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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582），结合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理论，从“个人-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和家庭的对话/妥协取向如何影响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发现，在个体认知层面，人们的健康信息关注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其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行为，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健康素养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的链式中介促进人们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在家庭沟通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驱动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通过拓展认知中介模型明晰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与其针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时通过聚焦家庭这一特定的场域证实了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家庭内部健康信息传播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
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张佳楠，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家庭是健康传播发生的重要情境。传统意义上我国家庭情境下的健康传播多为从父母流向子女的健康知识传递和信息分享（陈娟，甘凌博，2021）。互联网的发展让网络技能相对匮乏、网络健康信息搜寻和甄别能力有限的年长一代或多或少需要依靠他人（张秀，李月琳，2019），由此提高了子女在家庭健康传播中的地位，让他们成为家中长辈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健康信使，通过积极获取、评估并分享各类健康信息来满足父母的健康需求。在新冠疫情期间，文化水平、媒介素养、健康素养相对更高的年轻一代更是成为我国家庭中的健康把关人和代理人（周裕琼，杨洸，许广梅，2020）。
但所谓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在阶层化的家庭结构和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的文化规范下，人们在家庭中往往被要求服从长辈，不应质疑或挑战其权威。因此，子女在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时需要充分考虑如何避免长辈抵触和代际冲突；在面对家庭微信群里霸屏的养生谣言或父母转发的伪健康伪科学文章时，也往往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明知不应沉默却又为了家庭和谐不便驳斥的尴尬处境。随着社会转型、互联网发展及我国社会中家庭和健康问题的凸显，是否以及如何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成为不少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个体与社会范围而言，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不仅是互联网时代健康传播和家庭传播的特殊现象，也是弥合健康领域数字鸿沟和代际差异的重要方式。既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受到信息接触、个体认知、价值、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武晓立，2022；Yang & Wu，2021），但信息接触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健康信息分享，个体认知和信息处理、健康素养等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仍需更细化的研究。同时，在家庭这一特定的传播情境下，家庭因素如不同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会影响人们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也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聚焦家庭情境下子女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考虑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双重影响，基于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本土化社会和家庭关系特点，探究健康信息关注和家庭沟通模式如何影响人们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
二
文献综述
（一）“个人-家庭”视角下家庭内部的健康信息分享
家庭内部的健康信息分享，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健康信息分享，不论是通过面对面交谈还是电话、微信等方式，都是家庭中健康传播和代际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于其他信息的交流，家庭情境下的健康信息沟通容易触及两代人在信息渠道、健康信念、健康素养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冲突，更有可能挑战代际间既有的秩序和结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年轻一代数字素养的提升，子女相较于父母更善于利用各类媒介渠道获取有效的健康信息，并通过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信息反哺等方式为父母提供健康信息（宋小康，赵宇翔，宋士杰，朱庆华，2020；周敏，郅慧，2022）。这导致原本固结的社会关系在代际之间发生断裂，出现了不同于传统中前喻文化的“后喻文化”，即父母需要反过来向子女学习（周晓虹，2000）。然而，既有的健康传播研究和家庭传播研究多关注父母作为家庭中传播主体的表现和效果，却忽略了子女也能通过健康信息分享影响到父母，存在所谓“子女效应”（Child Effect）（王蔚，2020；Van den Bulck，Custers & Nelissen，2016）。