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军统特工得到情报：大批轴心国家的驻沪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由专列“天马号”送往南京，军统站长顾伟决定冒死炸车。
此前，汪精卫自命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准备于1940年11月20日举行“还都典礼”宣布伪政府正式开张。同时还举行《日满华共同宣言》签字仪式，并广邀在上海等待的德、意、日等“轴心国贵宾”和日本军官和特务到南京参加庆贺。
此次爆炸专列的任务，由上海忠义救国军人员配合军统苏州站顾伟联合执行。
顾伟于1917年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加入军统，后因能力突出任军统苏州站站长，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奉令后，率部在苏州车站埋置炸药，并与军统詹宗象与薛尧联系，两人负责监视。詹宗象是军统上海站的站长，而薜尧则是上海忠义救国军的副队长。
游击队事前选择伏击点遇到麻烦，因为沪宁铁路沿线，处处有日军巡逻队，而苏州火车站前后两公里之内，则更是由车站驻军严密防卫。很难有机会接近铁路放置炸药，即使放置了炸药，也很容易被日军查获。可是，他们马上发现，恰是日军重点防卫的铁路线上有“灯下黑”的地点，那就是距苏州火车站仅两公里李王庙的跨塘桥。
军统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色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300公尺，一直通到一处茂密的树林之中。
跨塘桥是日军铁道巡逻队与车站守卫队的分界处，巡逻队一路“平安无事”，看看已到警戒森严的苏州站防区，自然放下心，少走几步路，转身回去。而车站警卫也看着区内没什么事，向前看两眼就回头。于是，双方不用上桥过桥，放置在铁路跨塘桥上的炸药，就一直没有被日军的两边巡逻队发现。
1940年11月19日上午9点，日本“天马号”专列沿泸宁铁路开到苏州城外跨塘桥附近的李王庙时，詹、薛两位急忙将电钮按下，专列发生剧烈爆炸，全车炸毁。接着是一阵来自四面的猛烈枪声。
这枪声，一是来自四周的攻击，二是从倾覆的车辆残骸中没死的日军的负隅顽抗。看来，进攻方枪击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从破车厢中请死者的身份，或者可能是想冲进现场扩大战果，查清死者的身份或没收部分文件和机密。
出事地点苏州城外跨塘桥离苏州火车站不到两公里，日军救援部队乘车很快赶到现场，与顾伟率领的游击队发生激烈交火,枪战中双方互有伤亡。
日军不惜代价向游击队反击，鬼子显然不愿意让游击队冲进炸车现场。担心死人和伤员被劫走或遭补杀，更不愿意被游击队俘获车上的活人及其他机密。
日军从火力的强度及子弹的射程判断,这批进行伏击的游击队用的只是短枪而无重武器，估计是由特工组成，他们的火力远远不及日军的长枪小炮。
詹宗象与薛尧原先埋伏茂密的树林之中，负责按动电钮引爆炸药。他们完成了炸车任务，战果可观，此时撤退就是重大胜利，他们原本可以在同伴的枪声掩护下安全脱险，但詹宗象和薛尧离现场最近，他们还想到近前看个究竟，领略一下战果，或是想第一个冲进现场。
于是，他们又冒险穿出树林向现场接近，结果被日军发现，受到密集扫射，两人同时中弹牺牲，顾伟只得迅速撤退。
日军从死者手边发现他们使用的是驳壳枪。由于苏浙行动委员会主要装备的武器正是杜月笙捐献的5000支驳壳枪，因而可确定这支游击队是一支以军统特务为主的忠义救国军。
游击队方面虽然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下付出了几人伤亡的代价，也没有机会清理战场以扩大战果。但游击队还是成功摆脱日军围追而脱逃，并取得丰硕的战果。
据事后核实，11月19日这日本专列“天马号”满载着来自上海的日本军政头目和汪伪官员特务及轴心国“贵宾”，还有随车的卫队。当场被炸死的日伪人员计有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共计175人。
说日军事后经过周密侦查取证，查实这次袭击天马号的游击队指挥员，是一位名叫孟少光的少尉军官，甚至弄到了他的照片。凭此估计，本次参与伏击的战斗人员是数十人的规模。此战的稳、准、狠，堪称楷模。
“天马号”列车爆炸事件，给了汪集团最严厉的警告。他们把“喜事”办成了丧事。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单独召见顾伟，当面予以嘉勉。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伟任广州绥靖公署政工处副处长、华南地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赴台湾，2004年返回大陆深圳定居，于2016年逝世，享年99岁。致敬抗战英烈！（作者：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