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号，上海市数十万工农群众涌上街头，参加“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活动。
一时间，整座城市沸腾了！每条街道均是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欢乐的气氛弥漫着大街小巷。
下午4点，游行大队伍浩浩荡荡，高举标语，走在溧阳路东长治路口，却被一辆小轿车挡住了去路。
如此重大活动，竟有人胆敢不顾交通管制，以及军警们的劝阻，企图开车强行通过？真是胆大包天！
大伙愤怒之下，强行拦下小轿车，配合维持现场秩序的军警战士，连拉带拽将司机拖下车来。
嚯，怪不得这么猖狂，原来司机是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
老外被迫下车，特别气愤，甭说道歉了，嘴里还一直用英语叽里呱啦说个不停，好像是在骂人。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谁看了都来气。
大伙也不惯着他毛病，最后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将老外扭送进了派出所。
三名负责录口供的留用民警，都是旧上海政府的警务人员。
以前巡逻站岗，他们早就见惯了外国人在上海街头，那一次次威风八面的嚣张行径。所以，他们自然也不敢轻易得罪“洋大人”，一直唯唯诺诺，耐心的用简单的英语给老外解释。
谁料，这名老外更来劲了，不仅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并坚决不配合民警的询问。
一个小时过去，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老外却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越说越猖狂，越说越气愤，最后索性站起身来，掀翻了警员面前的桌子！
警员们忍气吞声，试图安慰老外的情绪，上前继续耐心解释。
老外根本不理会，嘴里叫骂着，双手不断推搡警员，一番咆哮过后，结果把警员的手表摔坏了，钢笔也弄断了，衣服也扯了个大口子……
警员们无奈，只能狼狈地逃离了审讯室，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连忙把事情报告了所长赵长卿。
此时，上海刚解放不久，国家法制法规还不健全，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人闹事的规定，更是一片空白。赵长卿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于是拿起电话请示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
李士英听到汇报，不假思索，即刻下达命令：“马上把人铐起来！先关起来再说！”
赵长卿接到命令，随即把老外给铐了起来，并关进了看守所。
这一下，老外吓得不轻，整个人似乎变老实了，情绪也稳定了，完全没了刚来时那一股嚣张劲。
不久，老外就主动交代说：他叫威廉姆·欧立吉，是一名美国人。目前是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因为下午有急事，要赶回领事馆去工作，看到前面封路，一时太过于心急莽撞，开车想强行通过路口，并不是刻意闹事，一切都是误会。
听到汇报，李士英却冷哼一声，马上回复：“新中国与美国目前没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什么美国领事！全部均按外国侨民视之！现在是美国人违反了我国交通秩序，必须接受惩罚，把他关起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上海，顿时令所有上海的新老警察们虎躯一震，挺直了腰杆，觉得特别畅快！
咱们以后有如此硬气的局长撑腰，再也不怕外国人了！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这后续工作该怎么处理呢？
对此，李士英自然有他独到的应对办法，而他之所以如此硬气，也决非一时冲动，而是始终如一，从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就能看出来。
早年，李士英是中央特科“红队”的骨干成员，长期战斗在“惩奸除恶”的革命一线，面对任何危险处境，从来就没有皱过眉头。
1912年，李士英出生在河南内黄县贫困农民家庭，自幼随父习武，练得一身好功夫，最擅长梅花拳，耍起来虎虎生风，看得人眼花缭乱，在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
1927年，李士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县委机关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和联络地方党组织。
两年后，因为叛徒出卖，李士英所在的濮阳县委领导全部被捕，数名党员和农会会员壮烈牺牲。
这起“温存固”事件中，李士英侥幸逃脱，重新找到党组织，不久被转为中共党员，赴任清丰县委团委书记。
谁知半年后，李士英再次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将李士英转移到中共区南特委担任巡视员。自此，李士英恨透了革命叛徒，发誓一定要将他们彻底铲除。
1930年，李士英奉命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跟随安子文领导的武装机构工作。
此时，北方局设在天津办事，因为国民党特务、警察、帮会以及外国势力相互勾结，欺压破坏，导致地下党组织工作举步维艰。
不久前，天津河北区多处秘密联络站被敌人捣毁，多名重要成员也不幸被捕入狱。
比较奇怪的是，中共河北区负责人李纯每次联络站出事，却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北方局领导对李纯产生了怀疑，却苦于没有证据，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天，一位被捕的同志通过买通监狱看守，带出来一封密信。信里告知党组织，李纯已经叛变，现在秘密帮助敌人，在监狱里审讯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党组织启动调查，一个多月后经多方证实，确定李纯已经背叛革命，并甘愿充当国民党爪牙，妄想寻找中共天津市委和北方局负责人的具体地址。
鉴于李纯危害极大，他存在一天，会有更多同志遇害，北方局决定铲除这个叛徒。
安子文接到命令，召集李士英等人开会讨论，决定利用李纯急于立功，迫切想找到“高层领导”的心理，将其诱至法租界处决。
这天下午，情报员故意找李纯接头联络，说“领导刚刚前来，想与他秘密谈话，请马上赴约。”
李纯不知身份暴露，立刻满脸笑容答应下来，跟着情报员进入了法租界。
等他抵达预定地点，李士英早带着行动组等候多时，一行人冲出来连开数枪，将其当场处决！
这次锄奸行动干净利落，北方局领导非常满意，想着把年轻的李士英好好培养，于是派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培训学习。
李士英在上海培训期间，因为成绩优异，能力出色，中央决定将其留在上海“红队”从事保卫工作。
不料，北平中共组织连续出现革命叛徒，无奈只能请求调回李士英，回到北方局协助锄奸行动。