因此，本文试图从子女的角度出发，在家庭这一特定的传播情境下，探究子女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个体认知因素如媒介关注、态度、主观规范、自我效能感、病情担忧、利他主义和健康素养等都能显著影响健康信息分享行为 （武晓立，2022；Wu & Kuang，2021；Yang & Wu，2021）。但值得注意的是，子女在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时未必能顾及父母的情感或“面子”需求，甚至可能因为两代人的认知不对等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导致子女在家庭健康信息沟通中扮演着“期望违背者”或“分享犹豫者”的角色。要平衡这一复杂的家庭关系，就需要考虑家庭因素（如家庭氛围、家庭亲密度、代际沟通模式等）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以家庭为媒介域，从“个人-家庭”视角出发，结合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理论，聚焦健康信息关注、信息认知中介和家庭沟通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人们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实践，从而搭建起一个更全面、复合、立体的分析框架。
（二）个人认知因素：健康信息关注对健康信息分享的影响
健康信息分享是推动健康信息传播的必要环节。本文将所有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定义为健康信息，如医疗、养生、疾病、营养、治疗、运动、减肥等都包含在内。目前，国内外的健康信息分享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学者们发现，个体需要经历信息认知、情感态度等一系列过程，才能驱动健康信息分享行为（Bao，Hoque & Wang，2017；武晓立，2022）。而媒介和信息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对媒介健康信息的关注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改变或强化个人的健康认知，进而推动健康信息分享（Liu，Yang & Sun，2019；Wu & Kuang，2021）。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正向影响其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行为。
除了直接作用外，健康信息关注对健康信息分享的影响也可能通过认知中介的过程发生。认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认知中介模型最早是学者Eveland（2001）在研究政治新闻的知识获取时提出的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新闻学习理论模型，后也被应用于媒介关注和使用如何影响态度形成的研究（Li & Bautista，2021）。认知中介模型认为，人们往往会基于某种动机对媒介信息予以关注，继而引发人们对媒介信息的思考和加工，这种思考和加工最终将有助于知识的获得和行为的改变（Eveland，2001）。而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媒介接触和信息关注获得知识并影响其行为就是由其对媒介信息的思考和加工或者说对信息的精细处理（elaboration/elaborative processing）决定的。信息精细处理，即个人将新信息与既往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信念进行整合处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活动，是认知中介模型的核心变量（Eveland，2001；Eveland & Dunwoody，2002）。信息精细处理的直接前因是信息关注（Eveland，2001）。没有信息关注，信息就不可能成为个体意识的一部分。既有研究证实，个人的信息关注会影响其对信息的精细处理（Lee，Ho，Chow，Wu & Yang，2013；Lin，Li & Bautista，2017）。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正向影响其对健康信息的精细处理。
尽管原始的认知中介模型探讨的是媒介关注直接或间接通过个人的信息精细处理对客观知识的影响（Eveland，2001；Lee，Ho，Chow，Wu & Yang，2013），但正如该模型的提出者Eveland（2001）所说，认知中介模型需要在知识之外拓展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其他变量。因此，有必要考量哪些变量和知识一样，既可以作为信息关注和信息精细处理的结果，也可以作为行为的预测因素。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思路和发现（Zhang & Yang，2021），将健康素养加入到认知中介模型中，从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见图1）。不同于一般的健康知识，本文所考察的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能运用的与健康相关的一般性知识素养，及个人认为自己寻求、发现、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解决健康相关问题的能力。健康素养既可以作为健康知识的前因，也可以囊括健康知识，还可以作为健康知识发展的结果（Gellert & Tille，2015）。既有研究发现，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关注、健康信息精细处理正相关。本文遵循认知中介模型，关注的是后一种影响路径，即健康信息关注和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对健康素养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正向影响其健康素养。
H4：个人对健康信息的精细处理正向影响其健康素养。
更进一步的，健康素养被发现与人们在家庭中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紧密相关（Edwards，Wood，Davies & Edwards，2015），故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个人的健康素养正向影响其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
