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徐阶和严嵩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嘉靖：严嵩不会问这么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看过《大明王朝1566》中的朋友，都对其中由“资深老戏骨”陈宝国老师饰演的嘉靖皇帝印象深刻。有人说他是所有影视作品中城府最深的皇帝，也有人说他是最会维持势力平衡的皇帝，还有人说他是最为“精明”与“阴险”的皇帝。这些观点都没错，完全非常符合《大明王朝1566》中对于嘉靖皇帝的人物形象设定。

不过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是需要补充的，那就是，剧中的嘉靖还是一个让自己“永远都不会犯错”的皇帝。

因为他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仅仅以敲铜磬、“猜谜语”这样含沙射影的方式暗示给自己身边的人，这样一来嘉靖便可以随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因为出了问题便会有人来替他“背锅”，而他则可以全身而退，保全自己的名望与皇权威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于是乎，当嘉靖用一副“绝对”暗示要将赵贞吉补入内阁的时候，徐阶的追问无疑犯了“大忌”，而这也让嘉靖淡淡的说了一句：

“如果严嵩在就不会问得这么细。”

如此一句简单的话，嘉靖暗暗的表达了对于徐阶刚才言行的不满，同时也映射出了严嵩为何能身居首辅之位进而把持朝局二十年之久的真正秘诀，那就是“看破”却不“说破”，而这也是嘉靖眼中，徐阶与严嵩之间真正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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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想提拔赵贞吉入内阁，却只用一副“绝对”做了暗示。

赵贞吉在御前会议上的表现，可谓是“惊艳”到了嘉靖。

在他之前，内阁的两位“大佬”李春芳和高拱也叙述了他们为嘉靖筹款修建宫殿和庙宇的方案，但他们想到的方案仅仅是“节流”，即通过缩减自己所管辖部门事务的开支来满足嘉靖的需求。

可唯独赵贞吉想到的是“开源”，也就是想其他办法来为嘉靖“捞钱”。

“历来天之道是损有余补不足。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也有富庶的省份。户部已经跟南直隶、浙江还有湖广行文，叫他们从各自的藩库里拿出一些余款，或从各自的官仓里拨出一些余粮，接济受灾和征税过重的省份。这样，户部也可拨出六十万两款项给工部。”
“回阁老，一个月前属下就已经跟这几个省份公文商量了。昨天他们的回文都来了，都愿意拨款拨粮接济，还都说了，上解君父之忧，下苏灾民之困，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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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贞吉此举可谓是让嘉靖感觉到了极度的舒畅，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猛敲了铜磬好几下，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一方面，他收获了“利”。

六十万两的工程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自己的宫殿可以继续动工建设，同时赈济灾区的款项和退还百姓的赋税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并且还不需要嘉靖自己出钱。

另一方面，他没有折损自己的“名”。

公文是赵贞吉以户部尚书的名义发出的，嘉靖即没有要求，更不是强迫，就算是下面地方督抚有不满与愤恨，骂的也只会是赵贞吉，丝毫不会波及到嘉靖身上，毫无疑问，这便使得所有的“黑锅”由赵贞吉来背，至于嘉靖则享受到的是地方官员们“上解君父之忧，下苏灾民之困”的歌颂与逢迎，进而安然自得的享受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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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嘉靖有了提拔赵贞吉进入内阁的想法，于是便拿宋朝时期的一副“绝对”做起了文章。

嘉靖： “宋朝有个人出了个绝对，叫做‘三光日月星’，愣是没有人对上，苏东坡大才子，只有他对上了，徐阁老你应该记得他是怎么对的。”
徐阶： “是。回圣上，苏轼连对了两对，第一对是‘四诗风雅颂’，第二对更为高明，是‘四德亨利元’，为避仁宗的尊讳，略去了亨利贞元的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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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幅“三光日月星”，历史上是有典故的。

北宋神宗年间，一位辽国使者出了“三光日月星”的上联，并就此洋洋得意，自认为是“绝对”。其实，这副对联要对起来确实是有难度，上联中出现了“三”，就意味着下联中不能有“三”，可后面的“日月星”却留下了三个字的位置，对多或者对少都不合适，所以他才会自认为此是“绝对”。

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当时的大才子，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并且苏轼一下子就对上了两副下联。

第一副下联是“四诗风雅颂”。

“诗”就是《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而其中的《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因而将《诗经》描述为“四诗”是合情合理，同时也正好对上了这位辽国使者所谓的“绝对”。

苏轼对出的第二副下联则是更加的精彩，“四德亨利元”。

这是引用了《周易》中“乾卦”里的“四德”，即“亨利贞元”，因为要避讳宋仁宗赵祯名字中的这个“祯”，故将“贞”字省去。这样一来，即完成了这副“绝对”，同时也是再向辽国使者传递了中原文化的精髓以及君臣尊卑的道理。

