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创投圈看成班级，吴同学可以被形容为“显眼包”，成绩不一定最好，但能出现在每次活动的正中央。沈同学和张同学就是学神，学神只和学神较量，其他人和他们搭不上话，他们也不需要和其他人交流。学神旁边，通常还会有学霸：

在外人看来，他们距离学神只有一个身位，似乎只要努努力就能追上去，但他们又显得总是不那么努力。

所以学神相比，学霸们通常更愿意“睥睨人间”，愿意把卷子稍微歪过来一点，让你看着点答案——这里多少有点同情分，具体卷子怎么歪、歪多少、歪多久，主动权还是在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不甘心”再次作祟，学霸们也没有耐心等你颗粒度对齐：“这一题你都不会？”

在我看来，朱同学是典型的学霸。他愿意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给同学讲中国创投这道题，语言通俗、情绪饱满，听的时候，很容易被代入节奏。但每当聊到关键，总有种“你先这样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那样，你懂了吧”的感觉。

结果是啥，一学就会，一写就废。

学霸和普通人的差别，就在这俗气的“八个字”里。学霸的这种气质，太容易成为主角了，而我们恰好处在对世界的参差极其钝感的时代里。随之而来的现实是，一群体会不到大部分人悲欢的小部分人，成为了群体的代言，而大部分人的悲欢成为“坟头许愿”，说出来有没有回应，全看算法、玄学。

“我有机会不下桌吗？”

之所以纠结起这事儿，主要是因为朱同学上了一期投中网的《超级投资家》。

朱同学具体说了什么，我就不重复了。总之您需要知道的是，这篇文章非常火——按照投中网编辑给我的说法，创造了2024年的阅读量最快增长记录——朱总聊得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认同，或不认同。

最被人们认可的，可能是他对提出刁难问题的编辑重复了几遍的口头禅：先留在牌桌上，stay relevant。

我朋友圈里很多人引用这句当转发文案，赞扬这是值得钦佩、时下最被需要的投资人精神，适合自勉。

投中那位姓董的编辑老师我认识。此人生性狡猾，他把这句话放进标题，还重复三次，形成的视觉误差是：朱同学在直呼，不下牌桌，不下牌桌，不下牌桌。

这句话越强调，我越犯嘀咕：这句话说给谁听的呢？

如果把“不下牌桌”简单粗暴地理解成“别被出清”，这句话显然包含着一个隐性的前提是：我们有选择权——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小虾米们，这是奢侈品啊。

日本金融作家Kuwabara Minoru在其专栏《平成蓝调：日本金融业在后泡沫时期中挣扎》，记录过这样一段历史：

如今人们所熟悉的日本经济泡沫时期，最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12月29日，当时日经指数达到38915点的历史新高，人们的信心因此高度膨胀，以至于在当时日本的创投市场里甚至不存在“企业信用风险”一说，因为每个人都相信风险被日本当时的“三段式系统”（银行致力于为大公司提供与保护性支持、政府确保金融机构不会陷入系统性危机）所兜底。

然而仅仅9个月后，也就是1990年10月1日，日经就直接跌破了20000点，指数回归到了泡沫巅峰时期的一半左右。到1992年，日本金融机构手中所持有的不良资产达到8万亿日元、1993年膨胀到13万亿日元，1995年膨胀到40亿美元。这种指数级的增长让金融行业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了“处置不良资产”上，但“处置不良资产”在当时的周期里终究是没有回报的业务，大量消耗银行现有资产。

最终以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银行、三洋证券公司、山一证券的连续破产为标志，金融行业开始崩溃，逼迫日本政府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1998年决定动用公共资金来扶持银行业。

说白了，1990年之后，日本金融业不是“好牌桌”。但微妙的是，此时出现了这样一组数据：

1990年到1995年，日本金融行业的就业人数持续攀升至历史新高，达到了约为263万人。真正发生“集体下牌桌”，则一直要等到1997年，金融行业的就业人数经历了“断崖式下降”。

更微妙的在于，正如上文所提，1990年后日本启动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振兴金融产业，策略包括且不限于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放松管制举，并且某种程度上饶有成效：

1996年和1999年日本经济都曾经出现过短暂复苏，其中1996年的GDP增长达到了5%，成为了G7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日本金融业就业人数却呈现出的是“头也不回”的下滑，截至到了2023年，日本的金融行业就业人数减少至大约155万人。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金融就业人数曲线，会和经济泡沫的发展曲线有如此明显的错位？1990年的日本金融小职员们难道真的洞察不到“事情似乎出现了变化”吗？为什么他们在1997年才忽然集体失去了信心？金融人比普通人更会预判，难道不是应有之义吗？

