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企业家梁建章在接受采访时感慨：
“中国人的综合生育成本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只比韩国低一点；中国人的生育率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只比韩国高一点。”
2023年国内新增人口902万，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社会层面上不断攀升的厌生情绪。
看到生育率逐年走低非但不急，反而一阵暗爽的反应，正在成为当下互联网语境的某种情绪概括。
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会发现人们对于婚育的话题，正在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容易破防。
教科书上印了3个小孩，会被怀疑是在催生三胎而招致口诛笔伐；一段视频有了合家欢乐的片段，评论区里一定会有充满戾气的声音：“别催了，下一个”、“又想骗我生小孩”……
但凡看到涉及家庭纠纷、夫妻矛盾的社会新闻，直接拉到底下来一句“不婚不育保平安”，并且凭借这条评论获赞无数。
最近几年，收入、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
无视这些压力，质疑厌生一代是不负责任的一代，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但是，“不生”的选择是否会成为一个开端，让人生从此走向一个不断退守的过程，则是社会转型中挣扎的个人需要凝视的深渊。
#01
人口危机，
是谁的危机
大家小的时候可能不止一次听过，中国社会的竞争压力大，是因为人太多，只要控制生育，等到人少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何以到了今天，明明人口已从13亿突破了14亿，人口危机的定义却反而从生育过多，摇身一变为生育过少？
其实生育率持续降低，最大的影响是加剧人口老龄化。目前国内60岁及以上群体的人数超过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按照当前的生育趋势，未来十年这个占比就会超过30%。
一边是逐年萎缩的年轻群体，一边是急剧膨胀的老年人群，背后社会养老体系不断承压。
参考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在接下来几年延迟退休，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生育率低下带来的变化不止于此，很多已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
今年3月，江西赣州的陈先生在妻子临近预产期后，特意跑去市区租房子，每天开车几十公里，往返于出租屋和单位之间。
换作去年，他根本不用这么折腾，因为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就在他家附近。但随着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医院从2024年3月11日起停止了产科服务。
产科不同于其他业务，一旦开设就必须保证24小时待命，毕竟随时都可能会有临产的孕妇被送来。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生育率降低，产科就会白白占据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当医院经营困难，需要裁撤某些科室来节省开支的时候，产科就会首当其冲。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幼儿园。
从2022年开始，国内幼儿园数量首次出现了1.9%的降幅，而到了去年，同比降幅立刻飙升到了5.12%。
相比城市，农村和城镇的幼儿园面临更为严峻的关停潮。
很多村镇幼儿园的入学率太低，就索性关掉，将资源整合到一家幼儿园里。周边村镇的孩子都要来上这家幼儿园，挤不进去的就得去找更远的幼儿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糟糕的循环：
社会普遍生育欲望降低，造成产科、幼儿园大批关停，而产科和幼儿园关停直接造成生养成本的增加，又会进一步抑制人们的生育欲望。
你可能会想，既然人口就此持续下降，那么当下严重内卷的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
毕竟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逻辑，就是内卷的本质是1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假设人口少一半，变成5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内卷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但这样考虑的前提是岗位不会随人口降低而缩减，但现实则是岗位不但会缩减，且缩减幅度往往大于人口下降的幅度。
随着人口下降，公司在小城市挣不到钱，就会直接关掉门店，聚焦少数几个大城市里的市场。
年轻人被迫前往大城市去打拼，到最后只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岗位和人全都扎堆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同样是卷，现在是100个人竞争10个岗位，以后则可能是50个人竞争1个岗位。
#02
从控生到催生，
个体的“工具化”
打开梁建章那段采访的评论区，能看到极具黑色幽默的一幕。
对于他鼓励生育的建议，网友们纷纷引用计划生育时期的口号来调侃。
如今被视作生育主力的80后、90后，大多都是听着这些口号长大的。
时过境迁，政策转向无可厚非，但却有必要警惕转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叙事，那就是“人的工具化”。
这个概念脱胎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的一句话：“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
具体而言，社会作为由人组成的集合，发展的本质应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工具来实现某种发展。
对多数年轻人来说，社会人口亮起红灯不算什么，毕竟他们自己的生活早就红灯闪烁。
