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食五谷杂粮，怎能没有三灾六病，但对于今天的上班族来说，且不论求医问药难，光是向单位请病假也是件麻烦事。
中国古代官员就相当于当时的公务员了，当自身的健康出了问题，他们也会向衙门告病请假、外出求医，这个过程统称“寻医”。
宋朝官员提交寻医申请后，朝廷会根据具体病情，确定给其放多少天假，以及病假期间发放多少薪俸，官员本人的朝参、晋升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宋代的官员寻医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总体上讲，它是一种既严谨又灵活、充满人性化的制度。
一、寻医制度的形成：唐朝病假一百天，宋朝病假一两年
公元1042年，宋仁宗下达圣谕，要求京师的文武百官，如果患病告假在家，至少得过一年才能上朝参政，这是古代最早的关于“寻医”行为的文献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规定针对的对象，仅限于在京都具有朝官官阶的文臣，也就是“京师朝官”，与其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叫做“京外朝官”。
“朝官”的涵义比较含混，既可以指下至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上至太师的文臣，也可以指代每天上朝下朝的所有常参官。
每天凌晨四更时分，常参官就要提着灯笼骑着马，准时赶到待漏院门口点卯，如果迟到或者缺席的话，就可能遭到御史台的弹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对于一些年事稍长的官员来说，其实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每逢风雨寒暑，就是官员称病告假的高峰期。
生灾害病是人之常情，对于官员提出告假寻医的请求，朝廷一般都不会驳回。但是在称病者当中，不乏一些趁机偷懒的人，说是外出求医，实际上却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
尤其是如果某一时期称病之人太多的话，整个朝廷就运转不下去了。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宋仁宗提出了病假至少一年的规定，意思就是想休息就让你们休息个够，但是自己的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每个人在请假之前都要掂量掂量。
到了神宗熙宁二年，这条规定再度加码，大使臣寻医，须等候两年方可朝参入选，基本确立了宋朝“两年方得朝参”的寻医制度。朝廷之所以对病假时长做出统一规范，主要是出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
大症小疾的诊断治疗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但朝廷的运转却容不得一点马虎，所以干脆在病告时间上进行统一切割，这种时限性的特点，也是寻医制度成型的重要标志。
相比之下，唐朝的病假时间则相对短一些。《唐六典》记载，大小官员告假寻医以百日为限，只要在百日之内痊愈还朝，所有的俸禄支给照常享受，但如果超出百日，不论有什么理由，一律解除官职、取消俸禄。
这一规定延至宋朝，统治者下诏“一年听参”，已经超出了百日的期限，言下之意就是，一旦离任寻医，就意味着主动放弃官籍，强化了朝廷对于在朝官员的管理。
二、寻医制度的实施：申请离任、寻医往返、就医时限、朝廷奖惩
（一）申请离任
地方官员告假寻医，大致可分为“听旨”和“保明放离”两种途径。通判以下官员，也就是州府县衙的文武官吏，必须先提请州郡长官，接受专员的“勘会”，如病情属实，即可开具保书、状文奏闻朝廷。
文书经过进奏院、通进司等部门，直至送至御前，由尚书省下的吏部统一掌管。待天子同意后，掌管百官官籍的御史台还要在名录上划掉该官员的名字，如此才可放行离任。
两宋朝廷在寻医制度上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别无规避”，不仅要求验明具体病况，还必须对病假之下的其他情况保持关注。
说直白一点就是，朝廷最关心的并不是寻医者是否患病、病症轻重，他们最担心的是有人借疾病为由，掩盖自己贪赃渎职的罪行，逃避法律的惩罚。
《宋会要辑稿》记载，峡州知府吕令问曾经批准夷陵知县韩贽胄的寻医请求，结果人走出去大老远了，才发现韩贽胄在任期间贪赃枉法罪孽深重，说是外出治病，其实是畏罪潜逃了。
天子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吕令问失职，甚至怀疑吕韩二人私底下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罚吕令问官降两级，并贬到鄂州居住。
（二）寻医往返
古代社会科学技术落后，医疗手段和资源也很有限，权威的名医和医疗机构往往集中在京师或个别几个州郡，所以寻医的官员常常需要长途跋涉，尤其是从川、陕等边疆远地而来的人，看病之前必须处理罢任交接、不远万里赶赴外地，不但十分辛苦，而且会耽误宝贵的治疗时间。
为此，宋英宗出台了一项规定，给寻医官员分派了差送的公人，还会对沿路的食宿交通费用给予补贴，最大程度减轻了寻医往返的疲劳。
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寻医期间还会得到天子的特殊优待。宋真宗年间，丰州防御使王承美患病卧床，真宗派中使携朝中最高明的太医去看望，要求片刻不离左右，用心服侍王承美的生活起居，还要定期上报病况。宋仁宗时的范仲淹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天子听闻他突患急症，十分牵挂，亲自“遣使赐药”，百般问候。