想来想去，“不下牌桌”最靠谱的答案，是朱同学说给自己听，说给团队听的。就像王建国说“一句话很押韵，就会变得很有道理”，这几个字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口号，有入脑作用，要的就是瞬间认同感，要的就是朴素的感情认同。

至于普通人，能全力以赴找到一张桌子就不错了。如果不是桌子被撤席了，谁想下来呢？

值得琢磨的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投中网：当时我们做了个总结，说你的大概逻辑是：

问：投得出去吗？答：我挺舒服。

问：募到钱了吗？答：我还有钱。

问：募得到人民币吗？答：我不想募大钱。

问：退得出去吗？答：我有利润分红。

问：什么时候能退？答：降息再说。

作为旁观者，我不想谈这俩人是否“真诚”。但字里行间的“闲庭信步”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多基金管理人无法拥有的状态。

我做过LP，也干过IR，协助很多引导基金做过GP访谈，接触了大量水下信息。最直观的感受是，很多IR跟我抱怨，三年都没有开张一只新的基金，一直困在募了又黄，黄了又开始募的循环里。

募资规模商量着来，最开始的30个亿，通常在一顿沟通后会变成10个亿，这10个亿，也有50%的市场化资金搞不定，四舍五入，也是黄了。

我之前看到一组数据，注销的私募股权管理人的数量，光2024年2月就有327家，出清比想得激烈。即使市场上还有2万多家的存量，仍然有平均2次的出手，但投资范围都在投中排名前30的区间内，连创造一个对话的场域都不可能。

留在牌桌上，何等奢侈？

我也想过另一种可能，朱总语焉不详的问答能被热捧，包括喊话对象模糊的那句“不下牌桌”能被热捧，是否是一种“投资哲学”的兴起：

是一种对“笃定”的警惕，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敬畏，以至于开始追求对“节奏感”的感知，最终不求甚解成为了需要恪守的新要求。

你看，他多次提到，消费不能放弃，宠物经济和银发经济仍然有可能性——这几个词儿在这几年，新鲜吗？显然不，甚至有点说烂了。那为什么大家念叨过很多遍的东西，在朱同学盖章之后，又能成为值得被划线的重点呢？

或许只能说，我们对所谓常识太警惕了——这是一个伪常识遍地的时代。或者说明，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低估自己的时代。

对了，昨天那篇爆火之后，经纬的张同学就从“术”的角度连续反驳了三条长朋友圈。如果您没看着，我给您摘抄点内容：

1)除非你的基金的规模非常非常的小，又能投到比较中后期的，有收入有利润能力的优质公司，且能在人家很优秀的基础上还能逼着他们签这种分红条款，然后通过分红，通过成长，利润越来越多，5年后也许你我难过把一个很小基金的规模分回来……是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去做机构化的这种投资呢?

2)如果是一个基金还是正常的规模，哪怕只是3亿-4亿美金的规模去投消费或者利润率很高的某个行业，且投中后期有收入有不错的利润，那如果人家是高速良性发展的公司，还是要把钱投入到发展里面，他为什么要分红呢?就算他同意这种分红的条款那他分红也不是100%的利润，其实很小一部分的利润能分出来，分给很多的投资人在这个相对健康牛逼的牛逼的公司里面，他一定会有很多投资人，那分到你的是杯水车薪，你把这些公司全部加起来，假设你的成功率是100%，这些钱5年也回不了你的本金啊。那怎么能算过来呢?

张同学可是凡事较真的人，是会去按照经验假设可能的人，他本能地希望结论可控。

能这样具体看到两种投资哲学交锋是一种幸运，但我记得，小时候每次考完试，老师都不让对答案，哪怕是和学霸也不行啊。

学霸，你坐下

我小时候问学霸，你怎么学习的？

学霸说，我每天就是玩儿啊！

我等学渣，信了，就坏了。

朱同学，别说了，你坐下！

每一个人在宏观变化面前，要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可以打什么牌，该改行就改行，觉得还能苟着就苟着。要承认自己是普通人，时代的大潮打来的时候，不一定你就能承接得住。

学霸的作业不是想抄就能抄的。他写是一百分，你抄，说不定就是0分处理。

里予：投中网特约作者，投资人兼畅销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