（三）家庭因素：家庭沟通模式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Mcleod和Chaffee（1972）提出家庭沟通模式理论（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eory），将家庭沟通模式划分为社会定向（socio-oriented）和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ed）两个维度，以探究家庭沟通环境对子女认知现实及社会化的影响。之后，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修订了家庭沟通模式，改用对话取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妥协取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两个维度。其中，对话取向指家庭成员间分享彼此观点、感受和信仰的程度——高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鼓励所有家庭成员广泛、无限制地相互交流，家庭成员相对平等，沟通频率较高；低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讨论的话题十分有限，互动频率较低。妥协取向则要求家庭成员在观点、信仰和态度上要保持一致，在代际背景下意味着家庭成员需服从家中的权威人士——高妥协取向的家庭强调家庭成员要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在互动中避免家庭冲突，在长幼有序的家庭等级观念影响下更是要求子女表现出对父母的服从；低妥协取向的家庭则允许家庭成员有不同的价值观，鼓励独立性和异质性（Ritchie & Fitzpatrick，1990）。总体而言，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此消彼长，呈负相关关系（Koerner & Fitzpatrick，2002）。家庭沟通模式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从意义建构的角度直观描述家庭沟通实践，并将之用于预测和解释家庭内外的各项行为、现象和结果（Koerner & Schrodt，2014）。
研究发现，家庭沟通模式会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环境感知、心理状态、信息处理能力及信息沟通实践（Schrodt，Witt & Messersmith，2008）。本文关注的健康信息分享，本质上是子女与父母就健康话题开展的信息沟通和家庭交流，其特殊之处在于这类信息的分享可能有违父母的健康观念、挑战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在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孝道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会导致人们在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时选择“知难而退”抑或是“明知故犯”，这一点十分值得探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a：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正向影响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
H6b：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负向影响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
基于以上所有研究假设，本文在“个人-家庭”视角下构建了健康信息关注和家庭沟通模式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模型（见图1）。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文基于在线调研平台“Credamo（见数）”邀请分布于全国各地，具备健康信息接触及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能力的成年人填写问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研究所关注的群体分布广泛，以研究者之力难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概率抽样获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故最终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式通过覆盖中国所有省市和地区的商业化在线平台获得数据。为了尽可能达到最理想的样本，研究采用了一定的限制条件通过平台的简单随机抽样向目标人群推送问卷。具体来说，研究利用“Credamo（见数）”平台的“数据集市”功能，邀请该平台的注册会员填写问卷。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及样本代表性，问卷仅允许历史采纳率不低于80%、平台信用分80及以上的用户填写，且1千米范围内仅允许一人作答，限制同一IP只能作答一次。问卷开头设置了甄别项，从未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如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在线新闻平台及门户网站、音视频平台等）主动关注或被动接触健康信息的答题人，及无法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答题人被直接剔除。最终回收问卷620份。去掉填答时间过短、有缺失值、连续填答相同答案、答案分布均匀及未通过注意力测试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582份，有效回收率为93.87%。
（二）变量测量
健康信息关注。参考既有研究对健康信息关注的测量（张迪，古俊生，邵若斯，2015；Zhang & Yang，2021），本文从主动获取和被动接触两方面，基于5级李克特量表（1=从不，5=总是）询问被调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关注通过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广告等）、在线新闻平台及门户网站（如新闻网站、新闻APP、今日头条、搜狐、网易等）、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和音视频平台（如抖音、B站、喜马拉雅等）被动接触到的健康信息，及其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搜索引擎（如百度等）、在线新闻平台及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和音视频平台主动搜寻并关注健康信息。八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健康信息关注得分（M=2.75，SD=0.82，Cronbach’s α=0.86）。
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参考前人对新闻/信息精细处理的测量（Eveland，2001；Zhang & Yang，2021），本文基于5级李克特量表（1=从不，5=总是），询问了被调查者通过媒体获取健康信息时对信息的认知处理程度，包括4个题项：（1）当我遇到媒体上的健康信息时，我会停下来思考一下；（2）我会关注并认真分析通过各类媒体获取的健康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3）我通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获取到的多条健康信息联系起来；（4）我经常会将自己从健康信息中学到的知识与个人经历/生活联系起来。四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健康信息精细处理的得分（M=3.24，SD=0.88，Cronbach’s α=0.80）。