（三）就医时限
从北宋中期开始，“二年寻医制”就已经得到了普遍推行，但这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规定，具体时限上不封顶，毕竟遇到一些特别棘手的重病绝症，具体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好谁也说不清。
比如一个叫做冯侗的官员，在绍兴三十一年当选广州亭头场盐税监，不料还没赴任呢，就患上了急症外出寻医，结果一治就治到了乾道六年，花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才重返官场。
南宋时根据大小官员的官职高低，对寻医制度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庆元条法事类》记载主要有两条：其一，九品以内的文武官员，以及九品以下的武将，寻医时限从两年下调至一年。
其二，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闲散官员，手头上又暂时没有重要职事的话，那么寻医时限可以相对延长，规定可“满三年参部”。这两项调整虽然影响不大，但也是寻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现。
（四）朝廷奖惩
两宋针对官员寻医制定的《寻医法》，不论将朝参入选的时限规定为两年还是一年，都是从法律层面加以限制，以加强中央对百官的控制。
在必要的时候，朝廷可以特许某些官员提前回朝召保注授，对于臣属来说，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恩赦。
比如南宋初年，金人南下犯境，各级文武官吏都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宋高宗罕见地动用了这一条款，特许寻医者无须等待期限届满，可提前回朝参选。
在整个两宋寻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处处都能品出朝廷的奖惩意蕴，但真正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来使用的，还是在宋徽宗时期最为明显。
政和三年，博州知府辛朴一纸奏文，状告河北将领焦公衍与弟子有“奸滥之事”。结果朝廷派转运司一通详查，发现纯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完全是辛朴公报私仇的诬告行为，于是下诏“令寻医”，以辛朴体弱害病为由罢撤了他的官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医制度逐渐变成了贪官污吏的遮羞布，不少官员名义上罢官寻医，其实都是在任期间公私有过，朝廷直接弹劾又显得有伤体面，索性给个台阶下，这一点与宋人士大夫“宽仁为美”的理念息息相关。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这样一则轶事，说有个监税官受妻子挑拨，监守自盗贪污腐败。上级念其往日辛劳，下令限其在两日内自取寻医状审，其他功过不再追究。
三、寻医制度的影响：宋廷治理弊政的一项政治实践
两宋年间独特的寻医制度，是古代封建社会病告管理制度的一项创举。表面上看，寻医制度能够长期存在，是出于国家强化官员管理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官场“员多阙少”、官员参选压力大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宋朝官员的病假动辄一两年，长的甚至能达到九年，放到现在的年轻人想都不敢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宋廷为了规范官场乱象，在病告层面上做出的一项政治实践，但最终却是收效甚微。
首先，宋朝官员病假的时间虽然长，但朝廷给予的恩惠待遇却非常少。只有在百日之内按时复职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俸禄，超出就医时限的则一律要解职罢俸，这就让看病的代价和成本变得特别高。
再加上一连串的交接手续、往返颠簸，寻医简直变成了活受罪，丝毫不亚于今天的看病难、就医难。
其次，很多遵纪守法的好官清官，为了不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即便真的害了病，也不愿意走寻医这条路，而是通过“旧制”当中的祠禄制度另寻解决之道。
所谓“祠禄”，本质上属于朝廷的一种差遣外派，有俸禄和任期。换句话说就是派官员到外地出差，患病官员陈乞祠禄获得允准后，就在出差过程中自行就医，相当于主动放弃了病假，可见两宋官员已经被逼成了什么样子。
结语：
南宋以来，寻医制度已经逐渐偏离了初衷，发展为朝廷用来惩治贪官污吏的一大利器，在防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管理不善、后继乏力，官场中的一些投机分子发现了寻医制度的漏洞，将其当做自己避罪的方便之门，姑息养奸的弊政之风悄然弥漫。
寻医制度的产生和演变，是宋朝特定政治生态下的必然产物，随着大宋政权的覆灭，这项制度也永远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参考：
1、《唐六典》
2、《宋会要辑稿》
3、《庆元条法事类》
4、《名公书判清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