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堂主。
这几天看到一个“利好”房地产的重磅新闻。
说是在进城的农民工中，购房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有支撑的。
看了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23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97亿。
这样算的话，至少有三分之二，也就是1.9亿农民工还没有买房。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就是房地产的“底”，还有1.9亿农民工的庞大市场在那举着。
高情商的说辞，房地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低情商的直白，要让农民工来接盘。
不过这期，堂主不打算聊房地产。
毕竟说不好、是不允许的。
所以就跟大家聊聊这则新闻背后折射出来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基于土地的人口管理制度，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过去因为是农业社会，土地就是各朝各代运转的根本。
农民在一亩三分地里耕作。
封建王朝在瓜分利益中拉帮结派，争来争去的、为的无非就是两个字：土地。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
可以说，谁掌控了土地，谁就可以当皇帝了。
然而到了21世纪，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早就不是只有土地了，
人口、技术、资本等都是生产要素。
若还是照搬以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你要推动城市化，那么人口流动就是大势所趋。
跟货币一样，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货币流通起来，才会产生价值。
假设你手里有五百块，如果把这500块藏起来，不去购买东西，那么这500块就失去了经济价值。
这个道理放在人口上，也是一样的。
人口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
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靠的是什么？四个字：人口红利。
再准确一点、完整一些的表述是：廉价的人口红利。
那么问题来了。
在80年代之前，我们人口也是很多啊，也有人口红利啊，为什么就没有搞起来呢？
答案其实就是：庞大的劳动力，没有流动起来。
我们建国初期，因为着重发展重工业，实行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
进入改革开放后，开始了一系列不断放开户籍制度的尝试。
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农村农业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以及跨省流动。
直到1984年，解除“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到了这时，可以说是实现“人”的自由流动。
但只是“人”的自由流动，而不是“户籍”的自由流动、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法制文萃报》2010年7月21日的头条：《户口阻碍母亲捐肝救子》，
报道了因为户籍原因孩子得重病而不得医治的事件，
就是因为在广州打工的父母、由于孩子未落广州户口，广州医院的医生不给做肝移植手术。
还有，长期关注农村社会学和农村流动人口的安微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仇凤仙，曾在《一席》中演讲说到，
农民工进城后，因为长期从事重力活，但凡有病，
第一选择都不是去医院，而是能忍则忍，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一贴。
是农民工不想治病、不想去医院吗？
显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敢去医院。
他们一踏进门，心理就会怕，怕的不是查出什么病。
而是怕查出的这个病，要花自己很多钱。
根据仇教授的统计，去过正规大医院看病的农民工，仅占11.9%
实际上，农民工也有医疗保险，就是我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
但是，新农合政策在报销和管理上面，是属地化的报销和管理。
这个“属地化”，就是和户籍制度相挂钩的。
当然了，“属地化”不是说异地就不能报销。
只是和原属地比，报销比例差了一大截。
《农业经济问题》在2022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隐性壁垒、城市融入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
里面提到：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福利仅有户籍人口才能享有，而常居人口则被排除在户籍隐含的福利之外。
你看劳务人口输出大省河南，常年有超一千万人在外打工。
很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这些农民工筑起的。
但是他们的医疗，因为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得到保障。
还有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大城市里工作。
然而，哪怕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九九六、零零七。每个月也老老实实，从工资里交个税。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作为纳税人，跟本地人比，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很多在大城市漂泊打工人的心声：为啥交的税一样，享受的待遇却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过去宁愿加大杠杆，哪怕是六点几的房贷利率，也要咬着牙上车？
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大城市的户籍，这就意味着失去所在大城市的养老、教育等待遇，
而买房，就成了享受这些资源的最佳途径之一。
既然户籍有那么多的限制，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拿出来大讲特讲呢？
一是得益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各行各业都能分到一笔羹。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累，也没有保障，
但努努力、风吹雨晒换来的报酬、是这辛苦钱可以养活在大山里的一家老小，甚至还能盖上新房子。
二是现在很多城市陆续放开落户门槛，比如积分入户、学历入户等。
像深圳、广州、就是只要是本科学历，就能申请办理入户。
不过，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徐林看来，一些城市的积分入户政策并没有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
在他看来，只要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就业，那么这个人与本地居民的贡献是一模一样的。
既为当地的GDP做出了贡献，也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贡献。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和本地的户籍人口有不一样的待遇呢？
我是赞同这种看法的。
很多人以为税收，和普通人没啥关系。
要么认为那是企业干的事，营收高的企业要纳税。
要么认为是工资高一些的上班族，每个月要交点个税。
但实际上，你每消费一次，就是在交一次税。
这方面之前在增值税那期给大家讲过了，这里不再详细展开。
概括来说：销售方只是纳税人，消费者才是付税人。
大白话就是：你扫描付的每一次款，里面都是包含了税的。
的确，单从户籍角度上看，我们的确是有2.97亿农民工。
但是，你从农名工的年龄构成来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最多，接近3成。
看到财经报道相关的文章，标题很扎心：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打工。
报道里称：中国第一批农民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并在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的人群。
这些人现在都50岁以上了，明明已经老了，可仍有相当一批没有停歇，依旧在打工。
从政策端来看，推动农民工进城，大方向是已经确定的了。
2022年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 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
提到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并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所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是一定会完成的。
只是，成为新市民的农民工，进城后要如何做呢？才能确保收入能够买得起房子？
这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正如前面说的，农民工虽然人口规模很大。
但同时，50岁以上人口占比最多，人口老龄化问题凸出。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只考虑农民工人口规模，还要结合经济规模、产业关联等诸多方面。
你看现在大力押注的”新质生产力“，农民工能不能、也从这个大蛋糕中、获得一杯羹呢？
我是堂主，这期就聊到这，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