健康素养。本文借鉴数字健康素养量表（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Norman & Skinner，2006），使用并改编了其中的5个题项，包括：（1）我知道生活中常用的健康知识；（2）我知道如何利用媒介（如传统媒体、在线新闻平台及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音视频平台等）查找有用的健康信息；（3）我知道如何利用媒介（如传统媒体、在线新闻平台及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音视频平台等）寻求健康问题的解答；（4）我知道如何利用获取到的健康信息帮助自己和家人；（5）我可以分辨接触到的健康信息的质量高低。该量表测量了公众对自身的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利用方式、质量把控、健康决策的能力的评判，因此是一种主观认知的健康素养。测量基于5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使用题项均值作为被调查者的健康素养得分（M=3.28，SD=0.87，Cronbach’s α=0.80）。
家庭沟通模式，包括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两个维度。基于既有研究（龚婉祺，郭沁，蒋莉，2021；Koerner & Fitzpatrick，2002），本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使用以下5个题项测量对话取向：（1）我经常告诉父母我的想法；（2）我和父母经常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情绪；（3）我很喜欢和父母聊天；（4）我和父母经常谈及未来生活的计划和希望；（5）我经常会和父母分享每天的生活。五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对话取向家庭沟通模式的得分（M=3.82，SD=0.86，Cronbach’s α=0.90）。对妥协取向的测量采用以下5个题项：（1）父母希望我能无异议地顺从；（2）我家通常是父母说了算；（3）父母会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生气；（4）在家时，我被要求遵守父母制定的规则；（5）父母经常说类似于“长大以后你就明白了”这样的话。基于5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五项得分相加取均值后为妥协取向家庭沟通模式的得分（M=2.57，SD=0.87，Cronbach’s α=0.84）。
针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参考既有文献（Wu & Kuang，2021），本文采用以下4个题项测量人们通过当面交谈、微信转发、微信群分享、电话、音视频通话等方式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欣慰：（1）与父母分享日常保健信息（如养生、饮食、锻炼等信息）；（2）与父母分享针对特定疾病的健康信息（如疾病原因、疾病症状、疾病诊疗及预后等）；（3）与父母分享就医信息（如医院、医生、挂号、就诊等）；（4）与父母分享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健康信息（如对健康谣言进行辟谣等）。测量基于5级李克特量表（1=从不分享，5=每周多次）展开，使用题项均值作为该变量的得分（M=3.23，SD=0.86，Cronbach’s α=0.79）。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家庭年收入，及父母情况，如父母年龄、父母健康状况。
（三）信效度检验统计
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测。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7，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8，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所有因子载荷数值均高于0.6，各变量的收敛效度（AVE）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区分效度反映了不同变量的测量项之间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较好。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系数均未超过0.8这一阈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1）。综上所述，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表1所显示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也为接下来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四
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
研究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在性别上，男性占46.7%，女性占53.3%。在年龄上，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7.2岁（SD=7.5），且多集中在35岁以下，趋于年轻化。在受教育程度上，以大专和大学本科（75.8%）学历为主，高于实际的全国人均学历水平。在家庭年收入上，38.1%的家庭年收入介于15万到30万元间，24.4%的家庭年收入介于7万到15万元间，接近实际的中国家庭收入分布情况。就父母情况而言，研究样本中78.5%的父母年龄超过50岁，大部分父母（71.5%）身体健康。综合各项人口统计学特征，本研究的样本主要偏向于年龄较小、学历较高的青年群体。且由于网络调查的关系，样本受限于网民，与我国人口总体特征有一定的出入。
（二）结构方程模型及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模型，明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路径，本文选择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经拟合，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率x2/df为2.97（＜3）；NFI、AGFI和CFI分别为0.908、0.901、0.935，均大于0.9；RMSEA值为0.077（＜0.08）。拟合模型能够解释作为因变量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变化的55.7%（R2=0.557）。综合以上数据可知，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数据的整体契合度较高，模型适配度良好，可以进行假设检验。基于路径分析，提取显著的路径系数，得到如下变量关系（见图2）。