降薪裁员的压力，996工作的强度，掏空六个钱包的房价……单独拎出一项，足以让人透不过气来，更不要说从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再腾一部分来给孩子。
尤其作为从小就在“少生”政策环境中耳濡目染的80后、90后，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整个社会催着多生，在被颠覆多年认知的同时，也更容易形成一种被作为工具的自我认知。
明明早已活得精疲力竭，还要被屡屡诘问“年轻人为何不愿生孩子”。他们在各种生养话题的评论区烙进冒烟的情绪，进而勾勒出一种集体性的厌生氛围。
正如作家梁云风说的那样：
“今天的中国，想要不掉进‘低生育率陷阱’，并不需要决策层绞尽脑汁，只需要把最简单，最朴素的需求实现即可。”
无视人们最本质的需求，只想着如何从年轻人的肚子里掏出更多生产力，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例如厦大教授赵燕菁曾建议将社保和生育挂钩，不生育的人退休后只能领基本的养老金，生育的人，养老金标准则相应乘以一个系数。
乍一看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却是，多领的那些退休金在生养孩子的成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有财力生养孩子的人不在乎多领养老金，而无力生育的年轻人，则可能索性不交社保了。其他一些建议，诸如“多生娃的优先入学”、“生孩子的给予住房补贴”，都是同样的问题。
这么做的结果，无非就是少部分本就有条件的人得到资源倾斜，大部分人直接选择躺平。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当然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但如果这意味着牺牲当下的自己，成全未来的世界，又有多少人能从容牺牲？
#03
不生很爽，然后呢？
从对催生政策的嗤之以鼻到对各种婚育话题PTSD，当代厌生叙事的背后，是年轻人不被看见的无奈与疲惫。
但对个人而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被一种叙事带着走，而在于为自己的生活寻找答案，直到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英国作家夏洛特·福克斯曾在著作《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中，基于“欲望”和“能力”两条坐标轴，将人这一生遇到的事物划分进了四个象限：
你想要且有能力得到的、你想要却暂时无力得到的、你有能力得到却又不想要的、你无力得到且不想要的。
在夏洛特看来，大部分人的生命中所充斥的，都是第一和第三象限的事物。但引导我们向上而升、直到进阶更高层次的，是那些落在第二象限的事物。
他说：“平凡人的不凡在于承认自我力量渺小的同时，又始终追逐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美好的东西。”
作为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首要因素，孕育生命这件事被赋予过诸多美好的意义。
这不是说，生育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但需要明白的是，把不生当作一种选择，和把不生当作一种割舍，本质上是不同的。
“不生孩子是不想让孩子跟自己一样当牛做马”的论调看似通透，本质上却是认定自己只能一生做牛马。
习惯性对各种挑战摆出防御的姿态，会让你不断割舍曾经视作美好的事物，割舍到最后会发现退无可退的生活里，只剩下一根网线和一部叫外卖的手机。
在没有活得体面之前不生孩子，是一种善良，但努力活得体面也是一种清醒。
我有个朋友，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央企上班。
央企的工资一般，但好在清闲，她有位同事曾在没请假的情况下，三天没来公司也没被领导发现。亲戚朋友争相给她介绍对象，觉得她做这份工作，以后能有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但她推掉了所有的相亲，还在快30岁时不顾家人反对，辞去央企的工作，转行去做外贸。接下来几年，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联系客户，还经常飞到全球各地去办展。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她是个不婚主义者。
但前两年突然发现，她不仅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跟她聊过才知道，其实她一直不排斥结婚生子。
只是当初在央企工作时这么做，她肯定会没有精力去追求喜欢的事业。如今她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各方面条件也都成熟，婚育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刻意回避的事情。事实上，哪怕依然选择不结婚，如今的她也早已有了一个人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你或许会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这样，在拼了一把后得到想要的结果。
的确如此。打开各大社交网站，你也会看到许多类似的判断：
99%的人创业都会以失败告终；
90%的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本事买得起房；
大部分人都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
这些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些正确的判断除了提供以秒为单位的情绪价值，永远不会改变你当前的生活。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往前冲一把还能有机会选择生活，躺在原地就只能被生活选择。
最后回到“中国人为何不愿多生孩子”的问题上，我的态度很明确：
基于内心去考虑这件事想不想做，基于现实去考虑这件事值不值得做，而不是急于去过一种外界所期望你过的生活，也不是在对抗的情绪湍流中一味躺平。
社会的问题不该由渺小的个体负责，但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往往才是社会发展步入正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