都是篡权,战国时的魏、赵、齐,泱泱大隋,封建史上的另类两宋,都在后世享受了好名声?对于政权更迭这种大事,我们的观念一向是极端务实的。天子失道,诸侯伐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篡权=不道德,这种命题并不成立;封建王朝=家天下,而对于一个家族的忠心,并不会保持太久,并且即使在王朝上升期,心怀鬼胎者也比比皆是。

结合上面的例子,一个篡权者要落下好名声,其实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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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指标满足其一,篡位者就能成功洗白

封建帝王想要青史留名,并不需要以秦皇汉武为参照物。相应指标按照困难指数,由低到高排列如下:

第一层——善待官员、贵族、士大夫、地主阶级,就像宋朝那样,与士大夫共天下。说白了就是保证统治阶层的利益,堵住那些对社会有影响力、掌控力人员/家族的嘴,将他们拉到帝王家族一个战线上。毕竟在古代,老百姓基本上是不识字的,不大可能著书立传,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光辉形象;

第二层——让老百姓过上相对好的日子。这个难度比较大,毕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政权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但如果帝王能对地主阶级无限膨胀的野心进行适当压制,依靠法制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些许约束,让土地兼并不那么肆无忌惮,在此前提下,如果没碰上严重到离谱的天灾人祸,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理论上并不难实现。

第二层——对内创新制度,推动社会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对外痛击王朝的现实及潜在威胁,拓宽中原的生存空间,万国来朝、外族对华夏文明顶礼膜拜。这样的帝王/王朝也许在当时会因为消耗人力、武力遭致一些诟病;但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长远来看,他们大多会被后世传唱,甚至会成为封建时代的象征。

对于篡权者而言,上述三项指标,如果能满足第一项,就能成为士大夫口中的有为之君,比如宋朝的赵氏兄弟;

如果与第一点不吻合,但能满足第二项,也能被世人铭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隋文帝杨坚,虽然对官员极度严苛,但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却是千年难遇的仁慈帝王;甚至隋炀帝杨广在位初期,也延续了父亲大力推行均田制的政策,力图让耕者有其田、贫者有所依;

而同时满足二、三项的帝王,在历史上是稀有物种;而在篡权者群体中,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万事总有例外,仍旧是隋文帝杨坚。被败家子接班人连累,他的开皇之治存在感较低,但就其成就而言,这一期间在整个封建史上挤得进前三:

杨坚是一位新秩序的创建者,人才选拔体系上,他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即后世科举制的雏形;

在官僚制度上,采用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在唐朝时发扬光大;

他励精图治、崇尚节俭,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善待百姓、积极赈灾,在位期间创造了人口翻番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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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