从图2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在个体认知层面，健康信息关注能够直接正向健康信息分享行为（β=0.265，p<0.001），也能够通过健康素养（β=0.431，p<0.001）间接影响健康信息分享行为（β=0.350，p<0.001），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β=0.510，p<0.001）影响健康素养（β=0.140，p<0.05）继而影响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因此，研究假设H1到H5均得以验证。在家庭沟通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显著正向影响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β=0.354，p<0.001），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不显著（β=-0.035，p=0.423），故假设H6a成立，但H6b不成立。此外，比较图2中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各路径系数可知，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β=0.354，p<0.001）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明显高于个人认知层面的健康素养（β=0.350，p<0.001）和健康信息关注（β=0.265，p<0.001）；而在个人认知层面上，健康素养（β=0.350，p<0.001）比健康信息关注（β=0.265，p<0.001）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直接影响更强。
为进一步检验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及健康素养在健康信息关注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之间的中介效果是否显著，本文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5000次，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家庭年收入及父母年龄和父母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得到中介效果的信赖区间和显著水平以及标准化估计值与其标准误结果。由于AMOS 24.0软件只能直接检验单一中介效果，对多个中介效果的检验只能通过在语法栏中创建相应代码实现，故本文对链式中介效果的显著性检验通过语法代码实现。结果表明，健康信息关注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可以通过健康素养（β=0.088，Boot SE=0.018，z=4.874，95% CI=[0.050，0.120]）的中介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β=0.019，Boot SE=0.007，z=2.863，95% CI=[0.006，0.033]）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由此，在个人认知层面，健康信息关注通过健康素养或通过拓展后的认知中介模型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路径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社会转型与数字化浪潮给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健康信息沟通带来新的变化。近年来，子女在家庭健康传播中的作用逐渐被看见（周裕琼，杨洸，许广梅，2020）。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子女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个人-家庭”视角切入，基于线上问卷调查（N=582），结合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理论，考察并验证了健康信息关注、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沟通模式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效果和路径机制，为指导家庭沟通与健康传播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的主要发现
第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现象十分普遍。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曾与父母分享过健康信息；人们会通过面对面交谈、微信转发、微信群分享、电话、音视频通话等方式与父母分享日常保健信息、疾病相关信息、就医信息及健康辟谣类信息等（M=3.23，SD=0.86）。这一结果反映了当前中国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健康信息支持，也呼应了学界广泛关注的文化反哺和数字反哺现象（龚婉祺，郭沁，蒋莉，2021；周晓虹，2000；周裕琼，2014）。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引发了代际间的技术代沟、信息代沟及健康认知代沟。如何改善数字弱势群体在健康信息方面的劣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反哺”正是家庭内部针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年轻一代可以通过健康信息分享这一反哺的方式帮助父母弥补其在数字技术和健康信息的获取、采纳、使用和素养等方面的劣势。这对弥合健康相关的各类代沟意义重大。
第二，个人认知是影响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重要因素。研究肯定了健康信息关注的必要性，更强调了个人在健康信息关注的基础上对健康信息的思考、整合和加工处理程度，及由此产生的健康素养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在个人认知层面，健康信息关注能够直接正向影响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也能通过健康素养间接提升其信息分享行为，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影响健康素养，进而促使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
