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
女性意识的蓬勃滋长，是人文精神中最重要的变量与增量。书写和阅读，盛放了许多对性别议题的思考，亦是对这一进程的忠实记录。
我们挑选了10本女性作品，包括经典著作以及近年来的新作，期待与女性相关的词语、句子、段落，能帮助她们拿回话语权。
《第二性》
在波伏瓦之前，“女性”没有被确切地指认为一种处境。她指出，做人与做男人之间没有矛盾，但做人与做女人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 “女性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这本书阐明了女性何以是“第二性”的逻辑：女性并非本身就“劣等”，而是女性被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男性，从而接受了“劣等”的指控。
《战争中没有女性》
长久以来，男性的战争观念、战争感受铺满了数以万计的战争作品，而这本书给男性的战争叙事挖了一个小口，喷涌出庞大的女性参军数据。在这里，战争是阴性的。
它不再关于“一些人如何英勇地打击另一些人”，女性关于战争的讲述有惊人的情感张力，经历了孕育与抚养的女性去战场杀人，比男性要艰难几亿倍。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家赵南柱选取了19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金智英”，把产后抑郁、母职压力全摊在了公众面前。
她们被蛮横地注入了“母职”，并从未被尊重。诗歌和小说赞美她们伟大，伟大得连叫苦都不应该；舆论指责她们“整天闲在家里没事做”，闲得把整个生命赌在小孩身上。
千千万万个“金智英”像铅字一样被擦掉，人们忘记了她们也曾赢过数学竞赛，忘记了逢年过节时她们也有家要回。
《凯列班与女巫：
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在很多人看来，女巫只是一个注脚式的民间传说。
“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什么和针对妇女的攻击同时发生?”这本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和数据，解答了这个问题。在欧洲及其殖民地面临市场萎缩、贸易停摆的资本主义崩溃阶段，国家试图从妇女手中抢夺对生育的控制权。
近代欧洲的猎杀女巫行动结束了，而现代社会中，针对“女巫”的污名化与审判，仍在不时发生。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从事写作被视作天方夜谭，文坛习惯于把笔递给男性。
这激怒了本书的两位作者，她们想要戳破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坛认为写作是男性独有的“天赋” 。
文学理论长久地苛责女性，贬低女性文学传统中关于月光、水流、面纱、蛛网、茶杯等的意象，女性仿佛只有不写作，才保得住“美德”。
《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
对于艺术史来说，女性总是“不够档次”。艺术展览拒绝她们，批评体系里没有她们， “自叹心比天高，奈何身为女人”。
作者翟永明从1999年开始为女性艺术家书写，小心翼翼地出版，书里的文章像水痕消失般被迅速忘记。直到十几年后，性别话题不断升温，这本书才有了关注度，并被再次出版。
就像某种互文，它和女性艺术家的天赋一样，也曾难以流通。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这本书曾引发华语世界对“熟人性侵”的大范围讨论，它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在一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性侵是如何开始的”。作者林奕含写道，联想、象征、隐喻是最危险的东西，因为施暴者可以引用整个文学史，诱骗一个文学爱好者是如此便利。
同时，“房思琪”的存在也鼓励了受害者发声，并且让人们意识到，有些痛苦就是毁灭性的，无法和解。
《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在职场、婚姻、育儿的多重夹击之下，部分女性在重新思考：什么是母亲？什么是妻子？在这些关系之间又该如何摆放自我？
为此，作者泓舟和20多位身处困境中的母亲促膝长谈。她说，每一个人的讲述都弥足珍贵，虽然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讲述会形成激励的力量，让社会重新审视、建构一些理所当然的母职问题。
《秋园》
《秋园》的视角很低，只是一个平凡女人在浩荡历史中的流离和抗争。但它所记录的，不是普通的家族史，而是长河中的一滴水，森林中的一片叶，是无数中国女性把自己投入漫漫时光的背影。女性的温柔和坚韧由此被理解。
《我想生下妈妈》
东亚母女关系，总是让人隐隐作痛：母亲曾经也是女儿，有着对自由和梦想的向往。而当她成为母亲后，似乎又会变成自己曾经厌恶的母亲形象。
作家宇佐见铃在书中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母女关系，母亲和女儿都拥有各自的不幸，但女儿兔子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是自己生下妈妈，保护她不受任何伤害。
短短几万字的小说，细腻又不失锐利，沉浸其中，竟令人分不清谁是母亲，谁是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