李士英回到北方局。不久，上海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上海党组织遭受重创，许多投机分子趁机叛变，导致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无法在上海继续工作，被迫转移。
中共地下党组织需要新面孔，去秘密惩处叛徒，李士英紧急驰援上海。
随后，组织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对王斌、曹清澄等重大危害分子下达了处决令。
王斌叛变后，担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生性残忍，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罪不可赦。
李士英接到任务，与刘国宝、李泽才等人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却发现谁也不认识王斌，该怎么办呢？
一天，一名特科成员路过照相馆，看到橱窗里，挂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庆典集体照，连忙进去询问。
问了才知道，照相馆老板觉得照片拍得不错，特意摆在橱窗来招揽生意。
该名特科成员立刻花高价钱买下，然后交给以前负责人潘汉年辨认，终于知道了王斌的相貌特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跟踪，特别行动组找到了王斌在上海白尔路的住宅，还掌握了他的特殊活动规律。
原来，王斌比较好色，每天中午必须去嵩山路情妇家里吃饭和午休，几乎每天如此。
1932年4月22日，王斌乘坐一辆黄包车，经过维尔蒙路口之时，李士英带着队员冲了出来，拔出枪朝着他突然射击，登时一命呜呼。
任务完成后，所有队员按照原计划迅速撤离，等巡捕房赶来现场，早已消失在人海中。
另一个大叛徒曹清澄，阴险狡猾，原本在上海工会从事革命工作，自从叛变投敌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
李士英经过三个月的侦查，才得知他住在拉菲德路源顺里41号，但此人平时深居简出，难以找到下手机会。
特别行动组经过研究，决定直接上门将其击毙，结果出了大问题。
这天，刘国宝、袁立夫负责在曹清澄住宅门口监视，如果见到目标出现，立刻动手处决。李士英、李泽才作为候补，负责在外围望风掩护。
谁料，刘国宝看走眼了，开枪打了一名身穿身材、衣着都酷似曹清澄的路人，随后大伙儿紧急分头撤退。
刘国宝慌里慌张，跑到白尔路桂福里11号，准备将手枪扔入垃圾桶，赶来的巡捕恰好看见，马上将其逮捕。
李士英走到茄勒路、拉斐德路交汇路口，却发现人群里，有一人极似曹清澄，不免产生了怀疑。
为了验明正身，李士英连忙对着那人大吼一声：“曹清澄！”那人立刻回头，不停四处张望，李士英定睛一看，真的是曹清澄。
马路对面就是巡捕！曹清澄见到李士英掏出枪，吓得嘴里大喊：“杀人啦！杀人啦……”拼命朝对面跑去。
李士英快走几步，对着他的后背连开数枪，将其当场击毙。
巡捕听到枪声，吹着哨子冲了过来，李士英转身就跑，过了几条街，最后还是被抓进了巡捕房。
第二天清晨，李泽才冒险回住处取东西，不料被巡捕守株待兔，抓了个现行，同样被关进巡捕房。
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长温应星获知消息，马上写信给上海第二法院，请求引渡回己方处理。法租界巡捕房立即拒绝，认为此案发生在租界，应由自己审理。
随后，巡捕房开始严刑逼供，用尽手段让李士英等三人认罪。但是三人宁死不屈，不肯吐露半字。巡捕房无奈，只好将三人移送至江苏高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想方设法进行营救，高价聘请大律师以及知名人士史良、章士钊等为他们出庭辩护。
一年后，法院认定刘国宝、李士英是杀害王斌、曹清澄的直接凶手，分别判处两人死刑，而李泽才被判有期徒刑十九年。
三人均表示不服，当庭提出上诉。自此案子一拖再拖，两年过后，法院维持原判。
1936年，李士英在中央特科的支持下，继续上诉。最高院经过裁决，因为证据不足，最后改判李士英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判处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
1937年，日寇铁蹄侵略上海，李士英所在监狱根据上级指示，押着所有犯人给前线部队送弹药。
8月13日，犯人送弹药队伍在半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狂轰乱炸，队伍就此乱成一团，不少人被炸身亡。李士英与其他幸存者一起，在混乱之中离开了队伍。
一个月后，李士英不停打听辗转，认识了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特科成员吴成军。李士英立即写了一封要求重新工作的书信，请求吴成军交给时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
两个月后，李士英经组织安排，顺利到达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结束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
此后，李士英开始在中央党校情报班、保卫班培训学习，结业后安排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士英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只是没想到，才刚上任不久，李士英就遇到了“欧立夫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变成外交事故。
不过，李士英见多识广，充分发挥了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几天后对这起事件作了如下处理。
首先责令欧立夫立即写一份认错道歉书，并正式在报纸上公开刊载，承诺赔偿所有因自己鲁莽，违反中国交通秩序，损坏的所有公物，包括民警们的手表、钢笔等均照价赔偿，不得推脱责任。
其次，李士英以分局名义，写了一份拘留欧立夫的决定书，上报给了陈毅市长，然后刊登在《解放日报》，以此提高国民士气，同时震慑外国人的傲慢无礼。
欧立夫经过“教育”，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拘留三天结束后，交上了道歉书。
对此，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报道“欧立夫事件”，连同欧立夫的道歉书也一并刊登出来了。
美国《华侨日报》发表评论：“中国这都睡醒了的东方雄狮，开始发出咆哮了！”
司徒雷登对此事颇为感慨：“中国共产党真不好对付！欧立夫事件丢尽了美国政府的脸。”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政府拘留外国高级外交官的先河，从此刻开始。
参考资料：红色纪录片：《无声的功勋》时代新闻：《陈云点评的中共特科英雄：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红队骨干李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