首先，健康信息关注是健康信息分享的重要前因。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Liu，Yang & Sun，2019；Wu & Kuang，2021），本文发现人们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更重要的是，本文的研究发现突出了健康信息关注对个体认知和行为形成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型塑个人认知，还在于通过认知最终影响行为。与认知中介模型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Zhang & Yang，2021），本文发现人们的健康信息关注正向影响其健康信息精细处理（β=0.510，p<0.001）。换句话说，更积极地关注健康信息促使人们更深入细致地思考、理解和整合各类健康信息。针对这一结果的潜在解释是，关注健康信息的人面对的往往不仅仅是科学的健康知识，也可能是精心炮制的健康谣言（disinformation）或具有误导性的错误的健康信息（misinformation）。事实上，人们越是关注健康信息，越有可能遭遇健康谣言或错误的健康信息。因此，十分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信息精细处理以避免健康谣言或错误健康信息的影响，继而将去芜存菁的健康信息分享给父母，帮助他们规避风险。此外，研究发现健康信息关注能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β=0.431，p<0.001），并继而促使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β=0.359，p<0.001）。可见，人们越是关注自己主动或被动接触到的健康信息，就越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健康素养，也越有可能向父母提供有价值的健康信息。
其次，研究结果证实了健康信息精细处理的重要性——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关注健康信息提高自身的健康素养，进而更多地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由其对健康信息精细处理的程度，亦即个人的信息处理模式决定。传统的认知中介模型提出并检验了媒介关注和信息精细处理对知识的影响（Eveland，2001）。本文拓展了传统的认知中介模型，用素养替代了知识，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对健康素养（β=0.140，p<0.05）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说明，人们对健康信息的精细处理程度越高，亦即当人们更深入细致地对关注的健康信息进行思考、整合和加工时，其健康素养越有可能得到提高。如果说传统认知中介模型中的知识是对事实知识（factual knowledge）的认识和使用，那么本文使用的健康素养则涉及更多维度，是对知识、能力、态度的综合与超越。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健康信息精细处理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对传统认知中介模型所提出的事实知识的提升，而是对个人健康知识水平、健康意识、健康信息评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全面提高。
最后，人们的健康素养越高，就越有可能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路径系数显示，在健康信息关注基础上经由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后发展而来的健康素养（β=0.350，p<0.001）比单纯的健康信息关注（β=0.265，p<0.001）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更强，说明关注健康信息固然重要，但在关注的基础上对健康信息进行认知处理并进而将其转化为内在的健康素养更有利于推动人们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对应到实践层面，这意味着如果要推动人们更积极地为父母提供健康信息，需要从提高个人的健康素养着手，而非仅仅依赖健康信息的推广和人们对健康信息关注的提升。研究还证实了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在健康信息关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从而在我国的家庭传播和健康传播语境下拓展了认知中介模型，在个人认知层面厘清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与其针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之间的内在逻辑，强调了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在其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家庭内部健康信息传播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家庭沟通模式对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不容小觑。路径系数显示，作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直接前因，家庭沟通模式中的对话取向（β=0.354，p<0.001）比个人认知层面的健康信息关注（β=0.265，p<0.001）和健康素养（β=0.350，p<0.001）影响力更强。既有研究在探讨健康信息分享时，往往更关注信息因素（如信息质量、信息价值等）、个体因素（如人口统计学特征、态度等）和社会因素（如社会支持、主观规范等）的影响（赖胜强，唐雪梅，2017；武晓立，2022），而较少关注情境因素的作用。本文发现，家庭情境因素如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比个体认知相关的健康信息关注和健康素养更有利于促进人们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也就是说，在强调平等和对话的家庭沟通模式下，人们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与父母分享有价值的健康信息。这一发现对我国健康领域的家庭沟通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虽然我国社会的家庭关系日趋平等和民主，长辈权威在核心代际关系中有所减弱（麻国庆，2023），但父权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孝道文化仍在今天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依旧是大多数家庭遵循的基本精神，而此种“家和”可能会以压制家庭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意见或是以对分歧保持沉默的方式来实现。在家庭健康传播中，冲突难以避免。例如，中老年人较易相信健康谣言（张秀，李月琳，2019），而子女若分享辟谣类信息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形成意见对抗。但如果一味压制子女的意见，让他们保持沉默，显然与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背道而驰，也不利于代际间的健康信息分享。