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举等同于今天的高考吗？考上好大学跟考中举人哪个更难？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又是一年高考时。每到这个时候，总有朋友拿它与古代的科举相比。

但实际上，古代的科举其实不能相对应如今的高考、研究生考试，它更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目的就是为了替封建政权选拔官员。

正式的科举分为三级，“举人”则是通过最低一级之后获取的“功名”。为了直观理解，咱们以明清两朝为例：

第一级的“乡试”，可以理解为省级考试，全国各省分开独立举办，每三年一次，由于在秋天举行，也叫“秋闱”。通过的人就被称为“举人”，其中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为亚元，第三至第五都叫经魁；

第二级称为“会试”，可以理解为全国统考，组织方是朝廷的礼部，一般在乡试下一年的春天举办，因此得名“春闱”。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这一级考试，通过后，就获得“贡生”的功名，其中第一名叫会元，第二、三名并无特定称谓；

第三级（也是最高级）就是“殿试”，顾名思义是在宫殿里举办，主考人是皇帝本人。只有贡生才有资格参与这级考试，通过之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进士”了。其中，前三名由高到低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如果某一个人在这三级考试中都获得了第一名，即所谓的连中三元：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那无疑是全天下文人的偶像。但其难度也可想而知，整个明朝，一共只有两人创造这一神迹，分别是黄观、商辂；其中，忠于建文帝的黄观后来还被朱棣除名了。而我们熟知的唐伯虎，则因为获得了本省乡试的第一名，由此获名“唐解元”。在清朝时，则有三人连中三元，分别是钱檠（qíng）、陈继昌和戴衢亨。

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秀才”，则比举人更低一级，是通过童试后获取的身份。但我们不要看到“童”这个字就觉得它很简单，实际上它由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组成，每三年举办两次，每个县能够通过的名额也就在10~40之间。

只有通过童试，才会正式成为生员；而生员必须经过岁考、科考以后，才具备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

由此可见，即使是想在正式科举中通过最低的一级、获得举人的身份，对一般人来说也不容易。

不过，虽说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但获得举人、进士的身份并不能直接被授予官职。这俩头衔只是“功名”而已，类似于今天的文凭。

有了功名，不代表能直接当官；但如果没有功名，那连当官的资格都没有。

在宋朝之前，想获得官职还有“恩荫”这一渠道，即通过家族的特权直接做官，比如把大唐王朝带到坑里的一代权臣李林甫；但自宋朝开始，即使是通过特权进入官员体系，也得经过考试才行；至于明代，内阁人员基本都是进士出身，这才有了“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入内阁”的说法。

既然获得了功名并不一定能当官，那科举岂不没什么吸引力了？实际上完全相反，即使只是通过了童试、当上了秀才，就能获得比寻常人高出不少的特殊优待。比如平头老百姓的屋门最多不能超过七尺，而秀才家可以达到七尺三；秀才见到县官不用下跪，就算他犯了罪，在革去他的功名之前，任何官员都不能对他用刑。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高考、甚至考上研究生的人，是否具备考中举人的水平呢？这个很难说，科举考试的内容跟现代教育体系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就以乡试为例，它分三场，第一场要写七篇八股文，内容围绕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第二场要写七篇政务应用文，考察与试人员的政务能力、公文写作水平；第三场则是五道试策题，验证考生对时务的见解、处理现实问题的水平。

因此，一次看似简单的乡试，就要综合考核一个人的文化、政务、时务水平，这跟如今高考完全不是一码事，反而跟公务员考试极为相似。

但我们也看到了，科举考试比较注重考核儒家经典，明清时代的“八股文”更是让人深恶痛绝。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虽然通过了科举制，但他只是个书呆子，并不举具备当官的水平？

无论在任何时代，“高分低能”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严格划定了考试范围的科举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科举制仍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

在秦汉之前，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是贵族政治，血统决定了由谁充当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而在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如何合理有效的“选官”、保证王朝的有序运行，就成了所有统治者们最关心的议题。

两汉时期实行的是“察举制”，担当这一任务的是三公九卿、列侯、郡守等中央及地方的高级官员，他们以道德、品行、才能等因素为考察标准，从平民、低级官吏当中选拔、推荐官员给朝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地设置专门负责考察人才的“中正官”，根据自己的总结、理解，把本地人才分为九个品级，随后向朝廷推荐、由朝廷量材录用。

上述制度看起来很合理、客观，但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拥有决定权的是人，而不是制度、规则；而道德、品行、才能这些指标都无法量化，更像一种主观印象，没有能够量化的客观标准；对于同一个候选者，不同的人往往会形成天差地别的评价，这就注定了无法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