可谁知，苏轼不单单为其对上了这副“绝对”，随后还就此作诗一首：

“一阵风雷雨，两朝兄弟邦，三光日月星，四德元亨利。”

至此，这位辽国使者对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苏轼也在这场“文化博弈较量”中，不仅赢得了才智，更是赢得了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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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嘉靖说这件事情并不是要给大家做知识的科普，他的真正目的还是要对赵贞吉进行提拔。

“到底是大学士，说出来头头是道。你现在是内阁首辅，内阁眼下只有你、李春芳和高拱三个人，太辛苦了点。把苏轼省略去的那个字补上吧。”

听到这里，赵贞吉必然是内心充满了紧张与激动之情，而同样紧张的还有徐阶，他想着要做最终的确认，于是马上向嘉靖皇帝进行了追问。

“启奏圣上，臣愚钝，请问圣上，是不是在内阁添上一个贞字?这个贞字是否就在眼下几个人中?”

然而，嘉靖皇帝的回答却是颇为耐人寻味。

“徐阁老聪明，果然是聪明。如果严嵩在就不会问这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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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嘉靖也曾多次用到“猜谜”的方式进行暗示。

例如给吕芳一个“外强中空”的球，以此来说明支持胡宗宪抗击倭寇的重要性，其他内部矛盾都与之无法比拟。又或者他让陈洪去北镇抚司去给朱七、齐大柱“提醒”的时候，也只是用到了“十步之内有芳草”以及“除草”的暗示，也没有交代具体的事宜。

只不过，吕芳、陈洪等人作为与嘉靖相伴多年的近侍，自然明白嘉靖的意思，同时也知道“做就是了无需再询问确认”的“潜规则”。而作为掌管内阁二十多年的严嵩，则是更加明白其中的意义与道理，也更懂嘉靖皇帝的心思。

因此，当徐阶一番追问非要嘉靖确认是否让赵贞吉入阁的时候，嘉靖首先是惊愕，然后便是一种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毕竟在此之前的严嵩绝不会如此，这无疑是触动了嘉靖内心的一根敏感神经，瞬间感受到了徐阶与严嵩之间真正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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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严嵩，所以嘉靖皇帝便“不会犯错”。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皇帝，被评价为是“大明王朝实际上的户部尚书”，国家的收入进项以及大小开支，他都了然于胸，由此可见嘉靖皇帝对于财政的看重。这也不难理解，即便是嘉靖归为帝王，可没有钱，国家无法正常运转不说，他个人修建宫殿庙宇以求继续修仙升天的愿望也将成为空谈。

可对于嘉靖来说，让他直接参与“捞钱”是断不可能的，毕竟他一直自诩为“神仙降世”，就不应该把钱财看的过重，况且直接伸手要钱，或者说直接参与了“取之于商、取之于民、取之于官”，也将会让嘉靖自己背上深深的骂名，这对于极为看重自身“名节”的嘉靖来说，是绝对不会如此的。

于是，他选择了严嵩，或者说他是在选择与严嵩做一桩交易，他让严嵩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同时也不能忘记帮助嘉靖去完成“捞钱”的任务，并且要在适当的时候，为嘉靖扛下所有的“黑锅”。这便是严嵩之于嘉靖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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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嵩除了要为嘉靖的牟利“背锅”外，还要为嘉靖的名节“背锅”。

严嵩身为内阁首辅，而他的儿子严世蕃则管理着工部和吏部，这样的安排可谓是颇有深意。这样安排之下的工部，除了要利用各地的工程建设来为嘉靖“捞钱”外，还要为嘉靖修建宫殿和庙宇，为嘉靖服务；而吏部同样归属于严世蕃，则是让严嵩父子尽可能的把控人员的任免。由此一来，儿子严世蕃冲锋在前，老爹严嵩在后做支撑，不仅事情可以被安排妥当，所有的责任和骂名都由这父子两个承担，嘉靖也就自然而然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全自己的名声。

当然，严嵩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他还是为当时的国家培养了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的，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胡宗宪。用严嵩自己的话说，那就是：

“老臣有罪，罪在臣一身。诸臣有罪，罪在严世蕃、罗龙文、鄢懋卿，还有一些贪而无厌之人。有些人当遭天谴，有些人万望皇上保全！罪臣掌枢二十年，许多人不得不走罪臣的门路，可罪臣也没有这么多私党。有些人罪臣是为皇上当国士在用，他们肩上担着我大明的安危，担着我大明的重任。有些人身上现在还当着皇上的差使，许多事都要他们去办，也只有他们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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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嵩这样的臣子，嘉靖皇帝的是“幸福”的。

严嵩能够办事，将一切治理的井井有条，并且能够培养好官，同时也能培养出来一群贪官、坏官，这些好官恪尽职守、替嘉靖分忧解难，而这些贪官则与严嵩一起为嘉靖“捞钱”，替嘉靖“背黑锅”，到最后还成为嘉靖的“提款机”，随时随刻准备着为嘉靖“奉献”出最后的“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