因此，从家庭沟通模式的角度出发，如何在家庭中搭建对话的桥梁对于促进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弥合健康领域数字鸿沟和代际差异、提升长辈健康素养、加深家庭情感连接有着积极的意义。研究还发现，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健康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不显著（β=0.006，p=0.888）。这可能是因为，如果代际间对某一话题持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和态度，那么妥协取向对家庭沟通的抑制作用就相当有限（Hays，Maliski & Warner，2017）。且虽然代际之间因健康话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不少父母对代际间健康信息交流仍保留着较为开放的态度，甚至主动向子女寻求健康信息支持（张大伟，谢兴政，2020），因此妥协取向对家庭内部健康信息分享可能失去影响效力。
（二）研究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对象的创新。本文立足健康传播和家庭传播的交叉领域，聚焦我国家庭中子女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这一重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从健康传播的视角出发，以往对健康信息分享的研究多关注正式交流（如医患沟通），而较少着眼于家人朋友之间非正式的健康信息互动（Cline，2011）。虽然家庭场域下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健康信息交流和分享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宋小康，赵宇翔，宋士杰，朱庆华，2020；周敏，郅慧，2022），但系统地针对家庭中代际间的健康信息分享，特别是基于子女的立场探究其如何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从家庭传播的视角出发，目前国内的家庭传播研究多以家庭整体为研究单位，考察媒介在家庭情境中的使用及新媒体对家庭人际交往网络的拓展和重构（吴炜华，龙慧蕊，2016），在家庭传播视角下对个人层面信息沟通的关注有限。即使涉及个体相关的家庭代际传播也多聚焦数字代沟、技术反哺等（林枫，周裕琼，李博，2017；周裕琼，2014），较少涉及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健康信息分享这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问题。第二，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拓展。认知中介模型起源于政治传播研究。本文拓展了认知中介模型，创新性地将健康素养纳入到模型中，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素养与原始认知中介模型中的知识一样，既可以作为信息关注和信息精细处理的结果，也可以作为行为的预测因素，从而推动了认知中介模型的发展。同时，本文把认知中介模型置于我国家庭代际间健康传播实践的场景中，有助于反思和推进该理论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及其对代际传播、健康传播、家庭传播现象的解释力。这也是本文的理论贡献之一。第三，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个人-家庭”视角切入，将家庭这一情境因素置于与个人认知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察两者对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影响。家庭是健康传播发生的重要场景。本文有关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影响的发现尤其值得关注。结合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该研究结果提示了家庭情境对代际间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也说明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家庭话语结构，强调平等和对话的家庭沟通模式更有利于调动人们在家庭中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积极性。这一发现对我国家庭情境下的健康传播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证实了家庭沟通模式这一来自西方的家庭传播领域的经典理论在我国语境下的家庭传播和健康传播研究中的适用性。这构成了本文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总体而言，本文拓展了家庭场景下代际间健康传播研究的思路，有助于推动人们更深入地思考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如何影响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也为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如何进行健康传播决策、弥合健康领域的数字鸿沟和代际差异，从而通过全家健康实现全民健康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
本文的不足之处包括：第一，出于研究可操作性的考量，本文只关注了人们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鉴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复杂性，人们也可能与祖辈或其他旁系长辈分享健康信息。且在健康信息分享上，也可能存在犹豫型、回避型行为。未来的研究可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对家庭中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考察。第二，本文采用非概率抽样的在线调查，使得研究样本主要偏向于年龄较小、学历较高的青年群体。在理解本文的研究发现时需充分考虑这一点。对于数据存在的不足，也期待后续研究能予以弥补。第三，现实生活中，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和社会背景的人在健康信息关注和健康信息分享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未来的研究可针对特定人群、特定背景（如新冠疫情）等展开研究。第四，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信息本身，也与情感沟通和家庭关系建构有关。未来的研究也可从情感角度介入考察家庭内部的健康传播现象。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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